四 孙权与会稽虞魏、吴郡顾陆诸大族的关系
孙氏诛戮吴会英豪的风波过去以后，孙权急于吸收宾旅之士以壮大自己，保全江东。同时他还要考虑如何采取措施，逐步消除吴会大族的顾虑，取得他们的支持，以图维持久远。 建安中，孙权群吏已有不少参用江东人士。《三国志·吴书·步鹫传》载领川周昭论孙权用人曰：“昔丁諝出于孤家，吾家由于牧竖，豫章（按指顾邵）扬其善，以并陆、全（按指陆逊、全琮）之列。是以人无幽滞而风俗厚焉。”这是说居位的大族人物敢于从江东下层拔推人才，而孤寒士人亦借大族之援而得以出仕孙权幕府。武职之中，也出现了一批江东的高层人物。孙权还留意联姻大族，辟大族为郡掾以行郡事，这些都是调整关系中很起作用的因素。 不过，江东大族真心转向孙权，毕竟需要一个过程。一般说来，在建安中这个阶段，大族名士既不拒绝出仕，又保持某种距离；孙权对他们则是既使用，又防制。孙权与其时大族代表人物会稽虞、魏和吴郡顾、陆之间，就是这种关系。 陈琳为曹操作《檄吴将校部曲文》，很重视会稽虞、魏，在谴责孙权诛戮周、盛门户之后，转向虞、魏说话，争取他们反吴迎曹。大概由于北国传闻虞、魏状况并不准确，而虞、魏人物的某些不幸遭遇此时又还没有发生，所以《檄》中庆幸虞、魏子弟尚在，要求他们报汉德以抗孙吴，而没有以挑拨之言责备孙氏。其实，虞魏大族代表人物，在此阶段中是一时见用，终于被谴；见用不至于为股肱腹心，见谴也不至于公开杀戮。虞翻、魏腾都是显例。兹以陈琳《檄》中提及的人物为线索，考辨虞、魏诸族有关事迹如后。
虞氏 《檄》曰：“虞文绣砥砺清节，耽学好古。”文绣之名，《文选》注家末详；《义门读书记》卷二八判为虞歆，即虞翻之父，是。《三国志·吴书·虞翻传》注引《虞翻别传》，翻上奏孙权，有“臣先考故日南太守歆”之语。《北堂书钞》卷一O二“文肃不虚”，注引《会稽典录》，谓“虞欲字文肃”。左思《吴都赋》“虞、魏之昆”，李善注：“虞虞文秀。”据上举，虞歆之字，有文绣、文秀、文肃三种说法，或音近，或形似，可以通假。秀字为光武帝讳，《说文》不书，《玉篇》始录。作为汉人虞歆之字，文秀可以排除。但文绣、文肃，则不知以何为正。
虞歆子虞翻，字仲翔，先仕王朗为郡功曹，后降孙策，仍为郡功曹，策待以交友之礼。他仕孙策尽心力，家族未受孙策摧残，直到陈琳作《檄》时犹未罹祸难。所以《檄》有“闻魏周荣（详下）、虞仲翔各绍堂构，能负析薪”之语。《虞翻传》孙策曾以“为吾萧何守会稽”许虞翻。《虞翻传》注引《吴书》，孙策死，从兄孙暠与孙权争夺继承权，“整帅吏士，欲取会稽”；又引《会稽典录》虞翻说孙暠曰：“讨逆明府①不竞天年，今摄事统众，宜在孝廉。②翻已与一郡吏土婴城固守，必欲出一旦之命，为孝廉除害，惟执事图之。”虞翻曾为孙权立功于关键时刻，当是孙权没齿不忘之事。孙氏兄弟之视虞氏，自然与视周、盛截然不同。 ①孙策正式官衔为讨逆将军，会稽太守，故称讨逆明府。 ②孝廉指孙权。《三国志吴书朱治传》治为吴郡太守，察孙权孝廉。 但虞氏会稽首望，五世传《易》，宗族强大，为世所重。虞翻本人贵胄公子，能文习武，秉性“狂直”，①傲上不羁，孙权不可能期望他长久与自己相得。所以建安以来，他终于被孙权两度贬嫡。其本传日：““翻数犯颜谏争，权不能悦；又性不协俗，多见谤毁，坐徙丹阳泾县。”又曰：“翻性疏直，数有酒失，……权积怒非一，遂徙交州（按，治今广州） ”，复徙苍梧猛陵（按，今梧州西），在南土十九年，竟死徙所。虞翻谓：“自恨疏节，骨体不媚，犯上获罪，当长没海隅，生无可与语，死以青蝇为吊客。”他自知获谴之由在于犯上。他引青蝇为喻，暗示有人谗毁。 ①《三国志·吴书·诸葛瑾传》。
虞翻久徙不得归，并无确实罪名。我认为主要是孙权以曹操疾视孔融的心态对待虞翻。
虞翻与孔融交好，曾以所著《易注》示融。孙权酒后曾欲手剑击虞翻，大司农刘基（刘繇之子）谏阻，孙权曰：“曹孟德尚杀孔文举，孤子虞翻何有哉！”由此可见，孙氏杀戮英豪，废徙人物，与北方曹氏一样，都是出于惧其“乱群”，棋其“恃旧不虔”。名土矫时傲物，激扬风气，虽有时可能为时主所用，但终于为时主所忌讳，为皇权之所不容。虞翻之获谴，江东一些与虞翻类似人物之获谴，应从这个角度来理解。
魏氏 《檄》谓：“近魏叔英秀出高峙，著名诲内，虞文绣批项清节，耽学好古。……闻魏周荣、虞仲翔各绍堂构，能负析薪。”魏叔英、魏周荣都是会稽魏氏在东汉末年的代表人物，但《文选》李注未详其名，亦未详二人关系。 据《后汉书·党锢传·序》及同书《魏朗传》，魏朗，上虞人，字少英，河内太守，名列八俊，死于党锢之狱。《三国志·吴书·虞翻传》注引《会稽典录》载朱育所述虞翻答王朗之问论会稽人物，有河内太守上虞魏少英，与上引《党锢传》同，当即《檄》中的魏叔英。少、叔声同义近，可以通假。《檄》调魏叔英“秀出高峙，著名海内”，与魏少英列名八俊，死党锢之狱的事迹亦可配合。 《吴都赋》“虞、魏之昆”。李善注曰：“魏，魏周。?”此魏周当有脱字，应即《檄》中之魏周荣，疑周荣当为其人之字，而非其人之名。《檄》以魏朗（叔英、少英）与虞歆（文绣、文秀、文肃）为辈，又以魏周（周荣）与虞翻（仲翔）为辈，所以盛赞会稽虞、魏二族“各绍堂构”。这就是说魏氏魏朗之后有魏周（周荣），虞氏虞歆之后有虞翻（仲翔），比起同郡的盛、周门户被戮略尽者要幸运得多。只是得绍魏氏堂构的魏周（周荣），其人事迹尚不得详。我怀疑见于《三国志·吴书》中的魏腾和魏滕，就是魏周（周荣）。 《三国志·吴书·妃嫔·吴夫人传》注引《会稽典录》：“策功曹魏腾，以迕意见谴，将杀之，士大夫忧恐，计无所出。夫人乃倚大井而谓策曰：‘汝新造江南，其事求集，方当代礼贤士，舍过录功。魏功曹在公尽规，汝今日杀之，则明日人皆叛汝。吾不忍见祸之及，当先投此并中耳。’策大惊，遽释腾。” 按魏腾“在公尽规”而又“以迕意见谴”，可知其人不惮权贵，直言过意，正是同虞翻一样矫时傲物的狂直之徒。他也同虞翻一样仕郡为功曹。正是由于魏、虞家族同为郡著姓，而东汉时俗太守例以郡著姓为椽属之故。吴夫人料定孙策今日杀魏腾，明日会稽人将尽叛孙策，可见魏腾家族和个人在会稽士大夫中深具影响。因此吴夫人不得不力争，而孙策也不得不顺从母意而释魏腾。另外。魏腾也同虞翻一样，并未涉及武力叛乱，其获谴也无确定罪名，都属于名士中的“乱群”之辈，与周、盛门户坚持与孙吴作对者有所不同。
《三国志·吴书·吴范传》曰：范，会稽上虞人“素与魏滕同邑相善。滕尝有罪，权责怒甚严，敢有谏者死。……范因突入叩头流血，言与涕并，良久，权意释，乃免滕”。魏滕当即魏腾无疑，他在孙策时与孙权时先后两次获谴而又得释。同传往引《会稽典录》曰：“滕性刚直，行不苟合，虽遭困逼，终不回挠。初亦迕策几殆，赖太后救得免，语见《妃嫔传》，历历山（？）、潘阳（鄱阳）、山阴县令，翻阳太守。“这里所记魏滕性情以及行事，与虞翻相似。
《吴范传》注引《会稽典录》还说：“滕字周林。祖父河内太守朗，字少英，列在八俊。”据此可知前引陈琳《檄》中之魏周荣，或者为魏周林之误，即魏滕，或者为魏滕之兄弟，史失其名升至于李善注《吴都赋》谓“魏，魏周”，周字下有脱字，也可得到旁证。又《会稽典录》谓魏滕之祖父为魏朗，疑祖字为衍文。虞欧、虞翻既为父子，魏朗、魏股为父子的可能性较大。高步瀛《文选李注义疏》亦作如是说。这样，汉末会稽虞、魏二族家世状况，可以说得比较清楚了。
不过，孙氏与虞、魏二族关系，陈琳作《檄》时还知之不详（其时已发生过孙策欲杀魏腾之事），所以不但在斥责孙氏“贼义”时未举虞、魏之例，反而说到虞、魏得绍堂构。其
实，就魏腾在孙策和孙权时两次获谴几殆，虞翻在孙权时两遭谪徙至死言之，会稽虞。魏与孙氏实际上是貌合神离。他们出仕不至心腹之官，谴谪不罹杀身之祸，与盛、周家族命运有很大不同。这是江东大族与孙氏关系在盛、周以外的另一种类型。
还有一种类型，与会稽虞、魏有异有同。他们以吴郡顾、陆为代表，与孙氏具体关系如下。
陆氏 《檄》谓“吴郡顾、陆，旧族长者，世有高位，当报汉德”，号召他们与会稽虞、魏一起，大举反吴，以响应曹操的进攻。《吴都赋》也以吴郡“顾、陆之裔”，与会稽“虞、魏之昆”并举。实则顾、陆以顾雍、陆逊为代表，处境较为顺利，与虞、魏以虞翻、魏腾为代表的坎坷身世又不相同。不过陆氏门中以陆绩与陆逊相比，其家族地位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陆绩接近于虞、魏，而陆逊则终成孙吴股肱，同顾雍一样。
孙坚与同郡大族陆氏，如前所述，无嫌隙亦少瓜葛。孙陆结衅，始于孙策受袁术命，攻陷庐江，郡守陆康宗族受难。陆康之子陆绩及从孙陆逊，逃回吴郡。陆逊略长于陆绩，为陆绩纲纪门户。陆绩作为陆氏嫡宗，在孙策渡江后仇视孙氏，是意料中事。《陆绩传》：孙策与谋士张昭、张宏、秦松等共论“四海未泰，须当用武治而平之”。陆绩以童蒙在末座，亟言“论者不务道德怀取之术，而惟尚武”之失，公然反对孙策以武力平辑的方略，气焰很盛。孙权统事时，陆绩出仕，“以直道见惮，出为郁林太守”，卒死徙所。这是一种没有确定罪名的严厉的贬谪，事在孙权贬徙虞翻之前。陆绩死前作遗言，自称“有汉志士吴郡陆绩”。①陆绩死于汉正朔尚存的建安二十四年，他标榜“有汉志士”，不啻指斥孙氏为汉室之逆臣，与前引建安九年吴人沈友指斥孙权有““无君之心”一样。 ①《三国志·吴书·陆绩传》陆续遗言又回：“从今已去六十年之外，车同轨，书同文，恨不及见也。”按“六十年之外”之事，当即太康平吴。陆绩生于中平五年（188）， 死年三十二，则死建安二十四年（219），此至太康平吴，正六十年。所谓陆绩预言六十年后事，自是后人附会，但反吴的寓意与陆绩生前政治态度吻合。
孙权出于使其政权逐步江东化的需要，非惜重吴会大族特别是吴郡顾、陆不可。就陆氏而言，在陆绩身上，转圜的余地是不存在的。所以只有在陆绩之外，另找他人。而陆逊终于被孙权认识 到是合适人选。
陆逊历苦难而力图自立，但能自敛锋芒，谨事孙氏。他非陆氏嫡嗣，出仕得木到陆绩那样的正途① 只能为荒地屯田都尉兼领县事。他长期与山寇征战，屡有功劳，却不能从孙权处受兵。他陈便宜乞募“伏匿”，才开始有固定的军队，才得以逐步扩充实力。这与淮泗将家子弟之受兵从战者，地位是迥然不同的。陆逊仕途的转折点，是在孙吴政权江东化的关键时刻，受命为吴军上游统帅。陆逊是孙吴政权江东化最具象征性、最为关键的人物。
①《三国志·吴书·陆绩传》，陆绩，孙权辟椽，出为太守，汉制此为仕宦正途。后来陆续守荒郡郁林，这是贬谪。
陆逊代吕蒙居上游统帅之任，又在夷陵之战中以其才能和业绩巩固了统帅的地位。过去孙氏迫害陆氏宗族、诛戮吴会英豪所造成的严重隔阂状态，从根本上消除了。跟着上游武职的地域性更替而来的，就应当是当轴文职的地域性更替了，这一任务落到了吴郡顾氏身上。
顾氏 吴四姓，顾在陆前。《世说新语·赏誉》记四姓门风，陆忠顾厚。黄武四年顾雍拜吴王丞相，江东大族遂居首辅之任。此事比陆逊任上游统帅晚了好几年，我想是由于相位越淮泗人而入江东大族之手，情况比武职替代还要复杂一些，其间经过了孙邵为相的几年过渡之故。
顾雍居相位，重大表现不多、我认为值得注意的是，如《三国志·吴书·顾雍传》所说：
“其所选用文武将吏，各随能所住，心无适莫。”这就是说相权虽入东吴大族之手，但用人则以才能为准，安排适度，并不特重地域，从而保证孙吴政权江东化的和平进程。不过与顾雍为相同时友生的暨艳案，实际上说明伴随孙吴政权的江东地域化转折，并非没有激烈的冲突。②
②补注 另一吴大姓张氏，张温与暨艳同案，暨艳坐自杀，而张温罪止废黜。 我想这种差别除了可能有涉案深浅原因以外，更主要的当是张、暨门户地位和社会影响远不相同。张温此一政治经历，颇似陆绩、虞翻之废徙交广。看来这些都是孙权终止杀戮吴会英豪名士以后，有意罗致大族，必要时又惩其不驯服者的相同案例。请参看本书《暨艳案及相关问题》。
孙吴与顾、陆的关系，其历史内容就是孙吴政权的江东地域化。陆逊和顾雍相继居于武职和朝官的显位，同是孙吴政权江东化的最重要标志。
从孙策渡江开始，孙吴政权与江东大族关系，按时间顺序言可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发生在江东大族武力反对孙策南侵的时候，其代表人物是会稽周氏兄弟和盛宪，其表现为孙策诛戮英豪。
第二阶段发生在孙权统事以后的建安年间，孙权欲借助江东大族以撑持艰难局面，补充淮泗集团力量之不足，而江东大族也感到有附托于孙氏的必要与可能，可是还缺乏信任。其代表人物是会稽的虞翻和魏滕，其表现是孙吴对他们既使用又严加控制。第三阶段发生在淮泗力量后继无人，孙吴必须与江东大族连为一体，而江东大族也认识到完全可以借操持孙吴政权以发展自己的家族势力。其代表人物，是吴郡的陆逊和顾雍，其表现是他们得以分居文武朝班之首。
从这里可以看到，三个阶段是有交叉的，例如会稽虞、魏在第一阶段即仕于孙氏，而吴郡陆氏的嫡嗣陆绩却在第二阶段与会稽虞、魏同其命运。还可以看到，从三个阶段的终极言之，孙吴政权江东化的得利者首先自然是吴会大族，尤其是吴郡顾、陆；不过也不存在太严格的排它性，甚至淮泗名臣及其后人，也始终在孙吴政权中起着重要作用。只有被孙氏摧毁的会稽周、盛家族，不再见到有可以确认的后人参与孙吴政治。①
①我在《暨艳案及相关问题》一文中，曾把孙吴政权江东化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在本文中，我又把孙吴政权与江东大族关系分为三个阶段。这两种划分，有联系又不完全相同。前文的第一阶段，即孙吴群吏爪牙兼用江东人（建安末年以前）阶段，从时间上说相当于本文的第一、第二两个阶段，即诛戮英豪（以会稽周、盛为代表）及委蛇大族（以会稽虞、魏为代表）的阶段。
五 孙吴建国的道路
我在《论东晋门阀政治》一文中论及皇权政治问题，认为东汉世家大族虽然在地方上拥有经济和文化的、政治和军事的强大实力，仍倾向于把自己的宗族利益寄托于一姓皇朝，因而对朝廷不敢轻启觊觎之心。这有利于东汉政权的延续。东汉一朝儒学以仁义圣法为教，风气弥笃，也影响着世家大族代表人物士大夫阶层的心态和行为。①他们以支撑不绝如线的东汉政权为己任，使改朝换代成为一种十分艰难的事。魏、蜀、吴三国的出现，都不是权臣乘时就势，草草自加尊号而已，而是经历了较长的孕育过程。这就是为什么建安之政得以延续至二十余年之久的原因。
中原是东汉根本所在，世家大族实力最大，儒学教化沾被最深。东汉虽然国衅屡启，兴废由人，但董卓擅权之时仍然不得不以重振朝纲的姿态出现，不敢自取神器。关东兴讨董之师，一时形势使“郡郡作帝，县县自王”②成为可能。但真正建号的“仲氏”只不过闹剧小品而已，其他的草窃者更不足道。何者？不敢冒天下之大不校也。曹操是一个存心“把皇
袍当衬衣穿在里面”③的人。他深知孙权向他称说天命是“欲踞吾著炉火上”④的道理，不敢鲁莽从事。他自如地运转皇权达二十余年之久，却不废弃汉献帝。他的存在也使别人不敢率先称帝。曹操所言所行，不是没有力量对比的考虑，但是除此以外，还有“畏名义而自抑”的问题，⑤这具有时代性的内涵，只用奸诈的个人品格特点来解释是不够的。——这就是魏国建国的道路。 ①《后汉书·儒林传·论》有此见解。 ②《三国志·魏书·吕布传》注引《英雄记》吕布与琅邪相萧建书。 ③《翦伯赞历史论文选集》第449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 ④《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⑤《资治通鉴》建安二十四年“臣光日”。
曹丕带头做了皇帝，给刘备提供了口实和样板。本来，刘焉父子经略西陲，早具有昔日赵伦在岭南的地位，只是碍于汉末形势和思想风气，不敢乘黄屋左意而已。刘备代刘璋，随着中原局势的演变，刻意模仿刘邦，分两步走向自帝的目标。第一步，效法魏王之立，称汉中王，王巴蜀汉中；第二步，效法魏帝，自称汉帝（蜀汉），绍汉而居名分优势。不过刘备等不到君临中土的这一天，只有把灭曹之事留给后人去办。蜀汉受中原风气蒸染毕竟较浅，本地又还没有发育出一批足以左右政局的大族，刘备统治层中的矛盾也比较容易解决。因此，蜀汉建国道路基本上只是抄袭历史，剽窃邻国，虽有曲折和等待，但比曹魏简单，没有多少新鲜之处。
孙吴建国道路又有不同。江东开化程度介于中原和巴蜀之间，闭锁性比巴蜀小；接受中原影响，无论是思想文化方面，还是政治军事方面，都比巴蜀敏感。江东大族，其发育成熟程度虽不能与中原世家相比，却比见于《华阳国志》的巴蜀大族要高得多。江东大族在汉末的时候自然有保据一方的政治要求，但是他们内部没有产生在名望上足以代表、在能力上足以保障江东大族利益的人物。他们本可以同东汉所遣州郡长吏合作，但是刘繇、王朗辈迂阔儒生，擅清议而无关世用，不值得以宗族命运相寄托。孙氏兄弟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之下到江东来寻求霸业的。
但是，江东大族从孙策的身世和政治背景中，看不到借助于他可以保全自己利益的前景，反而担心江东因此卷入鼎沸之中。陆氏庐江之难，更影响江东大族对孙策的态度。他们对孙策或者愤然抵拒，或者徘徊观望，尝试着与孙氏合作的是少数，愿意竭诚相结的可以是说绝无仅有。
在这种情况下，从眼前的紧迫要求而言，孙策亟须打破大族的武力抵抗；但从永固江东来说，又必须获得大族的全力支持。眼前的考虑和长远的需要，使孙氏兄弟遵循一条曲折道路前进。他们凭借淮泗武力以诛戮吴会英豪，网罗宾旅之士以壮大淮泗集团力量，在此共础上寻求可以与之合作的江东大族人物。随着时日推移，淮泗人才日趋枯绝，江东全人对孙权的态度也逐渐改变。孙权有必要也有可能更广泛地吸收江东士人，并使他们得以进入高层位置，以至于最后授与他们文武两途的当轴主政地位，完成孙吴政权江东地域化的进程。 孙吴建国，迁延时日最长。曹丕、刘备已经称帝，而孙权在赤壁之战和夷陵之战中都是赢家，在这种情况下，孙权还徘徊犹豫达数年之久，才登上皇帝宝座。孙权迟回不进，除了山越不宁、外敌威胁等一般原因以外，我想不再是像曹操那样“畏名义而自抑”，而是等待孙吴政权江东化进程的完成。也就是说，影响孙吴建国的最重要的原因，是内部力量调整，是与江东诸大族关系的演变，是等待江东政权根基的进一步稳固。
如前所论，孙吴与江东大族关系经历过三个阶段，这一方面是孙氏在分化和选择江东大族，另一方面也是江东大族在等待孙权采取有分量的措施。孙氏与江东大族，只有在双方互动过程达到一个适当程度的时候，两者的一体化才能出现，孙吴政权的江东化才能完成。
孙氏以吴人还治吴士，自然会走上江东本土化的道路。这是当然之理。但是孙策为什么要大张旗鼓地沫戮英豪？江东大族为什么迟迟不靠拢孙氏？孙氏江东霸业起始本在曹、刘之前，为什么称王称帝却落在最后？这些问题却在前述当然之理的掩盖之下，长期被忽略了。关于孙吴政权江东化，时贤有过议论，并非新鲜问题。本文之作，主旨不在论证孙吴政权必须江东化，而在探索孙吴政权江东化如此艰难的原因及其曲折复杂过程，为时贤的议论作一些补充而已。
探索孙吴建国道路，归结到江东本土化问题，由此产生了一个题外之题，这就是为什么东晋与孙吴截然不同，不须经过江东本土化而能长期统治下来？我认为原因在于时代条件的不同和渡江人物的差异。
孙策以逆臣袁术部曲，逐汉官而居江东，本来没有堂堂正正的名分。孙吴以偏霸而图抗衡上国，没有江东大族的合作就根本不可能长久维持。晋室永嘉没胡，民族矛盾尖锐，琅琊王晋室统胤，有尊显的名分地位足以招探。江东大族没有理由也没有力量另起炉灶，就只能接受这一事实，臣服东晋。因此，只要抗胡仍为必需，东晋就无须汲汲于寻求江东本土化。这是第一。
汉末北士流移江东的浪潮，建安之初已经终止，而且南渡之士还陆续北归。不曾北归的宾旅寄寓之士，人数毕竟有限；随着时间的推移，人才素质也有低落的趋势。所以南士进入孙氏统治集团，人数日益增多，地位日益提高，是不可避免的。这与两晋之际北上渡江者的情况也很不相同。永嘉以来以迄淝水之战，北方胡族政权乍兴乍灭，北士南渡出现一个又一个高潮。南渡之士，尤其是其中的早渡者，本多士族精英。他们与司马氏结合而形成的东晋统治集团，其从政能力与社会威望，远较孙吴时以宾旅寄寓之士为其补充的淮泗集团为高。所以东晋吴士可以参与建康政权，却无从取代北士在江东的地位。这是第二。
以上两点，第一点重在吴时与东晋时南北关系的性质不同，第二点重在吴时与东晋时流寓北士的素质和社会影响也有差异。所以孙吴必须完成江东化，才能比较可靠地抗衡曹魏，以求自存；而司马氏的东晋则必须标榜晋统，才能使吴土有所依傍，共同构成一个足以区别于北方胡族政权的华夏政权。而且，司马氏毕竟不同于孙氏，不是江东人。如果出现一种司马氏政权必须江东化才能自存的情况，司马氏自身也无从完成这样一种历史转折。
《南齐书·丘灵鞠传》载有丘灵鞠怨恨“顾荣忽引诸伧渡，妨我辈途辙”的著名言论，常为后人征引。丘灵鞠没有说到顾荣以前的东汉末年，已有诸伧渡江的事。那时，顾荣祖辈与渡江诸伧合流而获得广阔仕途，发展了家族势力，江东多士也从此开始。在这种先人造成的背景之下，顾荣才得以其南士领袖地位，接引渡江诸伧。顾荣居两晋之际，迫于胡汉形势，不得不作此举，结果却与其祖辈得利于诸伧的情况大不相同。顾荣所引诸伧凭借晋统而擅位，南士只有自叹屈志，直到南朝，基本上还是如此。丘灵鞠发此发愤懑之词，除涉个人际遇以外，还有这样一个大的时代背景，这是我们重温这段史料时应当留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