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万历年间围绕皇位继承展开的争论。国本即太子。神宗王皇后无嗣，王恭妃于万历十年（1582）八月生子常洛，是为皇长子。郑妃于十四年正月生子常洵。神宗因宠爱郑妃，进其为皇贵妃，对王恭妃则不加封，且迁延不立常洛为太子，于是朝廷内外纷传神宗将废长而立爱。二月，户科给事中姜应麟首先抗争，主张“册立元嗣为东宫，以定天下之本”。因此而被贬为广昌典史。此后朝臣多次奏请，均被神宗以渎扰、激聒、离间、卖直等罪名加以贬斥。二十年，大学士王家屏等封还御批疏，请神宗采纳诸臣立储之请，被免职。次年正月，神宗以手昭示大学士王锡爵旨，拟把皇长子常洛、皇三子常洵和皇五子常浩一并封王，日后再择其善者为太子。锡爵惧失上意而奉诏拟旨，又外虑公议，遂拟疏请令皇后抚育长子，则长子即为嫡子。神宗只以前谕下礼官，欲行三王并封之礼。朝臣大哗，纷纷指斥王锡爵委婉容悦。锡爵自劾三误，请辞职，神宗亦迫于众议而收回前命。此事一直争论不已，前后延续达十五年之久。二十九年十月，在孝定李太后的直接干预下，常洛才被立为皇太子，同时封常洵为福王、常浩为瑞王、常润为惠王、常瀛为桂王。由于争国本的官僚多是后来的东林党人，因此它又是东林党议的一项内容。太子储位虽定，但福王一直逗留京师，廷臣请其之国者日众，礼部右侍郎孙慎行、大学士叶向高争之尤强，直到福王于万历四十二年之国后，群情始安。
妖书案
中国明末的疑案 。发生于万历三十一年（1603）。明神宗皇后无子，王恭妃生子常洛，为皇长子。后郑贵妃生子常洵。郑妃得神宗宠爱，神宗有意立其子为嗣。为此朝臣多次力争早日册立东宫。先是刑部侍郎吕坤撰《闺范图说》，神宗赐给郑贵妃。贵妃亲自作序，其兄郑国泰重刻此书。增刊后妃，起于汉明德皇后，终于郑贵妃。二十六年秋，有人撰写闺范图说跋，名曰《忧危竑议》，言郑贵妃欲夺储位，吕坤等助之。郑妃之党疑出自主张册立皇长子的吏科给事中戴士衡、全椒知县戴玉衡之手，神宗为此谪戍二人，了结此事。二十九年，神宗迫于朝臣压力，册立朱常洛为东宫太子，然仍不遣福王朱常洵至国。三十一年十一月，又出现《续忧危竑议》一书。书中言神宗立东宫为不得已，又不齐备东宫官属，含有日后改易之意；另外，神宗命朱赓入阁，是因赓、更同音，也寓有改易之意；书中并附有依附朱赓的内外官员名单。是书署名为吏科都给事中项应禅撰，四川道监察御史乔应甲刊。因其言词诡妄，所以当时称作妖书。神宗见书后大怒，立即命厂卫搜缉，大索奸人。项、乔两人上书自明，帝不问。其时浙党党魁沈一贯当国，与东林党人积怨已深，遂借此案诬陷次辅沈鲤、侍郎郭正域，兴起大狱。最后太子为保全曾是他讲官的郭正域出面讲话，东厂提督陈矩也因狱主无名恐辗转攀累不已，沈一贯等才归罪于有诈骗郑国泰前科的顺天府斥黜生员皦生光。次年四月磔生光，草草结案。
明末三案：红丸案，廷击案，移宫案 廷击案
万历四十三年五月初四，有一身份不明的男子手持一根枣木大棍，闯入太子所居的慈庆宫。这人来到第一道宫门，见有两个老宦官守门，举棍打伤其中一人，直闯入宫。来到第二道宫门，竟是寂静无声，于是顺利而入，直到殿檐下，试图加害太子。这时被太监韩本用发现，韩大声呼喊，七、八名宦官一齐拥上，将凶犯捉住。经审讯，这个人叫张差，原名张五儿，蓟州人。此次进京由乡人马三道、李守才和太监庞保带领，来京后住太监刘成的住宅。而庞保、刘成是郑贵妃的亲信，所以这件事和郑贵妃与太子争储有关。后来万历皇帝为了保护郑贵妃，下令草草收场。杀了张差和两名宦官了事。这就是“廷击案”。
红丸案
万历四十八年七月，神宗皇帝死了。八月一日太子朱常洛继位，是为光宗。光宗做太子十九年，当时已经快四十岁了，身体状况极差，到八月十一日已经卧床不起。八月十二日内医崔文升给服泻药，精神更觉萎顿。八月二十九日召见方从哲等十九名大臣，方从哲又荐鸿胪寺丞李可灼诊病。李可灼连进三个红色药丸，九月一日晨光宗便死了。光宗死了，光宗的死因成为争论的焦点。因为进泻药的崔文升是郑贵妃的属下，方从哲一贯依附郑贵妃，李可灼又是方从哲所荐。因此这件事又与郑贵妃之子福王朱常洵争
夺皇位有关了。争论来争论去，事情没有结果，却暴露了中枢的腐败。这是所谓的“红丸案”。
移宫案
万历四十一年，朱常洛的太子妃郭氏去世后再未立太子妃。朱常洛当皇帝之后便把十分得宠的李选侍带进乾清宫。乾清宫地位非常尊贵，是一般妃嫔的向往之地，住进乾清宫似乎便取得了跟皇后一样的地位。李选侍住进乾清宫又有照顾两个皇子的权利，皇后的地位似乎马上就可得到。但是光宗仅当了一个月皇帝就死了，临死也没有封她为皇后。这样李选侍就必须离开乾清宫。可是这个李选侍却不离开乾清宫，并以此为要挟，先是要封皇后，后来又要封太后。围绕这个问题，朝廷内外议论纷纷，一般廷臣屡上章奏，要李选侍离开乾清宫。一直拖到九月五日熹宗登基的日子，李选侍仍然不离开乾清宫。朝中一般大臣齐聚乾清宫门前喧嚷呼喊，面对如此状况李选侍害怕了，无可奈何地匆匆迁出了乾清宫。这就是“移宫案”。
东林党/东林书院
东林党是明代晚期以江南士大夫为主的政治集团。公元1604年，顾宪成等修复宋代杨时讲学的东林书院，与高攀龙等讲学其中，“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其言论被称为清议。朝士慕其风者，多遥相应和。这种政治性讲学活动，形成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三吴士绅”、在朝在野的各种政治代表人物、东南城市势力、某些地方实力派等，一时都聚集在以东林书院为中心的东林派周围。时人称之为东林党。天启时期，以宦官魏忠贤为首的阉党集团对东林党人实行血腥镇压。天启七年明思宗朱由检即位，魏忠贤自缢死，次年毁《三朝要典》，对东林党人的迫害才告停止。但东林与阉党的斗争，一直延续到南明时期。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这是东林党首领顾宪成撰写的一副对联，镌刻在东林书院的大门口。
东林点将录 水浒一百单八将
邓之诚：崇祯以后，学子以砥砺举业为名，纷结文社，而以复社为最著。创立条规，数举大会，隐操政治之柄，实东林之变相；而党羽之众，交结之广，有过之无不及??文社之结，明亡未已
明初对外关系
1、 海禁与朝贡贸易 2、 郑和下西洋
土木之变
明英宗即位后，瓦剌兼并鞑靼诸部，基本统一漠北。正统十四年，瓦剌首领也先大举南侵，英宗在王振蛊惑下，率京军主力号称50万御驾亲征。军至大同折而返回，于八月十三日行至土木堡，被瓦剌骑兵追上保卫。十五日，明军拔营欲移师取水，瓦剌趁机猛攻，明军大溃，英宗被俘。史称“土木之变”。
北京保卫战
明代北京军队抗击瓦剌军进攻的战役。土木之败，使明王朝遇到严重的危机。于谦挺身而出，艰苦经营，刷新内政，加强战备。正统十四年（1449）八月十六日，消息传到京城，皇宫上下惊慌一片。十八日，皇太后命郕王朱祁钰监国。京城大官富户纷纷南逃，有的大臣也主张南迁。于谦、陈循、王直坚决反对，主张保卫京师为天下根本。于谦临危受命，任兵部尚书。朱祁钰九月六日即皇帝位，是为景帝，遥尊英宗为太上皇，以明年为景泰元年。也先挟英宗要挟明廷之计不逞，遂于十月率大军进犯北京。十月十一
日瓦剌军抵北京城下，列阵西直门外，把英宗放置在德胜门外空房内。十三日，于谦、石亨率军与瓦剌军战于德胜门外，瓦剌军大败。随后又转战至西直门进攻明军，也被明军击退。瓦剌军不甘失败，又在彰义门组织进攻，明军佯装失利，瓦剌军追到土城，被潜伏在民居内的明君火枪手阻击，死伤无数，不得推进。加上天寒地冻，京师外围守军的奋力抵抗，到十一月八日，瓦剌军退出塞外，京师解严。于谦和主战派官员领导和组织的京师保卫战，终于取得了胜利，粉碎了瓦剌军想夺取北京的野心，明王朝转危为安。
庚戌之变
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鞑靼军俺答率军入古北口，兵临城下。首辅严嵩，不准诸将出战。鞑靼军在京郊掠夺8日后撤兵。事后，严嵩包庇总兵仇鸾，杀兵部尚书以推卸责任。史称“庚戌之变”。
隆庆和议/俺答封贡
穆宗隆庆五年，明朝与蒙古达成和议。（和议的直接起因出自俺答汗的家庭纠纷。当时俺答汗强娶其孙把汉那吉之妻三娘子，把汉那吉愤而降明。围绕把汉那吉回归蒙古一事，明朝开始于俺答汗进行和谈，协议结束敌对状态。）明封俺答汗为顺义王，恢复通贡关系，每年一贡，并在大同、宣府等边镇开设互市场所，听边民自相贸易。此即“隆庆和议”，亦称“俺答封贡”。和议使蒙古各部的物质需求得到了很大的满足，明朝北部边防的压力也终于缓解。直至明亡，蒙古基本上不再构成边疆的威胁。
嘉靖倭患 中日朝贡贸易规模有限，不能满足日本诸侯的物资需求，这本就是倭患持续不断的一个重要
原因，嘉靖时朝贡完全中止，遂使倭患更为严重。 张帆
戴裔煊：明朝统治者站在反人民的立场，把我国人民反对封建海禁，要求发展海外贸易，沟通与日本、东南亚南海各国商品交流的革命运动，污蔑为倭寇、海盗??
林仁川：这场战争不是民族战争，而是以私人海上贸易为主体、联合其他各阶层的人共同反对明王朝海禁政策的斗争??说明我国封建封建社会的对外贸易开始发生变化，新的自由贸易的萌芽已经破土而出了??
万历三大征
万历十二年，平宁夏哱拜 万历二十~二十六年，援朝抗倭 万历十七~二十七年，平播州杨应龙
指明神宗万历帝朱翊钧（1573～1619）年间平息叛乱的宁夏之役、播州之役和支援朝鲜抗击日本侵略的朝鲜之役。三战皆捷，但明朝人力物力也遭受到巨大损失。
里甲制度
明朝户籍管理的核心内容。每110户为一里，摊丁、粮多者10户为里长，其余100户分为十甲，每甲又以一户任甲首。里长、甲首皆轮流担任，十年轮换一遍。他们要负责管束所属人户，统计其丁、产变化状况，督促生产，调节纠纷。
黄册
在设置里甲的基础上编造黄册，每里一册，登载该里110户的丁、口数以及年龄、财产状况。黄册每隔十年重新核实更造，写明十年来户人丁、财产的变迁，分列出旧管（上次登记数额）、新收（新增数额）、开除（减少数额）、实在（现有数额）四项细目，以便官府能够清楚地了解户籍的变化，合理征发赋役。
鱼鳞图册
在里甲制度和制作黄册的基础之上，命各地编绘鱼鳞图册以登录田土。一州县中根据水量多少划分为若干粮区，详列其面积、地形、四至、土质优劣、税则高低、田主姓名，编号绘制为分图，汇为州县总图册。因其形似鱼鳞而被称为“鱼鳞图册”。
到明朝中后期，黄册更造渐成具文，地方官多简单照抄旧册予以应付，甚至提前预造以后的黄册。鱼鳞图册的编绘也基本未在进行。
一条鞭法
明代万历时期，张居正在赋役方面实行的一项重要改革。规定各州县以白银为单位通算正、杂役费用，得出一个“役银”数目，然后按照丁、粮两项标准将其分摊到每家户头上，每粮一石征银若干，丁一人征银若干，最终与该户的田赋（亦折银）合并征收。此法归并了原来复杂的赋役名目，征收手续简便，使民户预知缴纳数额，官吏不易作弊。赋役统一折银则可免去运输和官吏挑剔之苦。役银征收标准也比以前佥役时更向田亩偏重，有利于无地少地的农民。
摊丁入亩
康熙五十一年，宣布将全国丁赋（丁赋亦称丁银，即役银中按丁摊派的部分）总数固定，以后每年均以康熙五十年的丁额为标准征收，此外多生人丁，“永不加赋”。丁额数固定后，每除（死）一丁即须补一丁，手续比较复杂，也易于引起纠纷，所以将业已固定的丁赋按照田亩分摊。康熙末年，摊丁入亩在广东推行，雍正时期在全国普及。分摊之后，大致每两田赋之上新摊丁赋银数厘至二、三钱不等，合称“地丁银”。摊丁入亩继一条鞭法和“永不加赋”之后更彻底地简化了税则，赋税分派更加合理，表明国家对百姓的人身控制持续削弱，客观上也有利于城镇工商业的发展。
丁赋到明时，一条鞭法改革中被并人田赋一同折银征收，但丁银与田赋分为两个税目。清摊丁入地法则将丁银正式并入田赋，按田亩征收。
论宋明理学（包括心学）的特点 陈来
1、 以不同方式为发源与先秦的儒家提供了宇宙论、本体论的论证。 2、 以儒家的圣人为理想人格，以实现圣人的精神境界为人生的终极目的。
3、 以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为根本道德原理，以不同方式论证儒家的道德原理具有内在的基础，以存天理、
去人欲为道德实践的基本原则。
4、 为了实现人的精神的全面发展，而提出并实践各种“为学功夫”，即具体的修养方法。这些方法的条
目主要来自《四书》及早期道学的讨论，而特别集中于心性的功夫。
王守仁曾被贬至贵州龙场驿（今贵州修文境内）而结庐阳明洞，故自号阳明子，世称阳明先生，现在一
般都称他为王阳明，其学说世称“心学（或王学）”。在中国、日本、朝鲜半岛以及东南亚国家都有重要而深远的影响。（知行合一。心无外物，心无外理。）
李贽（1527～1602）初姓林，名载贽，后改姓李，名贽，字宏甫，号卓吾，又号温陵居士。李贽一生曾
用过的名号众多，还有笃吾、百泉居士、宏父、思斋、龙湖叟、秃翁等。 李贽为泰州学派的一代宗师，创始人是中国明代学者王艮，属阳明学派的分支，被称为“左派王学”。李贽自幼倔强，善于独立思考，不受程朱理学传统观念束缚，具有强烈的反传统理念。他在社会价值导向方面，批判重农抑商，扬商贾功绩，倡导功利价值，符合明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要求。
王夫之，字而农，号涢斋，别号一壶道人，湖南衡阳人，汉族。晚年居衡阳之石船山，世称“船山先生”。
明末清初杰出的思想家，哲学家，与方以智，顾炎武，黄宗羲同称明末四大学者。王夫之学问渊博，对天文、历法、数学、地理学等均有研究，尤精于经学、史学、文学。主要著作有《周易外传》、《周易内传》、《尚书引义》、《张子正蒙注》等。
西学东渐是指近代西方学术思想向中国传播的历史过程，其虽然亦可以泛指自上古以来一直到当代的各
种西方事物传入中国，但通常而言是指在明末清初以及晚清民初两个时期之中，欧洲及美国等地学术思想的传入。在这段时期中，中国人对西方事物的态度由最初的排拒，到逐渐接受西学甚至要求“全盘西化”。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藉由来华西人、出洋华人、各种报刊、书籍、以及新式教育等作为媒介，以澳门、香港、其它通商口岸以及日本等作为重要窗口，西方的哲学、天文、物理、化学、医学、生物学、地理、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应用科技、史学、文学、艺术等大量传入中国，对于中国的学术、思想、政治和社会经济都产生重大影响。
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年10月6日—1610年5月11日），意大利的耶稣会传教士，学者。明朝万
历年间来到中国居住。其原名中文直译为玛提欧·利奇，利玛窦是他的中文名字，号西泰，又号清泰、西江。在中国颇受士大夫的敬重，尊称为“泰西儒士”。他是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的开拓者之一，也是第一位阅读中国文学并对中国典籍进行钻研的西方学者。他除传播天主教教义外，还广交中国官员和社会名流，传播西方天文、数学、地理等科学技术知识。他的著述不仅对中西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对日本和朝鲜半岛上的国家认识西方文明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坤舆万国全图》 与徐光启合译《几何原本》
对于耶稣传教士东来的两种评价
何兆武《中西文化交流史论》：明末清初耶稣会传教士所传来的西学从根本上说乃是中世纪西方的神学世界观。在这种思想指导之下，他们绝不可能把与之针锋相对的近代科学和近代思想传入中国，故而不但无助于、并且还从根本上妨碍了中国方面当时的历史大业，即如何走出中世纪而不入现代化。至于他们所带的一些起舞和技艺固然多少也开阔了中国方面的某些视野，但那些毕竟无补于中国历史发展的大局??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即使说他们把欧洲的科学和数学带到中国只是为了达到传教的目的，但由于当时东西两大文明仍互相隔绝，这种交流作为两大文明之间文化联系的最高范例，仍然是永垂不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