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戚写信的情景。外祖母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慢慢拼出一个词，接着再写下一个词，因此写满一页要花上几个小时。外祖母最近花费不少工夫对我表达了充满慈爱的谢意，读着老人家的信我禁不住流泪——从前是她给我换尿布的呀!
许多年后，我从海岸警卫队退役，试着靠写作为生，我一直不曾忘记那三封“感谢”信是如何使我认识到，大凡人都暗自期望着有更多的人对自己的努力表达谢意。
现在，感恩节又将来临，我自问，对此文的读者，对我们的祖国，事实上也是对全世界，我有什么祝愿，因为，用一位善良而且又有智慧的朋友的话来说，“我们究其实都是十分相像的凡人，有着相似的需求。”当然，我首先祝愿大家记住这一简单的常识：实现世界和平，这对我们自身的存亡至关重要。 此外我还有别的祝愿——这一祝愿是如此强烈，我将这句话印在我所有的信笺底部现并褒扬各种美好的事物。”
第六单元
人情味
约翰西病情严重，她似乎失去了活下去的意志。医生对她不抱什：么希望。朋友们看来也爱莫能助。难道真的就无可奈何了吗？
最后一片叶子
欧·亨利
在一幢三层砖楼的顶层，苏和约翰西辟了个画室。“约翰西”是乔安娜的昵称。她们一位来自缅因州+一位来自加利福尼亚。两人相遇在第八大街的一个咖啡馆，发现各自在艺术品味、菊苣色拉，以及灯笼袖等方面趣味相投，于是就有了这个两入画室。
那是5月里的事。到了11月，一个医生称之为肺炎的阴森的隐形客闯入了这—它冰冷的手指东碰西触。约翰西也为其所害。她病倒了，躺在床上几乎一动不动，小窗望着隔壁砖房那单调沉闷的侧墙。
一天上午，忙碌的医生扬了扬灰白的浓眉，示意苏到过道上来。
“她只有一成希望，”他说。“那还得看她自己是不是想活下去。你这位女朋友已经下决心不想好了。她有什么心事吗?”
“她——她想有一天能去画那不勒斯湾，”苏说。
“画画?——得了。她有没有别的事值得她留恋的——比如说，一个男人?” “男人?”苏说。“难道一个男人就值得——可是，她没有啊，大夫，没有这码子事。”
“好吧，”大夫说。“我会尽一切努力，只要是科学能做到的。可是，但凡病人开始计算她出殡的行列里有几辆马车的时候，我就要把医药的疗效减去一半。”大夫走后，苏去工作室哭了一场。随后她携着画板大步走进约翰西的房间，口里吹着轻快的口哨。
约翰西躺在被子下几乎一动不动，脸朝着窗。她望着窗外，数着数——倒数着数!
“12，”她数道，过了一会儿“11”，接着数“10'?和“9”；再数“8”和“7”，几乎同时数下来。
苏朝窗外望去。外面有什么好数的呢?外面只看到一个空荡荡的沉闷的院子，还有20英尺开外那砖房的侧墙，上面什么也没有。一棵古老的常青藤爬到半墙高。萧瑟秋风吹落了枝叶，藤上几乎光秃秃的。
“6，”约翰西数着，声音几乎听不出来。“现在叶子掉落得快多了。三天前差不多还有100片。数得我头都疼。可现在容易了。又掉了一片。这下子只剩5片了。”
“5片什么，亲爱的?”
“叶子。常青藤上的叶子。等最后一片叶子掉了，我也就得走了。三天前我就知道会这样。大夫没跟你说吗?”
“噢，我从没听说过这种胡说八道。常青藤叶子跟你病好不好有什么关系?别这么傻。对了，大夫上午跟我说，你的病十有八九就快好了。快喝些汤，让苏迪给她生病的孩子去买些波尔图葡萄酒来。”
“你不用再去买酒了，”约翰西说道，两眼一直盯着窗外。“又掉了一片。不，我不想喝汤。这一下只剩下4片了。我要在天黑前看到最后一片叶子掉落。那时我也就跟着走了。我都等腻了。也想腻了。我只想撇开一切，飘然而去，；就像那边千片可怜的疲倦的叶子 “快睡吧，”苏说。“我得叫贝尔曼上楼来给我当老矿工模特儿。我去去就来。” 老贝尔曼是住在两人楼下底层的一个画家。他已年过六旬，银白色蜷曲的长髯披挂胸前。贝尔曼看上去挺像艺术家，但在艺术上却没有什么成就。40年来他一直想创作一幅传世之作，却始终没能动手。他给那些请不起职业模特的青年画家当模特挣点小钱。他没节制地喝酒，谈论着他那即将问世的不朽之作。要说其他方面，他是个好斗的小老头，要是谁表现出一点软弱，他便大肆嘲笑，并把自己看成是楼上画室里两位年轻艺术家的看护人。
苏在楼下光线暗淡的画室里找到了贝尔曼，他满身酒味刺鼻。屋子一角的画架上支着一张从未落过笔的画布，在那儿搁了25年，等着一幅杰作的起笔。苏把约翰西的怪念头跟他说了，并说约翰西本身就像一片叶子又瘦又弱，她害怕要是她那本已脆弱的生存意志再软下去的话，真的会凋零飘落。
老贝尔曼双眼通红，显然是泪涟涟的，他大声叫嚷着说他蔑视这种傻念头。 “什么!”他嚷道。“世界上竟然有这么愚蠢的人，因为树叶从藤上掉落就要去死?我听都没听说过这等事：。你怎么让这种傻念头钻到她那个怪脑袋里?天哪!这不是一个像约翰西小姐这样的好姑娘躺倒生病的地方。有朝一日我要画一幅巨作，那时候我们就离开这里。真的。”
两人上了楼，约翰西已经睡着了。苏放下窗帘，示意贝尔曼去另一个房间。在那儿两人惶惶不安地凝视着窗外的常青藤。接着两人面面相觑，哑然无语。外面冷雨夹雪，淅淅沥沥。贝尔曼穿着破旧的蓝色衬衣，坐在充当矿石的倒置的水壶上，摆出矿工的架势。
第二天早上，只睡了一个小时的苏醒来看到约翰西睁大着无神的双眼，凝望着拉下的绿色窗帘。
“把窗帘拉起来；我要看，”她低声命令道。 苏带着疲倦，遵命拉起窗帘。
可是，瞧!经过一整夜的急风骤雨，竟然还存留一片常青藤叶，背靠砖墙，格外显目。这是常青藤上的最后一片叶子。近梗部位仍呈暗绿色，但边缘已经泛黄了，它无所畏惧地挂在离地20多英尺高的枝干上。
“这是最后一片叶子，”约翰西说。“我以为夜里它肯定会掉落的。我晚上听到大风呼啸。今天它会掉落的，叶子掉的时候，也是我死的时候。”
白天慢慢过去了，即便在暮色黄昏之中，他们仍能看到那片孤零零的常青藤叶子，背靠砖墙，紧紧抱住梗茎。尔后，随着夜幕的降临，又是北风大作。
等天色亮起，冷酷无情的约翰西命令将窗帘拉起。 常青藤叶依然挺在。
约翰西躺在那儿，望着它许久许久。接着她大声呼唤正在煤气灶上搅拌鸡汤的苏。
“我一直像个不乖的孩子，苏迪，”约翰西说。“有一种力量让那最后一片叶子不掉落，好让我看到自己有多坏。·想死是一种罪过。你给我喝点汤吧，再来点牛奶，稍放一点波尔图葡萄酒——不，先给我拿面小镜子宋，弄几个枕头垫在我身边，我要坐起来看你做菜。 一个小时之后，·她说：
下午大夫来了，他走时苏找了个借口跟进了过道。
“现在是势均力敌，”大夫说着，握了握苏纤细颤抖的手。
“只要精心照料，你就赢了。现在我得去楼下看另外一个病人了。贝尔曼，是他的名字——记得是个什么画家。也是肺炎。他年老体弱，病来势又猛。他是没救了。不过今天他去了医院，照料得会好一点。” ．
第二天，大夫对苏说：“她脱离危险了。你赢了。注意饮食，好好照顾，就行了。”
当日下午，苏来到约翰西的床头，用一只手臂搂住她。
“我跟你说件事，小白鼠，”她说。“贝尔曼先生今天在医院里得肺炎去世了。他得病才两天。发病那天上午人家在楼下他的房间里发现他疼得厉害。他的鞋子衣服都湿透了，冰冷冰冷的。他们想不出那么糟糕的天气他夜里会去哪儿。后来他们发现了一个灯笼，还亮着，还有一个梯子被拖了出来，另外还有些散落的画笔，一个调色板，和着黄绿两种颜色，——看看窗外，宝贝儿，看看墙上那最后一片常青藤叶子。它在刮风的时候一动也不动，你没有觉得奇怪吗?啊；亲爱的，那是贝尔曼的杰作——最后一片叶子掉落的那天夜里他画上了这片叶子。”
第八单元
克隆技术
克隆技术使我们有可能分毫不差地复制自己。这一技术是否应该获准应用?克隆技术会带来什么裨益与危险？
克隆生命诞生了
吉纳·科拉泰
1996年7月5日下午5点，有史以来最出名的小羊羔问世了。它出生在苏格兰罗斯林镇的罗斯林研究院所在的那条路上的一个小棚里，这只羊羔是在该研究院创造出来的。而它的创造者伊恩·威尔穆特，一位正在谢顶的文质彬彬的52岁的胚胎学家，却不记得自己是在什么地方听到这头名叫多利的羊问世的消息的。他甚至不记得曾接到约翰·布雷肯的电话，这位对产下多利的那头羊的整个妊娠过程进行监测的科学家在电话上说多利健康存活，体重6．6千克。 没有人打开香槟酒庆贺。没有人拍照留影。只有研究院的几位员工，以及接生的一位当地兽医在场。然而，多利，这头与苏格兰起伏的山丘上散布着的千百头其他的羊毫无异样的小羊羔，很快就改变了世界。
当后人编写我们这一时代的历史的时候，这一平静的降生，这头小羊羔的问世，将会引人注目。世界因它降生而从此改变。
多利是头克隆羊。它不是精卵结合的产物，而是由取自一头六龄羊的乳腺细胞的基因材料生成的。威尔穆特先将取自另一头羊的卵子中的所有基因材料取
出，再将该卵子与这一乳腺细胞融合。乳腺细胞的基因在该卵子中安营扎寨，令其生长发育。其结果就是多利羊，即与提供乳腺细胞的那头羊一模一样的孪生羊，只是这头孪生羊晚出生了6年。
在多利羊问世之前，克隆技术不过是科学幻想的故事。几十年前有人提出这种可能性，后来遭到摒弃，严肃的科学家那时认为克隆在近期根本不可能实现。现在这已不再是幻想，几十年之后，或许有朝一日你可以克隆自己，造出数十个，数百个，上千个基因完全相同的孪生的兄弟。事先改进你的细胞，运用基因工程注入某些基因，剔除某些基因，这样的事也不再是科学幻想。
没错，克隆的是头羊，而不是人。但羊并没有任何独特之处。甚至明确表示反对克隆人的威尔莫特也称，理论上，没有理由说人类不能使用与克隆多利羊同样的手段来克隆人类本身。“原则上没有不可能这么做的理由。”但他补充说，“我们都会认为这样做令人厌恶。” 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人们为了追求道德的完善对实用主义和妥协折中的问题争论不休。而克隆技术迫使我们回到有史以来一直困扰人类的那些最基本的问题：何者为善，何者为恶?为了获得可能有益的东西，我们对邪恶的隐患能容忍到何种程度?克隆技术以其创造与我们自身完全一样的孪生兄弟的可能性，将我们带回到种种古老的罪孽：虚荣傲慢；那喀索斯式的自恋罪，以及普罗米修斯的罪孽，他以盗火来谋求上帝的神力。因此，我们在扪心自问为什么对克隆技术如此着迷之前，不得不首先审视自己的心灵，问一问：究竟是什么东西使得我们中的许多人对于尝试复制与自身基因完全等同的孪生兄弟那么不安?或者，如果我们并没有感到不安，其原因又是什么? 我们希望子女像我们自己。即使是采用捐赠卵子或捐赠精子的夫妇也要查找精子捐献人名录，以发现与自己相像的人。若干年前，林达·帕斯坦写的一首题为《致离家的女儿》的诗曾出现在纽约地铁的墙上，诗中写道：
难道是我自己的形象
映在你的脸上 使我如此爱恋 我俯视着安睡的你 就像那喀索斯俯视着 他那一潭清水， 随时准备跳下去——
如有必要 为你沉溺
然而，如果我们如此爱恋在子女身上映现出来的自我，那为什么我们当中有这么多人，一想到将目睹与我们完全一样的基因复制品、比自己年轻许多的双胞胎降生的时候，就会感到如此惊恐?难道大自然通过基因的任意组合将我们造就是一回事，而由我们自己实施全面控制，摒弃一切随意的念头，通过基因组合造就一个与我们相似但更为完美的孩子则又是另外一回事?当男女一起生育孩子时，孩子往往是两个人基因的不可预料的组合。显然，一个老笑话表明我们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这个笑话说的是一位漂亮但蠢笨的女人向一个丑陋但才华横溢的男人建议两人一起生一个孩子。想一想吧，那女人说，孩子拥有我的容貌，你的大脑那将会多么出色。啊，那男人说，可要是孩子继承了我的容貌你的大脑呢? ? 克隆技术使我们直接面对做人的意义这个问题，使我们直接面对生命本身的特权与限制。克隆技术也迫使我们对科学的力量提出质疑。是不是确实有些知识
我们真的不想要?有一些路我们宁愿不去探寻?
我们奢谈科学的纯洁性、将科学与其后果分离的时代早已过去。如果有谁还需要提醒，科学家的纯真早已丧失，他们只要回想一下J·罗伯特·奥本海默的话。奥本海默是一位天才，他是原子弹的发明创造者之一。他在追求科学的过程中，从一个极其自信，随时准备跟着科学好奇心走的人，逐渐变成了一个谦恭困惑、想知道科学释放出了什么妖魔的人。
在原子弹造出之前，奥本海默说：“当你看到某个技术上美妙的东西时，你就毫不犹豫地去实现它。”原子弹投在长崎、广岛之后，他在1947年发表的一则令人毛骨悚然的演说中指出：“物理学家们已经尝到过罪孽的滋味，这种滋味他们无法忘记。”
如同原子弹一样，克隆技术带来的威胁与希望是复杂的、多层面的。它提供了改善生活、拯救生命的真正科学进步的可能性。在医学上，科学家梦想着运用克隆技术改编细胞的编码指令程序，这样我们就可以制造出我们自己身体的某些部分进行移植。比如说，假定你需要进行骨髓移植。如果医生摧毁你自身的骨髓，用他人的健康骨髓来取代，某些致命的白血病就能得到彻底的医治。但骨髓的基因类型必须与你自己的相匹配。不然的话，：移植的骨髓就会向你发起进攻，置你于死地。骨髓是免疫系统的白细胞的来源。如果你获得-SU人的骨髓，你就会造出别人的白细胞。如果这些白细胞认定你与它们不同，它们就会发起进攻。 不过，可以有别的办法。假定科学家能够用你自身的某个细胞——任何?个细胞——将它与人的卵细胞融合。卵细胞开始分裂，生长，但你可以控制它，只让它分裂若干次。?·技术人员将它置于蛋白质当中，指令原始细胞，即胚胎细胞，长成骨髓细胞。开始时本可以克隆你的东西却可以长成你的一组骨髓——与你完美相配的骨髓。
更为困难，但并非不可思议的，是以同样的方法长成完整的器官，如肾脏或肝脏。
另一种可能性是生成器官与人类基因完全吻合的动物。如果你需要肝脏，肾脏，甚至心脏，你或许能从一头特别设计的克隆猪身上获得。
科学家称克隆技术蕴藏着无穷的可能性，因此，有人争辩说，我们不应该喋喋不休地谈论种种假设的恐惧，而去想一想克隆技术能够带来的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