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北京大学医学院教授邓稼先妻子许露希)我说邓稼先你怎么吃的这么快啊。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同事都很喜欢晚上开会，不在会议室开，也不在办公室开，就专门到老邓的宿舍去开。每个人都约好了，去了以后先找糖，每人口里含一颗糖。然后呢，都自备碗和勺，提着开水壶去打开水，一人冲碗面茶。
但这时，比国内粮食短缺更严峻的，是紧张的国际局势。1963年，美苏英签订条约，禁止大气层核试验，以阻止中国核试验。美国的探测卫星徘徊在罗布泊上空。1964年，美国人探测到中国核试验正在临近。
【采访】(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原党委李英杰)他要准备破坏你这个核武器基地嘛，动外科手术，他叫“动手术”。
与国际形势一样紧张的还有邓稼先的神经。
【采访】(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原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胡仁宇)回忆说：“记得有一次，热试验以后，他紧张得都休克了，一下子血压都测不到了。”
【采访】(胡思得) “他给周总理汇报工作，他的手都在发抖。后来总理跟他开玩笑，稼先同志，你这么紧张，我们年纪都这么大了，万一心脏病发了可不得了，跟他开玩笑，他稍微放松下来了。”
一穷二白的国家，为科学家提供的条件是今天的人们难以想象的。物质的匮乏，技术的落后，乃至粮食的短缺和封闭的环境，同样转化成压力加剧了邓稼先的紧张。
【采访】(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原副院长高潮) 作为那一代人，只要把他放在这个岗位上面，他都要去这么做，我们这一代人讲精神，就是敬业、奉献，把你放在这个岗位上了，我一定要把它做好，哪怕我的生命都不要了，我都要把它做好。奉献，要团结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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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中国第一个原子弹爆炸了。时间是1964年10月16日下午3点。几乎在同时，美国总统约翰逊在被窝中被人叫醒。但他在随后发表的广播讲话中称，红色中国爆炸的原子弹是一个非常差劲的东西，它要达到做核武器的能力还有很多年。然而，美国人通过大气云层的取样分析，得到的结论却是中国原子弹爆炸当量远超过美国当年砸在广岛长崎的两颗原子弹。有了原子弹，打破了美苏核垄断。一个月后，在中美大使级第123次会谈上，美国代表第一次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称谓。日本记者这样写道：“在中国罗布泊这团蘑菇云的辐射之下，人类的战争即将放慢脚步。”
【采访】(许露希) 当天晚上一成功，好家伙，北京的街头满街都是人，外面一车一车的号外，大家抢着号外。我父亲许德珩，他很高兴。他拿着号外高兴极了，恰好严济慈来了，严济慈是中国科学院的副院长，我父亲就问严济慈，谁有本事把中国原子弹搞出来，他这么一说，严伯伯就哈哈大笑，你还问我，去问你女婿吧。
就在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第二天，组织上送来了一张回北京的机票，邓稼先母亲病危。其实，原子弹爆炸之前就已病危了。邓稼先赶回北京，母亲已不能说话，他跪倒在病床旁，捧着母亲苍老的双手，长跪不起。
每一次核试验后，邓稼先都要回北京向中央作报告。这使他与家人有难得的相聚，多少年，这是他惟有的探亲时刻。
邓稼先说自己的梦里常常会有两个场景：一个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时的蘑菇云，一个是妻儿们欢笑的景象。
许鹿希终于见到了丈夫。丈夫已是一头白发，穿着灰布衣服、部队的便鞋。她伸手去接丈夫的皮包，邓稼先也习惯性地紧紧拽着包。两人面对面抓着同一只包，彼此相望却无言。
【采访】(许露希) “他已经把自己生命，不惜自己生命，全部的精力和才智都贡献出去了。所以我们，怎么说呢，我觉得他这一生活得是很有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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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6月24日，中国人第一次知道了邓稼先的名字，知道他是两弹元勋，知道他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的理论方案设计者，知道了他是一个英雄。
【采访】(许露希) 很多人给我打电话问，他一辈子这么隐姓埋名，全都不说的，怎么一下子全说了，他就问了一句，邓稼先出什么事儿了，还活着么？
此时的邓稼先躺在301医院。他已是癌症晚期。住院的363天里，他动了三次手术；363天里，他一直疼痛不止，止痛的杜冷丁从每天一针发展到一小时一针，全身大面积溶血性出血。
【采访】(许露希) 他的癌症已经扩散，已经一切办法都没了。
邓稼先真的走了。没有人，也没有任何力量能留住他的生命。追悼会将隆重举行，但这时，却找不到一张可以作为遗像的照片。
【采访】(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编辑侯艺兵)因为我们核武器研究院是保密单位，所以对于照片拍摄是有严格的纪律要求。邓稼先去世以后，连一张遗像都没有找到。家属没有，我们单位呢，我们单位也没有。
后来，人们在邓稼先的档案里，找到了一张证件照，作为遗像。照片拍摄于1971年，邓稼先47岁，正经受着“文革”的折磨。但就在这时，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应邀回国，他要见的第一个人就是邓稼先。
邓稼先与杨振宁一起长大，就读的都是西南联大，赴美留学主攻的方向同是理论物理。1950年，两人的轨迹岔开了。邓稼先为中国研制原子弹隐姓埋名，杨振宁则因诺贝尔奖名震世界。这是阔别21年的挚友重逢。
【采访】(许露希) 杨振宁和邓稼先在一起的时候妙极了。从来都是邓稼先听杨振宁口若悬河，邓稼先问他，哪个科研方面国外是怎么做的，国外哪些地方是怎么做的，哪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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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做到什么程度，杨振宁就说这个研究室谁谁谁做到什么程度，他碰到什么问题，然后用什么办法去解决。他们说到最要紧的，或者说不清楚，两人就在纸上画，公式就出来了。
荒诞闭塞的年代里，这次会面竟救了邓稼先全家。而杨振宁带来的国际著名实验室的种种信息，让邓稼先又浸润在科学的乐趣和少年的情谊中。
两人都小心翼翼地避开了一个最敏感的问题，邓稼先的工作。要上飞机了，杨振宁突然转身问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采访】(许露希) 他就问这句，稼先，我在美国听说，中国的原子弹是美国人帮着造的，是不是真的，杨先生这句话是绝顶聪明。你想他这么问邓稼先怎么回答啊。邓稼先说，我不知道，当然他就不泄密。他当时不能暴露自己，说我是干这个的。他说我不知道的话，他要骗人，他又不能骗老朋友。
无论邓稼先的回答，肯定还是否定，都可以证明邓稼先的工作。因为他太了解邓稼先了。但邓稼先的回答是：以后再告诉你。
后来，邓稼先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写信告诉杨振宁——中国的原子弹、氢弹全部是中国人自己研制。在邓稼先生前，中国进行了32次核试验，有15次是他亲自指挥。既然是试验，就有可能失败，但又怎么能失败呢！另一方面，薄弱的工业基础，严重不足的经费，难以想象的落后，但又不可能慢慢来，每一次试验必须做到大跨度的技术进步。最后，总共45次的核试验，就基本达到了核大国上千次核试验才到达的水平。
【采访】(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原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胡仁宇) 在这么短的时间，怎么用更少的钱取得更多的科研成果，这点是逼出来的，我的理解，是逼出来走出来这条路的。
在邓稼先生前，进行的核试验多由他最后签字。过去有作品描写邓稼先签字，总是临危不惧，镇定自若。但同事们说，这不是邓稼先。每次老邓签完字后，手都是颤抖的，冰凉的。
【采访】(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总工程师、中国工程院院士徐志磊)压力太大了，我们邓院长从头到尾一直是第一负责人，你想这有多大的压力，你们看电视有时看到10，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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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数到零，这种感受在你们听来好像是挺有意思的，我们听来绝对是心理上的压力之沉重啊，邓稼先在这种场合里，压力最大。因为他在承担最终的，所有的问题的最终的责任。
整个核武研制在当时需要900多家单位的通力协作。仅理论就需要百余家单位的通力协同。任何一个环节都会存在未知的因素和失误的概率。一次，就在临近爆炸的关键时刻，后方传来急报，说理论设计有计算错误。要不要停止核试验？
【采访】(许露希) 千军万马都摆好了，然后效应物都摆好了，就等核弹下去，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一支笔，一张纸，还有计算尺，没有什么东西。就在这种条件下，他用他的学问判断一个问题，就是计算是有错，可错误的幅度不会让这次核试验失败。他得出这样算的粗估以后，他说继续做，没问题。
这种科学地综合各种因素，在理论上确定一种参数的范围，叫“粗估”。这需要物理直觉。科学史研究表明有这种直觉的就是大物理学家。
【采访】(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研究员竺家亨)“邓稼先有几个传统的法宝，一个就是粗估与正确计算相结合。一个是理论与试验相结合，都结合得很好。还有一个是学术民主，大力协同。还有一个是严格的科学管理，这四方面他都是做得非常好的。”
邓稼先的物理直觉，数学见地、勇进的胆识、稳健的判断都证明他是完全应该登上物理学高峰的人。当年在美国，有著名物理学家执意请他去英国做研究，就是看到了他是站在科学的前沿，能够登上高峰的人才。但邓稼先却隐姓埋名。
核试验最危险的，是为核弹插雷管。如果发生意外，人立刻化为气体。每一次，邓稼先都是无声地站在现场，操作工人换班他不换，有时一站就是一天一夜。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傅依备说：“但就是这样子啊，他还是兢兢业业，战战兢兢啊，生怕出问题，所以每次试验之前，他觉都睡不好。
困难重重的研制路上，是长年的紧张和不安。这种极度的紧张和连轴转的工作状态、极不规律的生活，又长年消蚀着他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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