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木生：关于重庆模式的几句大实话
未经本人修改
张木生：我听了萧功秦教授讲、纪苏讲、子明讲，有很大的启发，我特别承认萧教授的求实精神，他不仅是一个有心人，而且是一个特别有功力的人。他没有一个主题先行的东西，而是从实践中多用归纳法，少用自己形成固定概念的演绎法。我觉得这种方法是特别值得提倡的。
我对重庆模式的观察，和我们发展组的老传统一样，就是抓两头，所谓两头一个就是最基层的，一个就是重庆最高层的。在这点上我觉得我有一点优势，重庆搞片子，重庆卫视让我做顾问，让我去讲四次，其实我就去讲了一次，赢得了重庆领导层的一定信任，所以黄奇帆召见了我们五六个人，跟我们细谈了两次。
另一头就是从基层，这个基层我有一个比较好的条件，就是在我们家干了11年的阿姨是重庆梁平县人，我从这个阿姨这儿讲起，这个小姑娘从16岁一直在我们家，干了11年，我原来从她嘴里，前几年我就没听她说过什么好话，全是坏话，而且都说得很实，比如说他在梁平的一个镇子里，
离他们家七八里路，村离这个镇子很近，原来没有路，他们一家三个姑娘，没有一个儿子，这三个姑娘前几年的遭遇确实可以看出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一个是经济上确实发展很快，另一个就是连一些最基本的民生问题都不给人解决。我们家阿姨的两件事使我当时对重庆印象非常坏，一个就是她和邻村的人结婚了，那个人在漠河当兵，漠河的部队给开的证明，允许他们结婚，生了一个孩子，结果她抱着这个孩子回老家，人家是部队批准的，出示了一切手续，结果把她爸抓到乡里吊打，计划生育，罚款两万。最后他们家总算把这个钱凑出来了。另一个，在镇上，她姑姑的院子里，给自己两口子盖了一个小房，又把她爸她妈抓去，说要交税，她问我，我们在自己家院子里盖一个小房，是属于什么税？我这个搞税的人也想不出来有这样的税种，又罚两万。她给我讲了，当时我都不信，说一个镇子里，就有三个地皮流氓、土匪恶霸，寻衅滋事，经常打人，而且打死了人，因为交了钱，竟然这三个人没有多长时间又回到这个镇上为非作歹，而且更加招摇。我说不可能吧，中国司法再坏，也没坏到这样，她说确实就是这样，我不会骗你。
七年前，她的一个妹妹被卖到深圳大仓库，其实就是囤积妇女的一个窑子，那年我找了陈慕华，最后去抄，去了八百民警，抄出450个年轻姑娘。她们家三个姑娘在重庆都有
遭遇，所以我觉得那个地方确实太坏了，感觉像是水深火热。原来我就觉得重庆太差劲了。
这几年家里马路修通了，家里安电话了，生活水平提高了，他们的宅基地，新村建设之后，腾出的老宅基地和新建的耕地都放到地票市场进行交易了，家里通过这个收入拿了几十几万，所以她也不在我们家干了，拿了这个钱和两姐妹买了公租房，而且在重庆就业比其他地方容易了，而且比给我们家干收入要高。
我还有一个亲戚是重庆的老革命，叫刘荣华，是双枪老太婆三个原型之一，当过重庆市副市长，她们家孩子原来也没跟我说过重庆什么好话，虽然他们的身份都很高，一个是经委主任，一个是五十铃汽车厂董事长。但是这几年发生了很大变化，所以我想说的，重庆的打黑对于中国其实是一个巨大的政治行动，很多领导对我那句话不满，我说现在中国已经形成了“贪官搭台、奸商唱戏、权力市场化、执政产业化、地方政府黑帮化”，中央也有人能接受，所以我觉得重庆后面的一切好事，名声上的好事、民主政治发展上的好事，打黑是前提，是基础，而且你见到王局长了，王立军之前带着两位上将参观重庆的打黑展览的时候，当时两个上将问，重庆之黑，你是从东北来的，究竟黑到什么程度，你能不能
给一个评价。他说重庆之黑在全国只是属于中下，比重庆还黑的地方还真多，而且很多还是发达地区。
黄纪苏：他说或者最穷的地方，或者最富的地方。
张木生：东北和广东就比重庆黑得多，重庆之所以能打动黑，第一，重庆的黑没有和中央的黑挂钩，第二，重庆的资本家也好，企业也好，还是比较土的，属于没有和世界500强这种特别大的挂钩的，所以一个薄熙来去了就能打得动，要是再高层次的，有很多是打不动的。
只实行经济改革，不实行政治和文化改革，使改革变成了一种瘸腿的改革，已使国家岌岌可危，再发展下去，我常说西方找不着北，中国自己也找不到北了，就说我们的黑现在已经黑到什么程度了。打黑是重庆所有能够做实事的基础。
重庆实际上黄奇帆也好，薄熙来也好，他们给我们介绍的时候说我们真不想叫做重庆模式，但已叫起来了，他说其实我们就是重庆探索。他说重庆探索的实际目的就是要把瘸腿的改革变成一种全方位的改革。我因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基本都是从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胶东半岛这些沿海开放
地区做的，但是我们是想拿到内陆的尤其是大西南、大西北这样地方的改革的高地，我们这几年的实验取得了几个成功，一个是我们改革的60%的精力用在了怎么对待农村、农民、农业，这是我们费精力最大的。我们在这个改革过程中使农民不仅耕者有其田，而且耕者有其产。重庆从原来的七百多万亩耕地，经过这几年的建设变成了一千万亩。所以我们政府手中才能有了这十五万亩可以城市化，而且我们这个过程是使农民确实无论多么偏远秀山、彭县等这样远的农村，农民的土地变成一种城市土地市场的地，进行交换之后，比在当地的价格提到了8-12倍。所以农民可以带着产、带着钱进城。第二，而且买了廉租房，我们马上就给他转换身份，而且使农民有迁徙自由，迁徙自由是基本人权。而且我们有意识地缩小城乡差别、这种二元经济结构，我们的目标就是经过几年的努力，使农村和城市人口倒三七，现在是70%还是农民，30%是市民。我们现在基本上已经做到了5：5，甚至城市是52%，略大于农村。但是我们在做这个过程中，使整个重庆的基尼系数是下降的，我们现在也实行了对于全国各地现在都愿意来重庆就业的大学生的定向培训，都有公共教育的平台，都受过大学专科本科的教育，但是不一定实用，来到我们这儿，我们都给他一个免费的定向的培养教育，教育之后他很快就可以进入就业岗位。因为重庆的财政，别的地方都是两级财政，两种财政来源，我们是三种，我们的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