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企业现在能大力提供上交利润，而不是变成像很多地方的国有企业比如中石油、中石化、中移动、中国通信那么高的垄断利益，但是这几年才上交5%-10%，我们是30%，国有企业是我们的第三财政，剩下的我们有和其他地方不同的土地财政，我们有和其他地方一样的就是所谓的税收分成和中央的转移支付。
比如重庆和上海比有一个非常大的不同。上海公务员的收入大幅度降低了。重庆让干部动起来、大幅度提高待遇。
黄纪苏：原来警官在办公室里打麻将，后来到大马路上站岗放哨，一般都涨了一两千块钱。
张木生：他说我不用通过中央，也不用常委会集体讨论，第一次拿出50亿，下一次再接着拿，因为有这个财力，使处级干部能够拿到七千多块，局级干部能拿到上万，一般干部也得有五千块钱左右。这样就使干部感到不仅能够付出，而且只要为人民干好事就可以得到。重庆的渝新欧大陆桥的建设，最难打通的一段就是俄罗斯一千多公里，现在货物可以直接到阿姆斯特丹港，俄罗斯是最实惠的也是最硬的，就是通过那一段，让俄罗斯入股，给了它25%的股份，现在深圳、上海出海关，竟然要到重庆去报关。它的开放，到今年
为止，每年能够进一百多亿美元，然后投出一百多亿美元，形成了非常大幅度的对内对外的改革开放，而且都是到阿根廷、巴西去买中国最缺的资源，比如土地。它在那儿加工的豆油进入中国市场的时候，只相当于我们从美国和巴西进口的一半价格就能做到。
重庆敞开胸怀，说真正中国的下一个内需型的改革开放和结构的调整，什么腾笼换鸟、输血式的定向的发达地区对落后地区的支援都不是好的方法，最好的方法是像上海、广州、浙江、山东这样发达地区，可以到内陆来直接包地区、包县、包省，人财物全来，属于你管。用这样一种梯度转移，形成新的开发。
我看了一下，它的银行的呆坏账在全国比例是最低的，所以应该说重庆是一个在新的历史时期和新的环境下一个内陆改革开放，一个政治、经济、文化全面改革的一个高地的初始状况。薄熙来基本两三点之前不睡觉的，一心一意就扑到重庆的发展上，黄奇帆他们两个确实是“黄金搭档”，珠联璧合，黄奇帆不仅对国内经济非常懂，对金融，因为我们最缺的是金融干部，他也是一个金融奇才。刚才你说的很多我都同意，在中国这种环境下，你如果还想发挥，你没有选择，要发挥共产党的组织资源，因为你想找一个能够代替
这个组织资源的实在是找不着，所以你在这种权威政治下，与其让它去黑帮化，越来越霸道，还不如就像重庆这样，扎扎实实地给老百姓干点好事。他的唱红其实就像黄纪苏所说的，是想做一种文化再造，但是找不到更好的形式。什么弘扬精神，唱念读诵，是想在这方面摸一条路子。
形式主义的东西在中国大家都很清楚，所以我当时跟他们交换意见，我说唱红也好，英模团也好，这种形式主义的东西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长期存在而且实践证明，就像做毛主席像章一样，会越做越大，最后像锅盖一样，会起反作用，不能作为一种发展趋势，真正当饭吃的不是这个东西，而是一种新的文化创新。
毛泽东在延安的时候，他提出来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民主的、大众的、科学的，那么小、那么破、那么穷的延安，当时所创造出来的延安文化，我觉得在当时来说就是一个非常先进的文化，现在听《黄河大合唱》、《白毛女》《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我记得我看了一个东西很受感染，也是萧老师写的，就是拿现在的电影，在我们国家就算是比较健康的手机电影和《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对比，我看了以后很有感触。上边花钱，一个星期给《色·戒》在中央电视台做广告，宣传汉奸文化。张艺谋的破东西，都是几个亿几个亿的，都
是上边指示的，其中也有人参加分红的，然后打造什么华尔街。现在中国的文化堕落到极点，重庆只是一个初始，没有完全做好，但是他是在往这方面想。
他说因为我们打了黑，所以我们现在完全有条件从基层村民小组到村、到县、到乡，实行中华民族一个非常优良的传统，叫做皇权不下县，元明清之前，这种基层的里长也好、乡长也好，都是基层公推，推出来的基本都是比较开明的乡绅，起码还是比较好的。他说我们现在想因为有了这个基础，有了这个条件，这和我们打击的“袍哥文化”是有直接联系的。
我觉得重庆只是在实验，它有很多不成功的地方，比如打黑一下抓了五万多人，最后判了一万七千人，剩下的是放的，放的部分是不是扩大化，我就问他们这个问题，放的部分是不是就扩大化了？他们也不能不承认，说确实有一定的程度。比如李庄这个事就做得很蠢。
你好好翻一下从1938-1948年毛泽东所讲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新民主主义社会、新民主主义阶段、新民主主义国家，宪政、公民社会、所有人的自由发展和解放、所有人的个性解放，包括多党合作，包括取消审查制度，出版、言论、结
社、不分男女、种族、财产，包括迁徙等各方面的自由的设计，我觉得我们有这个资源。只不过不同的就是我们有一个发展组的老传统，希望我们从民间所带动的改革能够借助我们党自己的传统资源，这个传统资源就是新民主主义论，新民主主义论解放之后，毛把它升格了一下，叫做初级社会主义，到56年结束，那个就比解放前的新民主主义论退了一大步。我最近论证了有七个方面的退步，就像我们当初发展组成立提出来了引进市场机制，推行民主政治，建立法治社会，这个理想就实现了一个，就是引进市场机制，非常瘸腿，那两个都没有进行，也进行不了，因为我们实验的结果就是这个能够和中央对话，就是怎么搞经济，所以从包产到户，也是陈子明说的，杜主任就发明了一个“可以可以也可以”，可以搞包产到户，也可以搞包产到组，也可以搞集体经济，你认为哪个优越就搞哪个，我们多用归纳法，少用演绎法，不要说我们想怎么干，而是中国的实际、国际的大环境和国内的小环境能允许我们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如果不和中央的要求结合起来，你们将寸步难行，而且也走不通。当时杜主任就说你看很多出发点都是很好的，包括竞选等等，由于没有和基层老百姓相结合，也没有和高层的接受度和允许度相结合，结果都走不远，我们不管怎么着还是走到了80年代末，吹了。
今天中国现在又到了这一步了，我们现在想设计的就是我们的老师那一辈，比如杜润生也好，包括刚开始支持我们的邓力群也好，后来他们两个分道扬镳了，他们都没有为我们留下一笔组织资源，没有组织资源的背后是没有财政资源，后来他们都变成单个。现在我们想做的事情就是我们得有财政资源，然后再形成组织资源。像当年我们老师他们那样，再根据中国的情况和中国的需要来搞进一步的中国的发展和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