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文学”
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内确定了改革开放的政治路线，在全国范围内开始发生了经济和政治改革的浪潮。尤其是1982年中共十二大后，农村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城市的经济改革也进一步加快，改革成为了80年代初中国的政治生活的中心内容。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新时期”里复苏和兴盛起来的文学也相应地产生了新的历史使命。经过文革的悲剧历史以后，纠正文革错误，否定极左路线，确定国家现代化的目标，制定一系列现代化的方案，使知识分子重新回到了社会的中心位置，激发了他们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社会使命意识。在他们看来，用文学为社会政治、经济改革推波助澜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况且，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就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和“文以载道”的传统，在现代，同样文学与政治之间建立起了紧密的联系，50年代以后不断的政治运动和言论控制使知识分子丧失了精神独立的地位和独立思考的能力，但是社会使命感仍然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挥之不去的传统，尤其是50年代以来同样形成了一种干预生活的现实主义传统。80年代的改革文学表现了作家以及知识分子对于社会政治生活的积极参与的精神。他们表现改革政策的必要与必然，注重对于现实社会中存在的弊病的揭露与批判，对于落后的思想观念的批评。在80年代初，继“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之后，“改革文学”的思潮勃然兴起，在1983－1984年间，描写社会变革的作品更是大量出现，形成了改革文学的创作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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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文学精神来看，改革文学的范围非常广泛：凡是反映这一时期各个领域的改革进程，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变化、人的心理和命运变化的文学作品，都应该属于改革文学的范围，读者从中可以感觉到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社会各阶层精神风貌的急剧变化，感受到历史交替和变迁的艰难历程。改革文学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一样，都是知识分子社会现实关怀和政治热情的直接体现，它在文学的发生与演变上仍然是紧密地关联于非文学的即社会政治等文学外部的原因，而不是按照文学自身内在的发展规律。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是一种非常清晰的文学现象，是社会现实政治在文学中的演绎，不仅文学与社会意识形态有着高度的统一，同时，它们构成了时代的一个普遍的共名。这样一些文学现象具有高度的整体性和概括性。这些作品也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充当了整个社会和民众的代言人的角色。文学常常提出尖锐的同时具有普遍意义的政治、现实的主题，引起普遍的社会轰动效应。
蒋子龙是改革文学的代表作家。《人民文学》1979年第7期发表了蒋子龙的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改革英雄脱颖而出。乔光朴以改革英雄的形象受到普遍的关注和欢迎。这一时期的作品大多揭露旧的经济体制、极左政治路线的影响与改革家的改革事业的矛盾冲突，并且制造了一个改革的乌托邦和神话，创造了一批大刀阔斧、叱咤风云的改革家的形象。《乔厂长上任记》具有典型的意义。它叙述了一个重型机械厂经过了十年动乱后，生产停顿，人心混乱，成了一个烂摊子，乔光朴受命于危难之际，他毛遂自荐，出任厂长，立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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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状，当了厂长后，他以自己对现代大型企业的了解和先进的管理知识，以锐不可挡的气魄和才能，大刀阔斧地整顿队伍，建立新的生产秩序和奖惩制度，激发了职工的工作热情，很快改变了全厂的瘫痪状态，扭转了生产的被动局面。这是最早的一篇自觉地“写四化，写四化的阻力，写克服阻力的斗争”的作品。在社会重心转移到经济和现代化建设的背景下，《乔厂长上任记》率先对此作出了积极的回应，在文学幻想中承诺和兑现了改革成功的希望，它满足了主流话语重建希望的意图，也满足了读者对于改革的心理期待，因此，它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轰动效应。当时有人评论说：“我们有意地冷落了一下那种高、大、全式的浪漫主义，但我们并不嫌弃浪漫主义。要是说我们仍然欢迎浪漫主义的话，那么，我们欢迎的正是蒋子龙这样‘深沉雄大’的浪漫主义。”1（阎钢《又一个厂长上任了》）它写工厂突破了以往“车间文学”的模式，把眼光从工厂、车间扩大到社会，揭示改革的困难、斗争和已经出现的变革与转机。小说着力塑造了改革家乔光朴的英雄形象，描写他的坚毅刚强与困惑苦恼，同时还以描写他感情世界的波涛起伏和对待爱情的果敢态度作为衬托，人物性格鲜明突出，有棱有角。乔光朴的出现适应了改革时代人们对于呼风唤雨、雷厉风行的改革英雄的期待心理。他的出现引起了读者和批评家的热情赞颂。“乔厂长”在当时成为了改革的代名词。但是也有人认为它有简单化之嫌。认为乔厂长上任后的大刀阔斧不会不碰到一些坚硬的石头，如果把这种复杂的情况写出来，也许更能表现时代的特征，乔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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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钢《又一个厂长上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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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这个人物的刻画也会更为丰满。2（秦兆阳《断丝碎缕录》，《文学评论》1979年第5期）然而，从总体上来说，乔光朴的形象不仅满足了主流意识形态的需要，也满足了读者的改革梦幻，满足了当时中国朝野上下普遍的对于现代化的幻想与想象。后来，蒋子龙描写和反映改革主题的作品还有《乔厂长后传》、《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开拓者》、《赤橙黄绿青蓝紫》、《燕赵悲歌》等，同时还有张锲的《改革者》，水运宪的《祸起萧墙》，柯云路的《三千万》等。在当时，文学作品中塑造了一大批乔厂长式的改革英雄，对于他们这样一些与乔厂长有着某种血缘关系的形象已经构成了一个新时期的英雄谱系，研究者把他们归结为“开拓者家族”。
柯云路的《三千万》的主人公丁猛就属于“开拓者家族”的英雄谱系之中。丁猛也像蒋子龙的乔厂长一样具有非凡的气概，刚刚官复原职的丁猛，面对十年尚未竣工的维尼纶厂，提出了一年竣工，同时提出了追加三千万的要求。面对扑朔迷离、难以预料的现状，他知难而上，以自己的身体力行为许多观望和犹豫的人注入了激情与希望，他们改变了现状，三千万的追加投资也节约了一半。《三千万》的主人公丁猛所面对的环境比乔光朴更加复杂。作者把改革英雄放置在一个极富时代色彩的“典型环境”中，但这些环境的设定和铺垫只是为了更加突出改革者丁猛的个人英雄的魅力，他对于所有的困难都了然于心，所有的问题都迎刃而解。尽管张安邦结网钻营多年，尽管每个人对现状都感到无可如何，但是只要丁猛一出现，他就会发出神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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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兆阳《断丝碎缕录》，《文学评论》197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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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抗拒的感召力。从根本上来说，《三千万》与《乔厂长上任记》都是同一个改革模式。乔光朴面对的是电机厂的混乱无序，丁猛面对的是更加恶劣的“简直可以说一片黑暗”的社会风气，其隐含的话语显然是改革合理性的依据，并且都将现状的恶劣归结于“四人帮”的影响。改革人物都受命于危难之际，并且都稳操胜券，在改革过程中势如破竹，顺利取得了改革的成功与胜利。柯云路在《展开广阔的社会风貌的图画》（《小说选刊》1981年第5期）中说：“从提笔那天开始，我就把目光放到了社会性的重大题材上。我希望自己能够通过文艺作品，揭示社会的内部矛盾，揭示生活的内在辩证冲突，多少显示和描绘出历史趋向性的东西，写出时代自身的脉搏。”3这些作品自然具有观念演绎的痕迹，在描绘他们时的那种所谓浪漫主义也有很大的虚幻的色彩。乔光朴、丁猛都是某一观念的承载者，他们所面对的困难以及他们的解决方式实际上都是形式化的，他们的胜利不过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必然的承诺，或者是作家理想化的产物。然而，改革的现实远非像作家们所承诺的那样简单。
与上述两篇作品不同的是水运宪的中篇小说《祸起萧墙》。主人公傅连山的性格与乔光朴、丁猛有许多相同的地方，他个性刚烈 、嫉恶如仇、精通业务、无私无畏，他同样也是毛遂自荐到佳津的。不同的是，面对重重阻力，他在佳津所做的三件大事都以失败告终。与上述作品中的人物结局不同，《祸起萧墙》的主人公傅连山在改革与保守的较量中是一个失败者。最终他甚至不惜以毁坏大电网来抗议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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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云路《展开广阔的社会风貌的图画》，《小说选刊》198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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