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工业化时代，以资产阶级为代表的市民阶级走到了社会舞台的中心位置，他们对于自由、平等、博爱的向往，对于自然的偏爱，对于个人价值的追求，使得现代城市文化走出了精英知识分子的象牙塔，逐步走上了平民化、大众化、商业化之路，使城市的文化形态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势态。
2.2 当代城市的消费文化现象
城市开始步入信息社会与后工业社会，城市文化的后现代现象也日趋明显。后工业社会的到来，使城市从工业中心、生产中心转变为文化中心和消费中心。以大众文化为主导的城市文化形态，将日趋呈现消费文化的特征。物质产品的丰富及商品生产的多样化和个性化发展，使得“选择”“时尚”成为人们生活的“必需品”。大众文化所遵循的就是追求时尚的原则。
法国社会学教授让·波特里亚在他的《消费社会》(1970年)一书中指出：“消费系统并非建立在对需求和享受的迫切要求之上，而是建立在某种符号和区分的编码之上。”消费已不再是对使用价值、实物用途的消费，而主要是对“符号”的消费，如“追风”“追星”和对“名牌”的消费等。这时，城市与城市文化也就成了消费的和消费文化的符号。
符号的作用是具有某种意义、传达信息，对符号的消费实质上是追求一种意义。因此，当今的城市文化所提倡的需求瞄准的不是物，而是价值。“需求满足首先具有附着这些价值的意义”，这就是消费文化的特征。如果说，城市曾经首要的是生产及商品实现的场所，那么如今城市首要的是符号实现的场所。
从工业时代登上舞台的大众文化，在后工业时代已走到了舞台的中心，对城市文化形态起到了主导作用，这使得我们的城市正在变得“时尚”起来。现今城市政府进行城市建设的各项决策，是在“争创”诸如“花园城市”“环境保护模范城市”“卫生城市”“优秀旅游城市”“国际花园城市”“最佳人居城市”等的名义下作出的，因为这些称号是“先进城市”和“现代化城市”的符号。于是相互攀比、“广场热”“草坪热”“雕塑热”“步行街热”“夜景工程热”等现象层出不穷，而大刮“欧陆风”“仿古风”也就不足为奇了。
所谓的大众文化，其实质是文化的生产、传播和消费的大众化现象。以大众文化为主导的社会，必定出现文化的产业化，而组成这支产业大军的，是在城市中生活的每一个居民。他们热衷于以“体验经济”的方式参与各种各样的体育赛事、演唱会、选美大赛，观看时装展示会、好莱坞大片，在节假日时奔赴各种主题公园、博览会、交易会、狂欢节，或在购物中心闲逛。在朋友聚会闲聊时，大谈名牌汽车、高尔夫球赛、家庭装修和艺术品收藏。在这样的消费文化的生产、传播与消费的过程中，他们品味着各自追求的生活的价值和意义。
目前在我国城市中流行的大众化的消费文化，是一种贴近生活的原生态的文化模式。它是以现代大众传播媒介为依托，以即时消费为关切中心，以吃、喝、玩为基本内涵的消费文化和通俗文化。对“地位商品”的追逐成了时尚，在生活方式的风格化和自我意识的确定中，把生活方式变成一种包装生活的策划和对自己个性的展示与地位的感知的途径。后现代的城市消费文化现象，既是在文化转型中各种文化精神和价值观念的碰撞现象，又反映了我国城市居民面对基本生活方式改变的无所适从的躁动感。
３、规划师能做些什么
工业社会的到来，工业和技术的发展使人成为技术和物质的奴隶，城市成了居住的机器。城市的异化，反映了人的异化。人们在似乎有自我意识的城市的不断扩张面前束手无策。
以霍华德的“花园城市”理论为代表的理想城市的文化模式，走出了现代城市规划的精英文化之路。崇尚理性的规划师、建筑师成了指引城市居民走向理性生活的启蒙者和牧师，成了代替上帝为居民预设理想城市生活、为人类绘制未来理想蓝图的“神秘的钟表师”。然而，城市被机械地分割为不同的功能分区，规划师们以类似于外科大夫的眼光来看待城市，以结构主义来分析城市的构成，对城市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改良，并以此解决城市的功能和空间的拓展问题。
高举理性主义大旗的现代城市规划，应用现代科学知识认识城市，在把城市分析、解剖为各个子系统的同时，用技术手段对城市的各个功能系统和空间结构进行整治、完善和建构，使现代城市的面貌有了巨大的改变。随着城市物质生活的丰富，人们的主体性意识再次觉醒。当今的人们已不满于少数精英分子为他们预设的通用型的生活模式，他们已开始追求和构筑自己的理想生活方式、个性化的生活。正如里斯曼所说：“今天最需求的，既不是机器，也不是财富，更不是作品，而是一种个性。”于是，以批判现代主义为己任的后现代主义应运而生。后现代主义对于现代主义所崇拜的理性主义的反叛、对权威的蔑视、
对中心的解构、对多元化的提倡、对个性的张扬，表现出对人类理性主义的历史性反思。当然，后现代主义的解构也给城市留下了一些支离破碎的断片。这就是当代城市规划应该从以精英文化为基础的理性主义向以大众文化为依托的方向转化的背景。
城市并不是自然之物，城市也不是机器，城市是一个社会，是人们聚居和生活的社会形式，或者说是人类的社会化存在与文化存在的形式。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城市”。不同时代、阶层的人，在他们各自的文化模式的指导下，都会对城市生活具有不同的理解，因而对城市建设与城市设施会有不同的需求。例如，“有车一族”与“步行族”“公车族”对城市的交通政策和道路建设的认同感就会有差异；“原住民”与“移民一族”会对当地的历史和文化遗产有不同的认同感；“贵族”与“平民族”对“名牌”符号的消费就有不同的态度。
当人们高举“以人为本”大旗的时候，是否想过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在经典的理性主义的城市规划与城市设计的教育下，人们是把城市作为一种抽象的“人”(自然人)，而不是现实的、具体的“社会人”的对象物，并常以自然的、科学技术的手段来解决社会科学的问题。因此，这样规划出来的城市就只能是一种“类象”的诸如“带状城市”“指状城市”“圈城式城市”“组团式城市”“星光放射式城市”的模式化城市，或以“邻里单位”和各功能分区拼装而成的模块城市。精英主义的规划，是以规划师和个人的价值尺度作为公共的尺度来绘制城市的未来蓝图。当这样的规划面对动态发展的社会和已趋多样化的价值取向时，往往不得不处于“墙上挂挂”的境遇了。
经典的现代主义的城市规划是一种精英文化，体现的是功能主义的工具理性的价值观，采取的是封闭式的模式化主导手段，追求的是理想规划的终极蓝图。而这恰恰是与城市的大众性、多元性、开放性和动态发展性相违背的。因此，公众参与，多学科、多价值观的合作与探索，连续过程的对话式引导，以及讲求实效的灵活性操作则是对理性主义的经典规划范式的一种修正。
城市是由自然环境、人工环境和社会环境有机构成的现实的人的对象物；城市规划的问题从根本上说是文化创造的问题，是生活方式的谋划问题。而文化的创造，涉及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3个方面，即物质财富的生产、社会秩序的生产和生存意义的生产。具体的、现实的、各个阶层的人的需要，各种价值观的协调共处，是人们进行城市规划的最基本的尺度。
社会的转型，最根本的是文化模式的转型，是生存方式的转型。而文化模式和生存方式的转型，需要城市规划的转型。使经典的法令型的规划向通俗的契约性的规划转型，使精英的理想模式的规划向公众的实践模式的规划转型，使艺术型和技术型规划向大众文化型和公共政策型规划的转型，使功能评判型规划向价值导向型规划的转型，是当代规划师面临的历史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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