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距离的测量及其应用研究
[摘要] 社会学概念“社会距离” 从博格达斯量表开始，其测量的一直是群体（族、阶层）之间的主观心理距离，反映的是群体间文化差异或群体间相互接受程度。为了回应塔尔达和拉梅尔对社会距离概念客观性的要求，本文借鉴重新定义距离这个概念，反映不同社会阶层客观的社会差别，并利用广州市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或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来测量广州市不同阶层（群体）的社会距离，解释广州市社会阶层（群体）关系的变化，说明社会变迁。
[关键词] 社会距离；社会阶层；测量；维度 一、日常生活中的“社会距离”
身体的接触距离，预示着人与人关系的亲近度，及人和人之间亲近到了什么程度。一般来说，下面四种距离，代表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同关系。如：亲密距离（intimate distance）：45cm左右，在最紧密关系中，如丈夫和妻子之间；个人距离(personal distance)，45－80cm之间，如在个人之间谈话时；社会距离(social distance)，1.3-2米之间，如在人们工作中或在社会聚会时；公共距离(public distance)，比社会距离更大，如在演讲中演讲者与听众的距离。
身体之间的距离因文化不同而不同，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差异，地理环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阿拉伯国家的文化，恶劣的生存环境致使大批阿拉伯人涌入城市，习惯了拥挤喧嚣，人与人的亲密无间令他们感到踏实舒心，这一点上阿拉伯文化同欧美文化
是截然相反的。有趣的是，即便是同一个国家，不同年代的人身体接触的距离也是有差别的。比如英国的年轻人就比老人拥抱朋友的次数多（Josien Caris，SRoger Voncken，2010）。
在日常生活中，社会距离在是指社交距离，为了公共健康，人们身体之间彼此保持一定的距离，特别是在疾病暴发时，以便减少感染的可能。
二、社会学概念“社会距离”的变迁
法国社会学家加布里尔·塔尔德在《模仿法则》中首次使用社会距离，表征阶级差异。他认为社会距离是一个客观性的概念，强调不同群体之间的客观差异（Tarde,1903）。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西美尔首次将社会距离概念赋予了主观性的色彩。西美尔认为，距离既是一种描述自我与外在客体内容间的特定关系，同时也是一种具有内在倾向性的精神联系，这两种距离之间往往是负相关的（西美尔，2007）。帕克把社会距离变成了一个主观性的概念，强调心理上的区别和隔离状态。他和伯杰斯等芝加哥学派继承并发扬了西美尔有关社会距离的思想，将其运用到对于当时美国种族和族群关系的理解上，使得社会距离成为了一个极具丰富内涵的概念。帕克认为社会距离描述的是一种思想状态，是人们准备与他人在他们的关系中建立亲密关系的程度，是存在于个人与集团之间的亲近程度（Park，1950）。
最终使社会距离这一概念成为社会学中普遍适用概念的则是博格达斯，博格达斯将社会距离从概念变成了具体的测量刻度，通过考
察行动主体是否愿意与其他人或者其他社会群体交往，来测量社会成员对于他们之间或者他们与其他社会群体成员之间距离的感觉，社会距离存在于行动者心理空间中的、行动者与其他行动者之间的心理距离（Bogardus,1925）。
普尔对社会距离作了主观和客观维度上的划分，认为主观社会距离是对一个群体的观点和看法；客观社会距离体现为不同群体之间的文化差异。“作为一种社会化形式，社会距离被视为是一种区分内外群体联系的族群形式（Poole，2010）。”
美国政治学家鲁道夫·拉梅尔对博卡德斯社会距离的心理性提出质疑，认为社会距离应当回归塔尔德时代的客观性，认为“社会距离是最形式化也是最普遍化的社会关系，社会关系则是社会交往过程的结果；社会距离因此可以被界定为一种社会关系与其他社会关系发生关联时所产生的情境（ Rummel,2010）。”
我国社会学界大多在研究农民工问题时使用社会距离概念，基本利用博格达斯类似的量表测量农民工与城市其他异质性社会群体的主观心理社会距离。卢国显（2005）和史斌（2010）对社会学概念的社会距离作了综合研究。
卢国显率先对国内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社会距离进行了研究。他认为社会距离是“人与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在社会交往中所表现出来的否定性的评价和看法、交往双方互相倾诉心里话、双方相互理解的比例和交往行为频率，以及居住密度、职业构成比例，和在经济困难时交往一方对另一方的提供物质援助的频率。”卢的研究将社会
距离拆分成客观距离（行为距离）和主观距离（心理情感距离）两个方面，分别进行了指标化测量（卢国显，2007）。
郭星华等（2004，2005）认为社会距离是“存在于行动者心理空间中的，行动者与其他行动者之间的心理距离”。许传新、许若兰（2007）认为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距离是反映社会是否和谐发展的标志之一，他们将社会距离定义为“存在于新生代农民工心理空间中的、在与城市居民互动过程中产生的心理距离”。史斌（2010）认为以新生代农民工为主体视角的社会距离建立在融入意愿和排斥预期两个层面基础上；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距离在增大。社会经济地位、社会关系网络、居住空间和社会文化会显著影响新生代农民丁的社会距离。
三、社会距离的实证测量
博格达斯（ Bogardus，1925）认为几乎所有的社会问题都与社会距离有关，并且坚信通过社会距离的测量可以解释人与人之间的种种误解。博格达斯于1925年设计了一套测量各个种族之间关系的技术，称为“博格达斯社会距离量表”。博格达斯量表采用客观的外显行为而非主观的自我报告作为对原始反应的测定，要求被访者从量表的7项内容中选择符合自己态度的选项，这7项内容分别是：1、愿意与他（她）通婚结成近亲关系；2、愿意让他（她）成为俱乐部成员；3、愿意让他（她）成为邻居；4、愿意让他（她）成为我的同事；5、愿意让他（她）成为美国的公民；6、只愿让他（她）成为美国的游客；7、不愿让他（她）与美国发生任何接触。
博格达斯量表开创了社会心理学研究的先河。以往对心理态度的研究都比较注重主观的解释，而博格达斯利用量表的技术将主观态度数量化，实现了社会心理学实证化研究，被广泛地运用于对不同国家、种族、族群的主观认识的研究中。
Lee等人（1996）设计了另一套反转的社会距离量表，与博格达斯社会距离量表要求受访者评价是否愿意接受其他群体成员问法相反，反转的社会距离量表要求受访者评价其他群体在这些角色上对他们的接受程度。我国张海辉（2004）在研究苏州本地人与外地人的社会关系时，首次从本地人、外地人双向的角度对社会距离进行了双向度研究。郭星华等（2004）从农民工、弱势群体的视角出发，将社会距离分解为三个层面：向往程度、排斥预期和整体感觉。许传新、许若兰（2007）继承了小群体视角的研究传统，以因子归纳分析法为研究方法，从设计的众多问题中归纳出交往状态、交往意愿、接纳预期三个维度，从这三个维度入手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距离进行了测量。
四、社会距离概念的扩展
从博格达斯量表开始，社会距离一直测量的是群体（族、阶层）之间的主观心理距离。为了回应塔尔达和拉梅尔对社会距离概念客观性的要求，我们借鉴社会距离这个概念，来定义不同社会阶层的社会差别，并利用广州市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或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来测算广州市不同阶层（群体）的社会距离，解释社会阶层（群体）关系的变化，从而说明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