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途径，在于其假定行动者是会计算行动成本与结果收益，要解决集体行动中的“搭便车”问题，政策联盟必须设计制度诱因，对采取不同行动的人给予对等的回报，由于每个人都会由过去的行动结果学习如何获取更大的收益，最后自然能够导往集体行动的方向。 （六）演化模型。这一模型以约翰的研究为代表。约翰于2003年认为，要更加精确地发掘政策变迁的动因机制，须采用演化理论以揭示微观层次的政策变迁过程。作者主张采用理性选择或模因模型或者二者的组合来解释政策变迁的因果过程。其指出演化理论的公共政策变迁模型是运用非线形过程、观念与非意愿性选择单元的分离、从基因源开始的观念的任意性重新组合、选择单元间的竞争、中央政策制定者的目的被这些过程驱动的方式以及对演化路径发展中的收益等要素及其组合来解释政策变迁的。
四、经验检测与初步整合修正
模型是关于社会与政治关系的限制性的假设，因此模型还需要得到经验检测，并进行进一步地整合修正，才具有解释力和适当性。因此，上述模型特别是有关的综合性模型自其提出后不久，研究者就开展了相应的经验检测与初步整合修正工作，如琼斯和鲍姆格特勒运用政策变迁的历时性数据对间断平衡模型进行了检测；自1993年始，萨巴蒂尔和金肯斯—史密斯及其国内外支持者也对倡导联盟框架进行了经验研究，并对该框架进行了修正，使得该模型更为精细化，以
至作者宣称该框架“已经接近于一种理论”；奥斯特罗姆提出的制度理性分析模型也被应用于各种不同的实际境况的经验分析，推动了模型的进一步发展。此外，其他相关模型都被有关研究者运用到实证研究中，得到检测、讨论与发展，进一步丰富了对政策变迁因果过程的解释。
五、西方政策变迁理论与我国政策变迁本土化研究
以上政策变迁研究的重要研究成果都是基于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政策经验，如何借鉴这些成果开展对中国政策变迁的本土化研究则是我们的落脚点。
（一）我国政策变迁研究现状与研究任务
目前就我国而言，对政策制定和政策执行等已经有了一定的研究，但是对政策变迁的研究尚处于被忽视的状况。目前仅有相关教材对政策变迁的概念与基本类型进行了简要介绍，少量论文对政策变迁的因果过程进行了探索，也有一些论文对我国的具体政策的变迁进行了经验研究，但是没有发展出解释政策变迁因果过程的综合的、系统的模型，自然，对模型的经验验证并进行整合修正从而积累我国政策变迁的规律性知识就未能涉及。因此，是亟待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就目前的研究任务而言，应思考我国政策变迁的类型；思考我国政策变迁的影响因素与政策变迁类型的规律性联系，建构我国政策变迁因果过程的模型；开展我国政策变迁的经验性研究；积累我国政策变迁
的理论知识与总结政策变迁的经验教训。 （二）借鉴西方政策变迁理论进行本土化研究
以上研究任务的达成，需要借鉴西方政策变迁研究的相关理论成果。可采取以下几种方式进行：其一，运用我国政策变迁的案例，对西方政策变迁研究的相关理论模型进行经验检测，看其研究假设是否成立或是否存在新的结论，以对相关理论模型进行修正以符合我国政策变迁研究的实际，积累政策变迁的知识；其二，通过整合西方政策变迁研究的相关理论模型，提出我国政策变迁的综合模型，并进行经验验证和整合修正；其三，挑选西方政策变迁研究的相关理论模型中的最具有解释力的变量或提出新的解释变量，结合我国政策变迁实际，进行深入研究。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摘自《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