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仲平”虽然在“写作上有四个‘遵循’：一是多用外报
外电的评价，保证客观性。二是多用自己的概括，增加独创性。三是多用当下的事件，增强新闻性。四是多用群众关注的热点，加强针对性。啮但诚如张研农所言，“任仲平对新闻事件关注不是很够”。盈
从本质上来说，“任仲平”文章的作者虽然都是报社记者，但他们与真正意义上的“记者”已经很远，离“专家”越来越近，其文章的写作精神值得称道，但这并不能改变其“理论文章”的本质属性。
自１９７８年始，社会、政治、文化开始多元化。报纸对社论的使用开始谨慎，《人民日报》社论的选题基本上仪式化了，主要以节假日、重大会议开、闭幕以及重要政策决议为题．这类选题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其内容的不容商量与讨论。与之相对，一些允许讨论的议题，或需要通过协商与对话进行传播的议题则往往用其它的形式加以表现。１９７８年５月１１日《光明目报》头版刊登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
理的唯一标准》，便是其中的代表作。该文长达６３０１字，具
有强烈的理论文章的特征，虽然它是以“特约评论员”的形式发表出来的，但从严格地意义上说。它并不是评论写作的楷模。此文利用大众传媒中新闻评论的方式传达一种指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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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仲平”文章新闻评论属性探析
其意义不在于其是“评论”还是“理论”文章，而在于其现实政治意义。这种方式一方面使得理论文章具有较高的传播效率，另一方面又避免了社论文章的确定性，增加了协商对话的可能性。
但一般来说，这是一种特殊形式，它会改变报纸的文章形态与类别。因此其发展变化势在必然，“任仲平”文章的问世便在意料之中。这种文章表面上兼具两种文体的特征，在特殊情形之下以及特定媒体之中，少量使用将会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但如果将其全面铺开，不加辨别地模仿，将损害新闻评论的本质，由此影响新闻媒体的传播属性。
四、改变评价机制。改进文风。提高党报传播能力
在中国当代的社会语境之中，新闻作品的评价通常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政府评价标准，主要源于领导人的批示和中国新闻奖的评奖；一是民间评价标准，它源于受众，发行量是一个指标．大众是否愿意授受并喜欢，是党报传播能力的一个检验标准。
从管理体制上来看。党报的评价标准更偏向于政府评价标准．正因为如此．各大党报在评论上均花费大量精力。“任仲平”文章多次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视无疑激励着其它后来者：《河南日报》推出“何平”文章，与“任仲平”文章字
数差不多，每篇约为６０００左右，有时其写作阅读量竟达百
万字；《贵州日报》推出的“余心声”文章，字数有时高达９５５３字，一般也为５０００余字；《湖北日报》推出“楚天舒”文章，字数一般为８０００左右。这些文章与“任仲平”文章一样，也都是集体创作，有的是省委宣传部组织撰写，就重大理论问题进行阐述．它们大都获得相关领导肯定与重视，并且大都被列为学习材料供各级机关学习。
还有部分媒体借鉴了“任仲平”文章的基本理念，但在形式有所革新．他们往往并非集体创作，篇幅较小。如《辽宁日报》推出“辽新平”文章，每篇字数为２０００多；《云南日报》则推出了“南耀平”，每篇字数约为１５００；《解放日报》的皇甫平文章一般为千字文，但时有长达四五千字的长篇理论文章，等等。其它的如《大众日报》、《山西日报》、《贵州日报》、《江西日报》等等往往以评论员或特约（邀）评论员的身份于Ｕ登长篇文章。
从他们与“任仲平”文章的关系上来看，各省级党报或多或少借鉴了“任仲平”文章的部分属性，有些更加注重文章的“新闻评论属性”，如《湖北日报》的“龚信力”文章紧紧跟上新闻，大幅度缩短篇幅；有些文章只是部分地模仿了“任仲平”的内容；有的则照抄照搬；还有些运用传统的本报评论员文章形式表达类似意见与观点。党报宣传党中央和各级党政部门的方针政策。无疑是必须的，受到领导人的称赞无疑也是对报社工作的肯定。但是作为在市场中运行的媒体。作为引导舆论的重要机关，其评价标准不应仅止于
此。
中国新闻奖是对党报评价的另一个标准。但从近些年的评奖实践来看，中国新闻奖评奖标准与现实操作存在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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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不一致。作为中国新闻界的最高奖项．中国新闻奖具有指挥棒的作用。它拥有较高权威性。在字数方面，１９９１年规定评论８００字以内。１９９２年即改为言论２０００字以内，自此一直持续，２００８年１２月新修订的《中国新闻奖评选办法＞为对评论获奖作品的规定如下：“对社会关注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新闻事件、热点话题、社会现象等进行评论、分析的新闻作品。包括社论、评论员文章、署名时评、述评、短评等．不包括杂文，每篇字数限制在２０００字以内。”这一标准明确将一些不符合新闻评论标准的理论文章排除在外，但新闻奖的评奖实践却并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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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五：人民日报获奖言论篇幅变化图（一等奖或特别奖）
从图四中我们不难看出，１９年间，《人民日报＞获奖评论字数在２０００以下有六次。其中第九届特别奖作品《当前头等大事》仅５７０字。字数在２０００—３０００中间的仅四次，字数在５０００以上的有八次。在字数上。符合规定的仅占３３．３％，篇幅超长已成为《人民曰报》获奖评论一个主要的不符合标准之处。事实上，如果为篇幅超长的文章设立单独的奖项并非不可能，如授之以“特别奖”。但是通过对比中国新闻奖特别奖和一等奖。我们发现篇幅并不是两者的区别所
在。
在中国新闻奖中。大型文章长期占据一等奖或特别奖已成一种趋势，各省新闻评奖也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这样的现象，并且有蔓延之势，这不能说不是个遗憾，因为它有可能改变文风，直至影响媒体的思维和生产方式。
实际上，一般言论文章的篇幅大可加以控制，使之符合标准。在中国新闻史上，很多影响较大的评论字数都不多：１９８２年２月７日《福建日报》一版刊登时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项南同志撰写的《有些案件为什么长期处理不下去》，
仅１５０字；
１９９８年８月９日，《人民日报》刊登的本报评
论员文章《当前头等大事》仅５７０字，获得第九届中国新闻奖特别奖（１９９９年度）；２００２年９月１６日，《渭南日报》在一版头条刊发社论《务虚会的主题》。全文２１７字。１９７５年周恩来在第四届全国人大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不到５０００字（主要起草者为邓小平，虽然当时主要是由于总理身体不好，但是这也表明了一种可能性）。由此可见，控制篇幅不是不可能，而在于如何控制。同时控制篇幅的目的不在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