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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套利行为虽然给地方政府带来了红利，但是并没有帮助家庭收入增长。虽然大规模的城建运动会在建筑行业创造一些就业机会，但这些就业是短期的、临时性的。当中国的房地产泡沫破裂之后，我们将马上看到“国进民退”对中国就业和收入分配的严重打击。
所以，中国应该调整经济发展战略，可以参照2003年以来的巴西经验，将国有企业的垄断红利全部拿给老百姓，这样一方面可以减弱国有企业投资的积极性，另一方面还可以增加普通国民的收入。
###并不存在一个所谓的“中国模式”①
####“中国模式”只是“中国人做”
《时代周报》：在当下，“中国模式”可以说是一个热词，你能否阐释一下你所理解的“中国模式”？
黄亚生：在成功方面，中国和其他国家所采用的办法是一模一样的，并不具备所谓的“中国模式”。第一，是社会投资。比如推广基础教育、消灭血吸虫、消灭赤脚医生、建设农田水利工程等。第二，是经济改革。这是市场化的成效，并且和别的国家没有太大区别。第三，从政治上来看，进行了渐进式的改革，地方政府自己约束自己的权力，避免对市场经济过度干涉。
而中国不成功的地方在巴西身上也能找到。所以也不能说国家干预的不成功是中国的特点，在其他很多国家也是不成功的。我也不觉得中国实行了东亚模式，我们不要老把中国跟东亚各国在政治上相提并论，例如韩国有30%的人口信仰天主教，教会是完全独立的，这完全不同于中国。从经济上来讲，中国也不能说是东亚模式，而是越来越像拉美模式。贫富不均，这是东亚从来没有出现的问题，但拉美出现了。
所以从好的方面来讲，中国经济发展迅速的原因其他国家也有；负面的东西，中国有，别的国家也有，我想不出中国很特别的地方。“中国模式”就是中国人在做，这也许是唯一可以往“中国模式”上套的地方。
《时代周报》：最近连续发生了一系列有广泛社会影响的事件。有评论认为这些事件表明了“中国模式”的破产，你怎么看待这种人们常说的“中国模式”的内生问题？
黄亚生：“中国模式”的缺陷早就可以看出来了，其特征就是国内生产总值高速增长，但
人均收入增长得却很缓慢。另外就是政府只关注经济，不关注社会，很多社会的成本不得不由家庭和个人承担，富士康员工跳楼事件就是一种极端表现。
有人说，中国政府是很关心民生的。这种说法的逻辑缺陷在于，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政府说自己关心的是“民死”，追求的是“民死”。如果说所有的政府都在关
心民生，那就没有说的必要了。所谓的“中国模式”，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有一种隐含的意思，就是说这是中国特有的东西，别的国家没有。但对于关心民生，其他任何国家都是这样的，这并不是中国独有的特征。
2009年，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值降了7%，虽然它也有一些罢工、冲突，但是俄罗斯整个社会是比较平稳的；印度过去几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速度只有2%，但人家也这么过来了。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比那些国家都不稳定，因为中国需要8%的增长率才能保持跟别人一样的稳定。假如有两个学生，一个学生学习10个小时就能得A，另一个学生要学习100个小时才能得A，你说这两个学生，哪一个聪明？人家–7%的增长率也能维持稳定，而你却要8%才能勉强维持稳定，你说哪一个更稳定？
《时代周报》：中国的经济是出口导向型的，由于金融危机，外部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民币升值对中国而言是不是真的会像一些学者讲的那样，对中国经济是更沉重的打击？
黄亚生：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在出口导向型模式下，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经济是有打击的。因为中国创造就业比较成功的是广东这些出口型企业，所以从就业方面来讲，人民币升值对中国是有一定打击的。而一些人讲的人民币升值会促进消费，我想根本达不到这种目的。因为进口的这些产品大部分没有最终消费，而只是生产用的中间产品。人民币升值实际上可能会刺激出口。因为中国很多企业都是来料加工型企业，人民币升值以后可以降低进口的成本。另外，人民币升值也会刺激房地产行业。房地产需要钢，钢需要铁矿砂，而中国是不生产铁矿砂的，人民币升值等于降低铁矿砂的进口成本，也就提高了整个钢铁行业的赢利空间。
在我看来，人民币升值不仅是一个技术性的政策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其对体制方面的作用。在现在这种体制下，人民币升值能不能达到促进体制完善的目的还不清楚。我觉得，政府本应该利用过去这一年半的时间做很多体制内部的改革，但我看不到任何迹象。另外，从技巧上来讲，政府要注意人民币升值的办法。政府应该造成一种人民币升值的预期，让诸如广东的这些企业有一段时间去调整，而不能搞“突然袭击”。从这一
点上看，我是非常不赞成政府过度干预的，因为只要有预期，企业家自己便会调整。
####“促转变”不能成为政府投资行为
《时代周报》：现在从中央到地方政府都在提“促转变”，温家宝总理也指出了中国经济的“两难”困境，你是怎么看待的？
黄亚生：提出“促转变”基本上是一种
行政命令，一种国家手段。现在中国所缺少的讨论应该是，政府应该不做什么，而不是政府应该做什么。一旦强调政府要做什么，就会进一步地刺激投资。比如要建立一个新的城市，这个城市是为了节约能源的，那么就要把老城市毁掉，这个事情谁来做？都是政府来做。但是有没有弊端？显而易见，可能会带来新一轮的结构性问题，这在本质上还是路径依赖。
广东关于“转变增长方式”的提法我同意，但是接下来就应该讨论我们为什么走上了这条路，然后再讨论怎么去转变。政府不向民营企业提供资金，所以民营企业只能走劳动密集型产业之路，其经营成本过高。资金大规模地向国有企业倾斜，所以国有企业都是资源密集型企业。另外，城管限制了服务业的发展。
如果不去讨论第一个问题—为什么走上了这条路，那我们得出的结论还是政府应该转变、政府应该支持这个或那个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应该被转变等，这些最终还是政府的投资行为。
《时代周报》：你在文章中也曾指出，“我们的政府不去做它擅长的事而去做它很不擅长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