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亚生：对，这次金融危机，本来政府可以借机检讨一下为什么中国老百姓的收入这么低。解决的办法有两个。一个是短期的办法，就是进行大规模的收入重新分配，但是注意不能用传统的办法，要提防政府截流，否则效果不会很好。我们可以借鉴巴西的经验。巴西政府在这方面做得还是很不错的，他们一直在解决收入的问题，中央政府直接把钱打到老百姓的账号里，中间不会出现地方政府的截流、盘剥等情况。另一个办法是通过减少个人所得税来调整收入分配不均的格局。
####民间社会发达是广东的亮点
《时代周报》：广东“四十条”①强调产业转型，界定了政府“有为”与“无为”的方方面面。
黄亚生：我最近几年每年都会到广东几次，政府基本上还是在放手，现在的“四十条”也是一个改进的方案。广东作为经济发达地区和改革开放前沿，地方政府善于调整自己来适应现实，而不是让现实来适应自己。这在中国是非常不容易的，说明地方政府能够意识到问题所在，并且能够抓住重心，以开放的态度来应对广东当前的社会现实。20世纪
80年代，一位高层官员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当农民不赞成我们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不应该觉得他们的水平是怎样的低，觉悟是怎样的低。我们应该想一想，我们做这些事情是对的还是错的。”
《时代周报》：中国经济现在已经到了一个必须调整和转型的关口，广东作为前沿，有没有可能率先实现顺利转型
？“中国模式”是饱受质疑的，那么，有没有可能以广东为试点，先行做出一种“广东模式”？
黄亚生：过去有些地方就想要移植广东的成功经验，但是最终发现不行，因为移植过去的仅仅是技术层面的东西，而经济发展需要一个强劲的民间社会的支撑。内地很多地方还是不具备这样一种开放的民间社会。我们不要小看广东这种极具市民文化的民间社会，它是广东经济的亮点，也是支撑经济发展和得以适时转型的重要基础。这个弹性空间使得经济结构的调整会相对顺利，也会减少不必要的阵痛。
《时代周报》：那么，从全国通盘来考虑，我们最应该警惕的是什么问题？
黄亚生：通胀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我看过德意志银行的马骏写的一份报告，他对中国的通胀作了一个测算，结果显示贷款率是负的。从微观角度来讲，现在做的这些投资越来越没有效率了，对供给的刺激效果越来越小了。通胀的成本转嫁给了中国的老百姓，而像其他的一些成本，是全社会在承担的。从政治意义上讲，承担通胀的成本要比其他成本更严重。
以房地产为例，房价和出租的价格比例太悬殊了。在任何一个国家，这个比例失调都说明是泡沫经济，这是非常明显的。对泡沫经济有各种各样的分析，例如一旦泡沫破灭，银行马上会出问题，那么中国会采取注资等方式。但仅仅注资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体制改革必须提上议事日程。否则，所谓“中国模式”的这条路往下走可能会越走越窄，这是我们应当警惕的。
###“上海模式”将拖累中国经济①
《中国新闻周刊》：你怎么看2009年上半年上海的经济增长速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黄亚生：上海经济增长放缓，甚至低于全国平均速度，这其中有金融危机打击的因素，但并不是全部原因。其实上海的经济问题早在2003年前后就表现出来了，特别是上海社保案案发之后，中央政府就发现了上海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上海模式”是典型的国家干预、倾向外资的模式，这种模式与巴西20世纪60~70年代的发展模式十分雷同，当时被认为是经济奇迹，但是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垮掉了。因此，上海经济减速与中央对其政策的调整有关系，但更重要的还是上海经济模式的问题。
####《中国新闻周刊》：“上海模式”有哪些特点？
黄亚生：“上海模式”主要是政府深度干预、控制经济，特别是政府大力推动发展房地产经济，以及对外资的偏好、对民营企业的歧视、盲目追求地区生产总值而不注重家庭收入提高、只追求经济增长而不追求就业增长。这些问题在上海官方统计数据
中也表现得非常突出。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上海的就业增长、家庭收入增长一直比地区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增长慢。
上海经济繁荣基本上是政府支持的产物，这和温州等地完全不同。温州靠的是内在活力，它不依靠外部支持就可以产生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我认为，以个体企业为主导的“温州模式”是市场化程度和个体化程度最高的发展模式。
“上海模式”可以说是中国很多经济问题的一个具体写照，所以“上海模式”不应作为一个城市的问题来谈，而是应该作为整个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政策取向的样本来分析。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改革的重点是扶持发展农村个体户和个体乡镇企业，那么到了20世纪90年代，改革的重点就转移到了扶持大中型国有企业的转型和改造上。“上海模式”就是20世纪90年代经济状况的一个典型代表。
####《中国新闻周刊》：这样一种模式给上海经济带来了哪些影响？
黄亚生：上海是中国城市发展最显著的象征，现代化的摩天大楼、外国奢侈品商店和全国最高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使得上海成为中国的模范城市。这也是一个国家获得成功的最好例证。但事实果真如此吗？
上海人的收入很高，但很多都是转移收入、补贴收入，而利息、租金这些财产性收入却少得可怜。从绝对数上看，2002年上海居民财产性收入还不如1993年。另外，2006年上海居民从经营企业中获得的收入比浙江居民低44%，而从所拥有的资产中获得的收入则要低34%。这就说明“上海模式”可以提高城市高楼大厦的楼高和国内生产总值的统计数据，但对提升居民的实际生活水平却是有限的。此外，上海可能是中国贫富差距最大的城市之一。2003年和2004年上海市政府公布的居民收入抽样调查结果表明，收入最高和最低的阶层之间的居民，其收入增长率相差近20%。
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农村的人均家庭收入每年以超过10%的速度增长，这10年也是中国脱贫成就最显著的时期。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在这个时期共有1.44亿人口脱离贫困状态。到了20世纪90年代，农村收入从80年代的两位数增长急剧下滑到4%左右，脱贫人口也只有6 200万人。我认为这和“上海模式”在20世纪90年代被全国各地广泛移植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