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殖民翻译理论观照下的赛珍珠《水浒传》译本
摘要：后殖民翻译理论关注不同民族、不同语言文化间的不平等权力关系，认为翻译视其目的、策略与方法，既可以成为殖民霸权的共谋，也可以成为消解文化霸权和“种族中心主义”的力量。杂合是不同民族、不同语言文化的相互交融的过程与结果，而翻译中的杂合是语言文化交流的必然产物，具有彰显文化差异、促进文化间平等交流的积极作用。赛珍珠《水浒传》译本是一个较为典型的杂合文本，主要表现为语言句式上直译与意译的杂合（汉语特征与英语特征的并存）、文化取向上归化与异化的杂合。 关键词：后殖民理论；翻译；赛珍珠；《水浒传》；杂合
All Men Are Brothers: A Postcolonialist Approach to Pearl S. Buck’s
Translation of Shui Hu Zhuan
Abstract: Postcolonial translation theories focus on the asymmetrical relations of power between different nations, languages and cultures and hold that translation can be the conspiracy of the hegemonic West and a force to fight against cultural hegemony and ethnocentrism as well depending on the purposes and strategies of the translator. Hybridization is the process and the result of the mixture of different nations, languages and cultures. Hybridization in translation is an inevitable phenomenon of the exchange of languages and cultures and plays an active role in flaunting cultural differences and promoting equal exchange between cultures. Pearl S. Buck’s translation of Shui Hu Zhuan (All Men Are Brothers) is a fairly typical hybrid text, which is mainly demonstrated by the hybridization of literal and liberal translation concerning language usage (coexistence of features of Chinese and English) and the hybridization of domestication and foreignization concerning the transfer of culture-specific items.
Key words: Postcolonial theories, translation, Pearl S. Buck, Shui Hu Zhuan (All Men Are Brothers), hybridization
一、引言
赛珍珠一生扮演了众多社会角色，成绩显赫却饱受争议。作为作家，她著述颇丰，是众多文学奖项包括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笔涉几乎所有文学样式：长篇小说、短篇小说、诗歌、散文、剧本、传记、儿童读本，这在中外文学史上都实属罕见；作为社会活动家，她创办了东西方协会并担任主席，组建了专门负责收养领养或帮助亚洲弃儿和美亚混血儿的慈善机构“欢迎之家”和“赛珍珠基金会”，积极参与各种争取种族平等、男女平等的社会活动；作为翻译家，她第一个将中国古典名著《水浒传》（70回全译本）介绍给了西方。但是，无论是生前还是身后，她都是一位颇有争议的人物。她翻译的《水浒传》，也历来是褒贬不一、贬多于褒。笔者在这里称其为翻译家也许会招来许多人的反对，但实际上，真正认真研究过赛珍珠翻译的人还不是太多，而从后殖民翻译理论尤其是“杂合”理论的角度来研究赛氏翻译者更是少见。本文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尝试，笔者拟在后殖民翻译理论的观照下，考察赛珍珠《水浒传》翻译的目的、策略与效果，以期更为深入地揭示其译本的“杂合”特质，揭示其翻译活动的文化意义和文学价值，彰显其作为翻译家对中西文化交流所作的突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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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关文学及翻译理论综述
依据拉曼·塞尔登（Raman Selden）等，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文化殖民的分析研究与反殖民运动有着同样长久的历史，而1947年印度的独立（通常认为世界从此进入了后殖民时期。笔者）激起了知识分子和学界精英对这一问题的新一轮的关注和思考。作为后现代主义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后殖民批评也关注对各类“中心”的解构与消解，其显著特点在于它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向了被忽视了的西方和第三世界间的权力关系，让人们看到了西方的价值观、思想和文学传统以及种族中心主义对非西方文化的压迫和边缘化，（Selden，Widdowson & Brooker, 2004：221-222）也让人们更加关注被排挤到边缘地位的殖民地（弱势）文化对宗主国（强势）文化（中心）的消解。
随着上个世纪80年代以降的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和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人们在翻译研究中不再局限于寻找文本内语言层面上的对等与忠实，翻译与社会文化、政治的关系得到了空前的关注，后殖民理论也很自然地被引入到了翻译研究里，为人们重新认识翻译提供了一个较新的视角。正如著名翻译研究学者苏珊·巴斯尼特（Susan Bassnett）所言，“我们不得不承认尼南贾纳所说的翻译中包含着控制策略。‘翻译强化了殖民者所描绘的被殖民者的形象，使被殖民者获得的只是爱德华·赛义德所称之谓的没有历史的再现或事实（尼南贾纳，1992）。’”（Bassnett & Lefevere，2001：129）巴斯尼特在这里引用的是尼南贾纳（Tejaswini Niranjana）的《为翻译定位：历史、后殖民主义与后殖民语境》一书，在该书的“导言”里，尼南贾纳将后殖民语境描述为“各种相互质疑的言论试图解释或描述存在于不同民族、不同种族和不同语言间的不对称和不平等关系。”（尼南贾纳，1992：1）这种“不对称和不平等关系”不仅存在于后殖民时期，也同样存在于殖民时期，而翻译作为一种殖民话语，“作为一种实践”，“构塑了殖民状态下不对称的权力关系。”（ibid.）尼南贾纳在书中讨论了英国东方学者威廉·琼斯（William Jones）将印度法典《摩奴法典》翻译成英文的情景。琼斯在他到印度之前，就已经制定出了翻译印度法的方案。他认为，印度土著律师虚伪狡猾，不足为信，雇用他们做翻译是极其危险的，因此，虽然他赞同以印度人的法律来治理印度人，但坚决主张要先将印度法律翻译成英文且要由英国人来翻译。琼斯称其翻译的目的就是想用经过翻译的法律，来规训调教“数百万印度教臣民”以“大大增加英国的财富”。（琼斯，1970：927；参见尼南贾纳，1992：18）而尼南贾纳（1992：13-14）则认为琼斯是“极欲‘净化’印度文化并为其代言”，是“配合了一个目的论的等级文化模式的建立”，而该模式将“欧洲置于了文明的顶端”，预设了欧洲文明是更高等的文明，殖民者在殖民地推广实行的英语教育以及英语成为印度的官方语言和高等法庭用语，又使得印度产生了一个“西化”阶层、甚至于一个全民“西化”或向往“西方”的倾向，她举出的例子是在印度恒和游艇上乞讨的土著男孩，他们不要金钱，而是要“英文书”。种种由殖民者提供的译本，成了那些“受过教育”的“西化”了的印度人接触了解自己的历史所能依靠的文本，而传统的“透明”和“再现论”翻译观，使得人们相信语言文化间翻译可以实现毫无保留没有遗漏的交流，使得人们很少去检讨从非西方语言翻译成英语的译文与促成该译文的殖民统识之间的关系，使得人们难以意识到英国人的翻译是为了配合他们的殖民统治的需要。
尼南贾纳不仅让我们看到了翻译与殖民霸权的共谋，也揭示了翻译作为干预、抵制宗主国文化的工具的可能，另两位后殖民翻译理论学者斯皮瓦克（G. C. Spivak）和霍米·巴巴 (H. K. Bhabha) 同样让我们看到了翻译参与消解殖民霸权的潜能和力量。斯皮瓦克认为，后殖民批评的目的就是要消解和削弱西方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化霸权，霍米·巴巴认为，弱势文化完全可以在复制强势的殖民文化语言的时候，对殖民文化进行改写，掺入殖民地的异质文化成分，使殖民者文化变质走样，丧失权威，并使弱势文化最终获得自身的合法性。（孙会军，2005：30-31）韦努蒂（Lawrence Venuti）指出，为了抵制西方文化霸权，翻译可以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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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抵抗性”异化策略，即选用不通顺的或是陌生、怪异的翻译风格，以便在译文中彰显原文的异国身份，保留原文中与译入语文化主流意识形态相左的文化和文学特色，抛弃“文化自恋”，达到彰显译者和异国文化的目的。（Venuti，1995：300；305-306）伯尔曼（Antoine Berman）也认为，译文只有经受了“异域的考验”，努力保持了异国情调，才能使译者“显形”。异化策略“是对当今世界事物的一个聪明的文化干预，是用来针对英语国家的语言霸权主义和在全球交往中的文化不平等状态，是对民族中心主义、种族主义、文化自恋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的一种抵制，有利于在全球地域政治关系中推行民主。”（Berman，1984；转引自俞佳乐、许钧，2004：42）当然，韦努蒂和伯尔曼的异化（抵抗）策略理论，主要针对的都是英美种族中心主义，但正如已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后殖民主义思潮进入一些弱势文化的语境中之后，很容易变体为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而这种极端的民族主义的偏激往往会使身处弱势文化中的译者刻意地在翻译中凸显本文化的差异性，而对强势文化的差异性特征则拒之于千里之外，??不利于自身文化的成长壮大，更不利于弱势文化转弱为强”。（孙会军，2005：49）其实，狭隘的民族主义就是种族中心主义，由于我们每个人都身处特定的民族之中，浸染着本民族的历史与文化，译者的立场很难超越自己的民族，很容易滑向种族中心主义，但要想实现真正的文化交流，译者和读者都要尽力摆脱狭隘的民族主义，不能在打倒他者（英美/西方）种族中心主义的同时，又树立起自我的种族中心主义，多元文化主义的跨文化视野也就成了人们对译者和译文读者的必然要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赛珍珠是一个合格的译者、成功的译家，因为赛珍珠正是一个典型的多元文化主义者。郭英剑在“赛珍珠：后殖民主义文学的先驱者”一文中指出，“赛珍珠与后殖民主义理论家、作家的相同点在于：他们均是多元文化的受益者。”（郭英剑，1994；1999：251）而对于文化，赛珍珠认为“它从根本上说是一种混合物。”（彼得·康，1998：346）赛珍珠的这一看法，与后殖民翻译理论中的“杂合”观如出一辙。
“杂合”原是生物学术语，指不同种、属的两种动植物的杂交及其结果。这个术语后来被包括人文社科在内的许多学科借用，在文学批评的后殖民理论中尤为常用，主要指“不同语言和文化相互交流、碰撞，最后形成的具有多种语言文化特点但又独具特色的混合体”。（韩子满，2002：55）霍米· 巴巴在其Nation and Narration一书中在讨论现代西方民族与“他者”关系时，引进了“hybridity”（杂合性）一词，（刘军平，2004：15）在其The Location of Culture一书中，巴巴（1994）就杂合性对促进文化间平等交流的积极意义也多有论述。对后殖民理论有较深研究的道格拉斯· 罗宾森（Douglas Robinson）对“杂合”的解释是：“杂合是指不同民族、种族、文化和语言的相互混合的过程，??大多数后殖民理论家都欢迎它，认为它可以使人类社会变得更加丰富多彩。”(Robinson，1997：118) 后殖民理论学者认为，只要有殖民运动，就会有杂合现象产生，只要有语言文化的交流，就会有杂合。杂合具有积极意义，有助于消解西方文化霸权，有助于彰显弱势文化声音，从长远看也有利于消解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间的二元对立。就翻译而论，他们认为，多语杂合文本（原文本）对翻译构成了挑战，翻译可以产生杂合，杂合又会对翻译产生影响。Schaffner等翻译研究学者提出了“杂合文本”的概念，认为杂合文本由翻译产生，具有对目标文化来说有些“奇异”的特征，但它并不是翻译腔，不是译者缺乏翻译能力，而是译者有意所为。（韩子满，2002：55）笔者认为，赛珍珠的《水浒传》译本与这一描述颇为吻合。
三、赛珍珠《水浒传》译本分析
对赛珍珠的翻译，我们大致可以从三个方面对其进行考察：翻译的目的、采取的策略与技巧以及翻译取得的效果，考察的方法是描写加分析与评论。由于这三个方面密切相关，笔者虽意欲先对它们分而述之，然后再综合评议，但实际上三者很难截然分开，尤其是后两者。
先看赛氏翻译的目的。翻译本质上是一种社会行为，因此它像所有社会活动一样，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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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目的性的行为，译者的翻译策略与手段与其翻译目的密切相关，翻译的目的论（Skopos Theory）更是将翻译目的视为左右译者翻译策略与方法的决定性因素。对于《水浒传》的翻译动机与目的，赛珍珠自己有所交代，在《水浒传》英译本All Men Are Brothers中她特加了一个对原著和自己翻译的“介绍”（Introduction）：“《水浒传》是中国最著名的小说之一，我的这个译本并不打算对其作学术性的译介，没有详细的引证和注解，对它的翻译根本不因学术兴趣，完全出于我对这个故事精彩讲得也精彩的小说的喜爱。我尽量采用直译，因为在我看来，这部小说的风格与其内容是一种完美的结合，我唯一要做的就是尽我所能让译文与原文相像，努力让不懂中文的读者产生一种如读中文原文的幻觉。我不敢说我成功了，但我努力想要保留原文意义和风格，甚至于那些就连中国人也觉得没什么趣味的部分我也保留了下来。”（赛珍珠，1933：v）在这个“介绍”里，赛珍珠还谈了她为何选择70回本来译，认为其它版本增添了招安情节，在题材与风格两方面都缺少70回本所体现的精神和活力，没有了革命文学的性质。在赛之后期作品《中国的过去和现在》（1972）中她也谈到过当时翻译《水浒传》的初衷，但笔者认为，由于时过境迁，离开当年赛氏翻译《水浒传》已经三十年，记忆已不那么可靠，三十年后的国际国内政治局势的影响也会进一步削弱其记述的可靠性，所以，赛氏后期的记叙，如云应出版商的要求用了All Men Are Brothers书名等等，不足为据。别人转述她翻译动机与目的的有当年章伯雨撰写的“勃克夫人”一文：“关于她的《水浒》译本，她这样说：‘英国人所译的《三国演义》，是不完整的本子，《红楼梦》的英译本去理想过远，恐怕多数的外国读者是很不容易明了的，至于我译的《水浒》，这是初稿，我想错处一定也是很多，但我总是想将它忠实地介绍到外国去，因这本书迄今尚没有人译过，而且这是一部真正伟大的著作呀！’”（伯雨，1934；转引自郭英剑，1999：64）
《赛珍珠传》的作者彼得·康（Peter Conn）在分析赛珍珠翻译《水浒传》的动机时说，赛珍珠将该书的英文名字取为《四海之内皆兄弟》，是套用了孔子《论语》中的一句名言，1935年，她的硕士论文《中国和西方》也以这句话作为卷首语。“翻译这部小说，可能又是出于和父亲及其信条唱对台戏的动机。父亲把英文《圣经》译成中文以开化异教徒；她反过来把土生土长的中国作品介绍给西方人。”（彼得·康，1998：156）
笔者认为，赛珍珠翻译《水浒传》的动机与目的应该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就是她意识到了当时西方存有的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对东方的极端无知。她曾在自己担任编辑的《亚洲》杂志上撰文写道：“西方人对东方文学一无所知”，“亚洲文学的范围比欧洲广得多，时间跨度也长出许多。可惜西方大学从来不把亚洲语言列为必修科目，甚至很少开这些课”，西方会为它极端狭隘的思想付出巨大代价的。（ibid：224）在其自传My Several Worlds（中译本《我的中国世界》）中，赛珍珠谈到了她对西方对亚洲的无知的不满。当她谈及西方学者编选的一套《百部名著》中竟无一部亚洲作品时，她说：“实际上，早在我们的文明兴起以前，伟大的亚洲文明就已高度发展，而且至今仍以复兴的活力存在着。”（赛珍珠，1991：443）赛珍珠对译介亚洲作品极为重视，认为西方应该向东方学习。1937年，她曾为埃德加·斯诺的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集《活的中国》写过一篇评介，认为该小说集中的一流的作品即便是译文，“也比美国当代一流的小说强，比它们更生动、更质朴、更深刻”。（彼得·康，1998：224）1938年，当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她在授奖仪式上的演说题目就是《中国小说》。在这篇演讲里，她说她选中国小说来讲，一是因为要表达对哺育了她的中国和中国小说的感激之情，二是因为她认为中国小说对西方小说和西方小说家具有启发意义。她主要介绍了《水浒传》、《三国演义》和《红楼梦》，讲了中国小说家的创作理念，并认为西方文学中没有任何作品可以与中国的三大名著相媲美，任何没有读过这些小说的人都不可能理解中国人的思想精神。在三大名著中，赛珍珠谈得最多介绍的最详细的是《水浒传》，从作者到版本到内容再到风格和它在中国妇孺皆知的流行程度，当然也谈到了她对这部小说的翻译，只不过她只简要说明了一下她为何没有直译该书书名。但是，从整篇演讲我们可以看出，赛珍珠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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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学意义重大，而她自己已经把它视为了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在赛珍珠提到的三大名著中，她对《水浒传》尤为看重，上文提到的伯雨的文章说：“旧小说她看得很多，最为她所推崇的是《水浒》、《三国演义》、《红楼梦》这三部，就中尤以《水浒》一书，她列为世界不朽的最伟大作品之一”。（伯雨，1934；参见郭英剑，1999：63）赛珍珠曾多次就中国小说发表演讲，在一篇题为《中国早期小说源流》的演讲中，她谈到中国小说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的一流技巧，认为《水浒传》尤为突出。（姚君伟，2001：223）
此外，赛珍珠的成长经历、她的多元文化背景和她具有的国际主义胸襟，使她一生坚决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种族歧视，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不平等和霸权，并将促进世界各族人民之间的平等交流、平等相待视为己任。1934年移居美国后，她一直定期向美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办的杂志《危机》投稿，支持美国黑人民权运动，大胆揭露美国的种族不平等的种种现实。她反对任何地方、任何形式的种族歧视，认为不存在什么劣等种族，在为罗丝·奔尼迪克特的《种族：科学与政治》写的书评中，赛珍珠称赞奔尼迪克特击垮了所谓“一个种族能以科学为依据证明自己优于另一个种族”的谬论。（彼得·康，1998：259）赛珍珠还不停地为制定妇女平等权利修正案和争取妇女的其它权益而奔走呐喊，是不懈地追求性别平等的杰出的女权主义者。1941年，她创立了促进美亚间文化交流的“东西方协会”，并曾经希望在中、印、澳大利亚和墨西哥都建立东西方协会分部。40年代初，她与丈夫沃尔什成立了一个全国性组织——废除排华法公民委员会，领导了全国性的反对排华法案运动，并最终取得了胜利。整个40年代，她“与杜波伊斯等作家结成统一战线，反对英国殖民主义”（ibid：8）1942年9月，赛珍珠等在美洲印度联盟纽约会议上发言，谴责英国对印度的“野蛮”政策，《纽约时报》对大会盛况作了报道：“昨晚，‘印度要独立’的口号在市政大厅久久回响。两千多人济济一堂，一致同意印度争取独立。”（ibid：299-300）美国联邦调查局对她的调查结论中称：“局里的档案中没有情报表明赛珍珠是共产党员，或她的行为受共产党影响或控制。看来她所有的活动表示，她把自己当作有色人种的斗士，而且卖力地为种族平等斗争。”（ibid：334）
以上文献分析表明，赛珍珠翻译《水浒传》的直接目的，就是要将自己喜爱的一部十分优秀的中国小说介绍给西方，并要让目的语读者读后产生“如读中文原文”的效果，但是，从更深一层意义上讲，她的许多作为，包括翻译《水浒传》，都是其反对种族歧视、追求一切平等、促进东西方相互了解和交流的努力。比较一下赛珍珠和霍克斯也许更有助于我们看清赛珍珠具有的跨文化交流（平等交流）意识。霍克斯翻译《红楼梦》也不是出于学术兴趣，也是因了对作品的喜爱，但他翻译《红楼梦》的目的是让读者获得他所得到的乐趣，分享他阅读这部名著时的愉悦，“希望将自己心醉神迷的感受传达给其他人”。他翻译《红楼梦》恪守的原则虽然是“要把一切都译出来”，但翻译时“从心所欲”，从未做过原作者和原著的“阶下囚”。（张经浩、陈可培，2005：288-290）可以看出，虽然两人对原著都十分尊重、喜爱，但目的还是有差异的，而目的的差异又对译者翻译策略与方法的运用产生了较大影响：赛珍珠对原文语言形式尊重有加，“尽量采用直译”，而霍克斯则为了其英语读者的喜闻乐见，“从心所欲”，翻译时更加自由，对原文的语言与文化作了较多的归化处理，并对自己没有像同样翻译了《红楼梦》的杨宪益、戴乃迭那样做原著的“阶下囚”很感欣慰。（ibid：290）
再看一下赛珍珠的具体翻译。上文对赛氏翻译目的的讨论，让我们了解了赛珍珠的人生理想和追求，笔者认为，赛珍珠心目中的理想世界，可以用“平等”来概括，这一点从赛氏英译《水浒传》所用的书名上也能看出。
就《水浒传》的书名翻译问题，赛珍珠确实费了一番脑筋。这也是任何一个译家都会为之伤神的问题。彼得·康在《赛珍珠传》的注释中讲，赛氏曾使用过的书名有《侠盗》和《义盗》等，出版前不久才定下《四海之内皆兄弟》。（彼得·康，1998：448）江亢虎在其“一位中国学者对布克夫人小说的观察”一文中说，“我热切地期盼着她预告的工作——‘侠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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