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所副所长、研究员江小涓说：“究其原因，主要是我国内地拥有较好的科技基础和众多优秀的科研人员，有庞大的国内市场。但更重要的是，我国已经成为一些跨国公司的全球性重要制造基地，到我国从事研发活动，靠近市场，靠近制造企业，靠近科研力量，能够迅速开发和不断修改设计、设备和工艺，提高效率。同时，在我国从事研发，可以较大幅度地节约成本。
从10多年来我国同跨国公司合作的实践中，可以看出它对推进我国经济走向现代化具有以下积极影响：
1.促进我国工业经济结构的调整、升级和优化。
2.补充我国资金不足，迅速形成规模经济的生产能力，增加了社会的有效供给。 3.引进高新技术，推动我国技术水平和开发能力的提高。 4.注意培训中方人员，开发我国人力资源。
5.促进配套企业的生产协作，带动了关联产业的发展。
6.有利于我国建立现代化资金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基础产业及基础设施，并开拓部分产品的国际市场。
7.国有老企业同跨国公司合资后经济效益大大提高，保证了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增加了财政收入。
8.可以有效替代进口和扩大出口。
9.有利于企业学习、应用、推广外国科学、经营管理经验和我国跨国公司的成长发展。 10.来华投资的跨国公司出于其本身利益考虑，愿促进其本国政府改善同中国的政治、经济关系。
但是也要看到，跨国公司来华投资，有可能出现这样一些弊端：
1.跨国公司有其雄厚资金收购我国有企业，取得控股权，以它的商标替代我国原有国产商标，占领市场；
2.有些跨国公司在同我谈判合资合同中，在转让技术商标上漫天要价，获取高额利润。 3.有些跨国公司可能利用我国在条块侵害管理体制中的矛盾和空隙，逃避我国的管理（如举办国家限制的项目，污染环境等），损害我国的整体利益。
可以看出，跨国公司来华投资的利大于弊，因此，对待跨国公司投资应采取积极鼓励的主动争取方针，制定各行业。吸收跨国公司投资的战略和一系列的配套政策。
跨国公司给中国经济带来了什么
全球最大的500家跨国公司中，已有近400家在华投资设厂。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有更多的跨国公司来华投资。这些跨国公司来华投资办企业，有效地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并加快了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跨国公司来华投资，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还表现在就业、税收、国企改革等诸多方面。
据新华社报道，美国南卡来罗那大学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学者最近进行了一次联合调查，选择最早进入中国市场的美国可口可乐公司作为调查对象，全面调查向跨国公司开放市场对中国经济究竟会带来什么影响。美国南卡来罗那大学的道格拉斯·伍德沃德教授，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林毅夫、平新乔教授和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刘冀生教授等人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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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这次调查研究。
研究表明，外国直接投资为中国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1998年中国的41.4万个就业机会同可口可乐的生产和销售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可口可乐系统直接雇用了1.4万员工，可口可乐的独立供应商雇用了35万名中国员工，可口可乐的独立销售商、批发商和零售商则雇用了5万名中国员工。另据外经贸部提供的情况，目前全国已开业投产的外商投资企业超过16万家，截至1999年底，在外商投资企业中就业的人数约2000万人，占全国城镇劳动人口的十分之一左右。
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的经济总产值也产生了积极作用。可口可乐公司直接注入资金80亿元人民币，间接创造了220亿元人民币的增加值，每年通过乘数效应使中国经济增加300亿人民币的产值。据有关部门的统计，1999年外商投资企业工业增加值增幅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占全国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达到20%。
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的税收也做出了贡献。1998年可口可乐生产、经营和销售者直接和间接提供了16亿人民币的利税。据税务部门的统计，1999年外商投资企业缴纳税收比上年增长33.78%，纳税额占全国工商税收的16%，并且成为增长最快的税源之一。北京大学林毅夫教授指出，调查中发现可口可乐通过其在全国21个省份和城市的装瓶厂网络，实现了对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向高效、成功合资企业的转型。引进了先进的管理和营销经验，提高了企业的生产技术。可口可乐在中国的经营还带动了玻璃、塑料、铝罐和制糖等相关产业的发展。 如何看待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的负面效应呢？清华大学的刘冀生教授以可口可乐为例指出，可口可乐进入中国市场初期确实使国内的一些碳酸饮料企业陷入困境，甚至倒闭。但是应该看到正面效益大大高于负面效益，可口可乐饮料在中国市场的绝对额和中国整体饮料产量同步增加。中国目前国产饮料品种之多，市场销量之大，与可口可乐进入中国市场所带来的竞争是分不开的。
可口可乐公司是全世界最大的饮料公司，产品销售到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根据美国《商业周刊》最新全球1000家公司排名，可口可乐位居第26位，市场价值达到1319亿美元。可口可乐公司自80年代初进入中国，累计对华投资超过11亿美元，并基本实现产品和包装原材料本地化。目前，可口可乐系列产品占中国饮料市场四分之一的份额，占碳酸饮料市场的三分之一。
垄断与反垄断百年恩怨
阅读以下资料，分析世界范围内垄断与反垄断所经历的曲折历程及对我国制定相关政策的借鉴意义。
标准石油公司、美国电报电话公司、柯达公司、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以及如今风头正健的微软公司，这些在国际市场上呼风唤雨的商业巨子们都曾经遇到过同一件头疼的事——反垄断诉讼。 “垄断”、“反垄断”，可以说是早已为人们所耳熟能详；而且在大家的眼中，似乎垄断总不是什么“好事”，反垄断总是有益无害的。但事实上，它们之间的恩怨纠葛实在是错综复杂，说不清道不白，我们还是从头说起，梳理一下它们之间的恩怨史，看看能否“以史为鉴”，以便大家能够从历史的角度客观、公正地对此进行重新评价。
反垄断法起源于自由竞争向垄断的演变。资本主义初期，经济发展水平极为有限，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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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尚处在起步阶段，主导生产的只是一些规模不大的工场，刚刚立住脚跟的资本主义社会迫切需要的只有一件事——增长、增长、再增长。在资本主义的理念看来，鼓励和促进经济发展最明智的政策手段无疑是保护自由竞争，最好完全依靠“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进行资源配置，人们只要不从事为法律所禁止的行为，并且依法纳税，除此以外，人们可以采取自己认为的任何理想的方式去发家致富，通过每个私人元素的膨胀从而带动由上亿个私人元素组成的整个经济大体系的发展。从本质上看，与其说在资本主义初期保护的是“自由竞争”，还不如说保护的是一种广泛而深远的“自由”，除了一条法律规定的底线，人们可以“为所欲为”，以不同的方式发展、壮大和巩固自己，而这种“底线以上的绝对自由”导致的后果只有一个——垄断。
原因是显而易见的，首先，自由的市场中必然存在优胜劣汰，犹如大浪淘沙，远见卓识的生意人才能在商场生存，管理严谨的企业才能在市场中得以发展。其次，从经济的运作规律来看，“大”是一种资本，是竞争力的体现，也标志着承受动荡的潜在能力，越大就越巩固，成功的企业领导人都明白这个道理，不断的兼并他人壮大自己，自然是无可置疑的努力方向，据统计，从1895年到1904年美国经历了第一次合并高潮，平均每年合并公司数为301家，合并资产额为6.9亿美元。通过这次合并高潮，在27个工业部门中，由众多中小公司合并而成的一家大公司占整个部门公司总数75％以上的有20个部门。在美国各个经济部门中都形成了各自的垄断组织，其主要份额由少数垄断公司控制。垄断由此而生。 由垄断走向反垄断亦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主要有三方面的因素。
第一个重要因素是，资本主义经过一定时期的发展，整个社会的经济实力大幅度提升，社会经济的结构体系逐步完善，对经济波动的承受力增强，不再会仅仅因为一两个大企业的起伏而影响到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在这个大的历史背景下，社会的价值判断也出现了一定的调整，公平的理念上升，效率的理念相对下降，好坏的标准不再只是\增长\，而是开始兼顾到各种利益的平衡。第二，资本的高度集中必然形成市场的经济支配力量，在没有法律约束的情况下，处于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往往会滥用其经济力量，破坏自由贸易，这样的垄断力量往往将一些新生的有潜力但尚未强大起来的企业扼杀在摇篮之中。第三个原因来自法律本身，随着法律功能理念的发展，法律的作用不仅仅局限于“消极的规制”，告诉人们不要做这不要做那，而且开始进行“积极的干预”，开始命令人们去做这或是做那。这种发展后的法律理念，在推动反垄断法走向历史舞台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19世纪下半期，美国铁路运输事业迅猛发展，摩根，哈里曼等少数资本家控制了大部分铁路，他们利用所控制的铁路对农场主的农产品运输进行敲诈勒索，最终激起了一场反铁路垄断的“农会运动”。考虑到整个铁路运输业的发展前景以及农场主相对于铁路资本家的利益平衡，美国伊利诺斯州于1896年通过了第一个反铁路垄断法令，规定铁路要制定并采用“公平合理和一致的运费”。从这个法令即可看到，美国的法律不再只是规定人们禁止从事某种行为，而是更加具体细致地介入和干预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就这样，反垄断法首先在美国应运而生。
统一市场形成以后，大规模工厂迅速发展，生产集中和资本集中为一部分大企业创造了市场上的经济支配力量，由于它们滥用自己在市场上的优势地位，引起了社会经济中力量对比的失衡和某些利益的冲突，为了调节由此而引发的各种社会矛盾，局部性的反垄断法令在各州相继颁布，美国联邦政府顺应反垄断法势必统一的大趋势，在约翰·谢尔曼议员的提议下，于1890年通过了第一个全国性的反垄断法——《保护贸易和商业不受非法限制与垄断之害法》（又称《谢尔曼法》）。正式的现代意义上的反垄断法就此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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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从垄断的产生到反垄断法的出现是一个从市场经济操作到法律规范限制的转化过程，那么，从反垄断法的出现到反垄断法严格化的转变则是法律自身在立法、执法各方面的不断完善和发展。 事实上，《谢尔曼法》也可以说是一部具有相当弹性的法律，其执行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时的经济环境和司法机关（这主要是因为美国的判例法传统）的态度。《谢尔曼法》颁布后，由于其规定不够确定，具体实践中给法官留有很大的自由裁量度，再加上当时执政总统的经济政策倾向的影响，《谢尔曼法》在整个经济生活中所起到的作用还是受到一定限制，因此无法遏制雨后春笋般的垄断组织风云崛起。《谢尔曼法》出台不久，美国就出现了其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合并高潮，垄断几乎延伸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垄断组织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不断挤垮和兼并中小企业，损害广大消费者的利益，其负面影响日渐凸现。为了进一步加强反垄断的力度，美国于1914年颁布了《克莱顿法》和《联邦贸易委员会法》，以补充《谢尔曼法》。1930年，美国国会又通过了《罗宾逊－帕特曼法》，至此大体构筑起了美国反垄断法的基本体系。
随着反垄断的法网越织越严密，到本世纪70年代后期，美国反垄断诉讼中开始适用从《谢尔曼法》逐渐发展起来的 “无过错垄断原则”，即司法部或联邦贸易委员会在起诉时无需证明一家企业具有打算垄断市场的意图或证明它实际上正在从事某些推动这种计划的行为，企业也可能被视为构成垄断，并且可能被阻止去进行兼并或被禁止从事某些商业行为。这种以\无过错垄断原则\为代表的严格反垄断的出现，主要是为了克服反垄断法在执行过程中天生的困难和障碍，困难和障碍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反垄断法是一种以法律直接介入经济生活的强行手段，它在某些时候并非能够与经济规律完全吻合，甚至有时会出现逆经济规律而行的情况，这种比较生硬的方式有时甚至就需要通过比较极端的方式才能在经济生活中得以实施。二是反垄断法中有关垄断定义的界定、反垄断的合理方式以及反垄断的救济手段等往往都尚存疑义、缺乏定论。因此，司法机关在处理反垄断案件时，需要自由裁量的东西太多，以至于反垄断案件的审理难度很大，实行\无过错原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轻判案难度，让垄断者逍遥法外的可能性降到最低限度。基于这两点考虑，美国在很长的时期内一直坚持严格的反垄断政策，而战后日本在美国的影响下也一度制定了相当严格的反垄断法，规定禁止经济权力的过渡集中，达到垄断状态（市场生产能力的80％）即为违法。
然而，严格地施行反垄断法，颇有“强扭瓜果”之嫌，往往难以结出立法者所期待的“甜瓜甜果”。而且随着战后全球经济融合的不断加强，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实力雄厚的发达国家，为了开创自己在全球市场中的经济优势地位，鼓励自己企业去占领国外市场，扩大自己的经济势力范围。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为了保护自己的民族工业不受来自国际势力的侵蚀，也不得不鼓励所谓“规模经济”以求自保。基于这些考虑，各国都不同程度地放宽了对垄断的限制，鼓励本国企业壮大自身，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例如，二战后，日本政府置已经颁布的反垄断法的严格规定于不顾，将许多原来由政府控制的军工企业以象征性的价格转让给了三菱，又促成了国内大批中小型汽车企业合并于丰田集团，其主要目的就是培养出一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巨型企业，为本国在世界经济中站定脚跟打下基础。而韩国在经济起飞之初，也是一方面严格限制外来汽车的进入，一方面将国内的大部分中小汽车企业都并入了大宇和现代两大汽车集团，通过规模生产降低了生产成本，韩国汽车以低廉的价格首先占领了国内市场，然后参与世界汽车市场竞争，大量倾销到亚洲乃至全世界。可见，在关系到本国利益的时候，垄断不仅为政府所默许，而且甚至得到了政府的扶持，这也许也是反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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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不可能很彻底的原因之一。
更重要的是，进入本世纪80年代以后，产业革命的更新跃进愈加迅捷，工业时代为信息时代所取代，物质化的社会为知识化的社会所取代，高新技术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骤升，一个企业的竞争力不再体现在以往那些可以量化的资本份额、生产规模、销售数量等指标，而是越来越多地体现于那些难以量化的技术内涵的领先性、融合性上，这些变化对传统的反垄断法判断构成垄断的标准、限制方法的合理性甚至其本身的意义所在提出了置疑和再评估。 另外，人们也逐渐开始以更加理智和客观的态度来审视垄断的相对合理性。在某些行业中，如飞机制造业、油田开采业、核能开发业等，由于其特殊的性质，垄断几乎可以说是必然或说是天然的，垄断是不可避免甚至是必要的——总不可能大家都去造飞机、挖油田、研究原子弹吧？——因此，在特定行业中的垄断，不但不被禁止，有时还被鼓励。合理的“巨无霸企业”对经济效益作出的独特贡献获得了大家的认可，法律也就不再加以限制。 基于上述四个方面的理由，各国反垄断法的发展轨迹趋向温和。温和的反垄断法在事实上承认了巨型企业存在的合理性，它并非要限制一个企业的规模，而是要限制企业利用其规模和市场优势地位从事的不当行为，这较之严格的反垄断法，无论在科学性上，还是在合理性上都更强一些。故而，当代新近颁布反垄断法的国家（或地区），如匈牙利、保加利亚、法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等都采取了比较温和的态度。日本在90年代也修改了自己的反垄断法，不再采取比较严格的反垄断标准。
可见，垄断和反垄断这一对“冤家”的发展都是经历了一波三折、柳暗花明的历程，从自由竞争到垄断，从垄断到反垄断，从反垄断走向严格化的反垄断，最终回到较温和的路子上来，反垄断法经历了其起源、产生、发展和调整的四个阶段，逐渐走向成熟，走向合理。 纵观整个反垄断法的发展历程，从表面上看，似乎只是立法者的立法意图和司法者的执法态度在反反复复地演绎，而在这样的现象之下，其实存有更为深层次的原由。
首先来看垄断的本质特征。作为统一体出现的整个经济大市场其实是由各种不同市场所组成的，每一个特定的市场基本上对应着一个特定的产业，就好像石油市场对应着石油业、汽车市场对应着汽车业。垄断是相对于特定的市场而言的，反垄断也就是针对特定市场所对应的特定产业中的垄断而言的。因此，反垄断法与产业之间存在着天然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产业演进的波澜起伏很快就会折射到反垄断法中，引起反垄断法的变化和调整。
每一个产业都会经历其产生、发展、鼎盛和衰亡的过程，不同的时代以不同的产业为主导，处在鼎盛时期的产业往往就是这个时代的代表。因而，一个时代的代表产业往往也就是反垄断法的主要调整对象。反垄断法的制定，则需要根据这个代表产业的特性来界定垄断的定义，来采取规制的方法，来考虑救济的措施。从史蒂文森发明飞梭开始，纺织业及与之相关的畜牧业繁荣一时；火车和铁路出现以后，铁路运输业和钢铁业迅速崛起；随后，莱克兄弟发明的飞机开创了航空运输业，贝尔以电话推动了邮电业。直至第一台大型计算机的出现，到PC的普及，因特网延伸至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不同的产业更新换代、此起彼伏、“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十年”。反垄断法也追随产业更替的大潮流，从无到有，进而发展，随之调整。
而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展，反垄断法将面临着更多的问题和挑战。譬如，90年代以后，为了降低生产成本、扩大全球市场份额，美国波音公司和麦道公司在90年代合并为“波音－麦道”公司，成为全球最大的民用飞机制造公司。虑及自身的利益，美国司法部批准了这项合并行为，但欧盟认为这种合并行为明显带有垄断世界飞机市场的意图，并且损害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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