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孟子于此章发明性善，可谓能近取譬。“心同”、“理同”乃圣人境界，众人未必及此。然圣人与我同类者。众人之间虽未必跻乎“心同”、“理同”之境，然一闻圣人之理，辄于心有戚戚焉，咸以为然，则人性不殊于斯昭然明矣。此则人性之善处，孟子性善论之精义也。
然有谓人性本恶者，赖圣人设礼法教育之乃至于善。此为不知性者也。孟子曰：“盖上世有不葬其亲者。其亲死，则举而委之于壑。他日过之，狐狸食之，蝇蚋姑嘬之。其颡有泚，睨而不视。夫泚也，非为人泚，中心达于面目，盖归反蔂梩而掩之。掩之诚是也，则孝子仁人之掩其亲，亦必有道矣。”是以知人类社会文化之演进，礼制政教之形成，乃人类同然之心自然显发而成，固非外力所致也。创制礼法政教之圣人，亦非大异于众人。夫颡上有泚者即圣人也。孟子曰：“尧舜，性之也；汤武，反之也。”夫颡上有泚者，一时天性显发，先得人心之所同然，此即性之也。一人天性显发，他人以为善而效之，此即反之也。性之者，天性显发也；反之者，反之于吾心而善之也。孟子以尧舜代表人类第一期文化，其先无圣人，故曰性之。汤武代表人类第二期文化，其先既有圣人，故曰反之。孟子曰：“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一切人文演进，胥由人类天理自然要求。《中庸》 ：“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前二句为性之，后二句为反之。“至诚无息”，故恒久之人心所同然始得谓之诚。又曰：“诚则形，形则著，著则明，明则动，动则变，变则化，唯天下至诚为能化。”由“无息”至于“能化”，此之谓“由诚显性”。孟子曰：“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有人于此，其待我以横逆，则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无礼也，此物奚宜至哉？其自反而仁矣，其自反而有礼矣，其横逆犹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横逆犹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此即“失诸正鹄，反求诸身”故孟子甚重存养工夫。孟子曰：“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杨氏曰：“《孟子》一书，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养性，收其放心。至论仁、义、礼、智，则以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为之端。论邪说之害，则曰：‘生于其心，害于其政。’论事君，则曰：‘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国定’。千变万化，只说从心上来。人能正心，则事无足为者矣。”孟子欲由养浩然之气而尽性之善，最终跻乎天人合一之境，故孟子已得孔子之道。如荀子则不然，荀子欲由天道求仁，实则偏重于法数，而非天道本身；重在论礼义度数而非仁。荀子之学以礼为核心，其前提有二，即天人之分与性恶论。故前人论荀子云：“只一句性恶，大本已失，更说甚道。”荀子主性恶，重赏罚，与法家思想颇多相似，故其弟子韩非乃为一法家。荀子虽亦战国之时一大儒宗，于儒家之复振与发展贡献甚巨，然终未得孔子仁道之正统，故兹不详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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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汉唐儒家思想
炎汉孝武皇帝为太子时，其师王臧乃儒家，帝颇受儒家影响。既即位，招贤良文学之士。时太皇太后好黄老，儒术不得行。后帝诏贤良对策，董仲舒于《天人对策》中主复古更化。上追周孔之王官学，立五经博士，罢黜百家，定儒术为一尊。汉初儒家主通经致用，务求通才，后渐为专精之学，颇多异说，而益趋繁复，至后汉末转为郑玄于章句繁琐中求贯通之一途。此两汉经学演变之大致。今只求其思想综观，故于经学演变不欲费辞。
汉儒喜言灾异，此不独异于孔孟儒家，亦不同于后起之经学家。而吸取邹衍阴阳之说，喜讲五行之学，由此遂有“五德终始”说。谓上天以“符瑞”“灾异”昭示世人。受符命者方可代前代作新王。又谓自古未有不亡之国。同时又有“通三统”之说。如《春秋》开首“春王正月”，何以加王？公羊家谓此孔子大一统之义也。然孔子虽大一统，却不言必一统，故有所谓“三统”之说。刘向曰：“王者不可不通三统，明天命所授者博，非一姓也。”“三统”“五德”之论，董仲舒、刘向皆讲，乃其时汉儒之通义也。王莽因以篡汉。迨世祖光武皇帝龙兴，乃渐禁止此说。如上所述汉儒虽多杂阴阳之说，大体仍未失孔孟传统。汉儒称颂井田制，欲以此限制土地兼并，俾财均力平，至于大同。师丹曰：“古之圣王莫不设井田，然后治乃可平。”何休曰：“井田之义，一曰无泄地气，二曰无贵一家，三曰同风俗，四曰合巧拙，五曰通财货。”崔寔曰：“昔圣人分口耕耦地，各相副适，使人饥饱不变。劳逸齐均，富贵不足僭差，贫者无所企慕。”儒家思想尚“均平”，是乃仁政之一端。孔子曰：“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汉儒力主“均平”，其未失孔孟传统明矣。
汉魏之际，天下播荡，兵革四起，经籍多所损毁，经学式微，玄学大兴，然经学虽衰，尚能延续未绝，南北朝佛学亦兴，南学渐玄化、佛化，治经既习正始之余论，又纳释家之义理。博采众长而能标新立异，言约旨远。然失于空言大义，翔实不足。北学守汉儒师说，博赡谨严，于抱残守缺，穷其枝叶，失于深芜。及贞观定五经义疏，经学统一。其时释道儒三足鼎立，儒家最弱。然有唐一代儒家最为衰微。微特不足比肩两汉，亦不能抗峰六朝也。其开国时一番儒业，乃自周隋两代培植而来。其经学成就亦是东汉以降至于隋代诸儒之成就。唐初诸儒但结集之而已。自武后以降，禅宗盛兴，几于掩胁天下，尽归禅门之下。唐人进身仕途，经学地位远不若文学。故有唐一代，可谓绝无醇儒，亦无大儒。唐代儒家，首推韩文公。其当唐之中叶，尽力辟佛，极推孟子，创“道统说”。其言曰：“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文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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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倡古文，求以超出于文选学之外。此亦当时欲致力复兴儒学一必由之要道。然文公用力虽巨，其效则甚微。韩子之思想，实为宋代新儒家之嚆矢。故韩文公诚儒学思想史上承先启后转旧为新转捩点之人物也.
4、宋明清儒家思想
宋代新儒学为”宋学”之核心,其所以为新也,盖以融释归儒.陈寅恪先生曰：“中国自秦以后，迄于今日，其思想之演变历程，至繁至久。要之，只为一大事因缘，即新儒家之产生，及其传衍而已。”又曰：“凡新儒家之学说，几无不有道教，或与道教有关之佛教为之先导。”“至道教对输入之思想，如佛教摩尼教等，无不尽量吸收，然仍不忘其本来民族之地位。既融成一家之说以后，则坚持夷夏之论，以排斥外来之教义。此种思想上之态度，自六朝时亦已如此。虽似相反，而实足以相城。从来新儒家即能继承此种遗业而能大成者。”“释迦之教义，无父无君，与吾国传统之学说，存在之制度，无一不相冲突。输入之后，若久不变易，则绝难保持。是以佛教学说，能于吾国思想史上，发生重大久远之影响者，皆经国人吸收改造之过程。其忠实输入不改本来面目者，若玄奘唯识之学，虽震动一时之人心，而卒归于消沉歇绝。”又曰:”佛教于性理之学,独有深造,足救中国之缺失,而为常人所欢迎.唯其中之规律,多不合于中国之习惯,故昌黎等攻辟之.然辟之而另无以济其乏,则终难遏之.于是佛教大盛.宋儒若程若朱,既喜其义理之高明详尽,,足以救中国之缺失,又忧其用夷变夏也.乃求得两全之法,避其名而居其实,取其珠而还其椟.于是遂形成理学.然为禅宗影响而兴起之理学,于宋儒中亦属后起.其先北宋初期儒学,亦可谓之新儒学.
宋初之学有三: 一曰政治治平之学,一曰经史博古之学,一曰文章子集之学.宋儒为学,实乃兼经史子集四部之学而并包为一.若衡量之以汉唐儒之旧縄尺,若不免于博杂..又好创新说,竞标己见.然其要则归于明儒道以尊孔,拨乱世以饭治.在宋儒之间,实自有一规格,自成一风气.固不得斥宋学于儒学之外,此则断断然者.故宋儒在自汉以降之儒统中,实已自成为新儒,不得谓自理学出世,始有新儒,此义必须明白标出.尤可注意者,乃北宋诸儒之多泛滥及于先秦之子部.即就儒家言,唐韩韩文公始表彰孟子,,至宋代王荆公特尊孟,奉之入孔庙.自宋以降始以孔孟并称,与汉唐儒之并称周公孔子者,大异其趣.此乃中国儒学传统及思想史之一绝大转捩,此风始乎韩文公,而实成于宋儒.此当大书特书为之标出.
宋初诸儒虽于发明与回归儒学传统居功甚伟,然外于释老而求发扬孔子之大道与儒学正统,终不能撼释老之根基.须理学出,佛学始衰,.理学家异于前期诸儒者,在其能入虎穴,得虎子,旁采老释,汇三派为一流,卓然成一新儒学.汉唐儒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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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多言治国平天下之道.宋明儒重内,从事于正心诚意之工夫.北宋理学开山,有四巨擘焉,周敦颐濂溪、张载横渠、程颢明道、程颐伊川。濂溪著《易通书》，横渠著《正蒙》，悉独抒己见，成一家言。要之厝此两书于先秦子籍中，亦见杰出，决无逊色。二程语录中，极多说经语，亦有训诂考据，较之濂溪横渠著书简净精微只求自发己旨绝不见说经痕迹者自殊焉。故此四子，惟二程差近汉唐说经之儒。二程交游较周张为广，其时理学之传，濂溪身后阒寂，横渠门庭亦清淡，惟伊洛厥传最大。然则北宋理学中若无二程而仅得濂溪横渠，恐将不克获有广大之传，而理学之名，亦恐不得成立。故言理学者，每以二程为宗。迨南宋朱子，亦出乎程门。然朱子卓然为孔子以降集儒学之大成者，非独一理学家耳。
宋学之博，远过唐贤，气象之大，蔚为壮观。宋学精神，厥有两端：一曰革新政令，二曰创通经义。革新政治，其事至荆公而止；创创通经义，其业至晦庵而遂。初期宋儒可谓“综汇儒”，综合汇通两汉、魏晋、南北朝、下迄隋唐之经史文学以为儒家之发挥，如欧阳永叔即为一学通四部之通儒。后期理学可谓“别出儒”。即心性义理之学也。惟外王之学，则前胜于后，内圣之学，则后胜于前。而朱子诚以综汇之功而成其别出之大业者也。宋初之儒气象宏廓，而北宋理学家为学之风格气度，乃转见狭小，以其潜心于内格致诚正之故也。自朱子起，理学之风大变。北宋理学偏重“尊德性”而朱子济之以“道问学”；北宋理学“尽精微”而朱子济之以“致广大”；北宋理学“极高明”而朱子济之以“道中庸”。故钱宾四先生曰：“朱子精神充满，气魄宏大，故能立大规模而兼斯两者。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四通六辟，成此一家。”朱子于北宋理学，既汇通周张二程四家又扩充及于邵康节与司马温公。特作为六先生画像赞，以康节涑水与周张二程并举齐尊。是则朱子集理学之大成也。朱子于经史文学皆有极深远之贡献，所影响后来儒学者，远出六一一派综汇诸儒之上。是则朱子集初期宋学之大成也。朱子于经学，虽主以汉唐古注疏为主，亦采及北宋诸儒，又采集理学家言，并又采及南宋与朱子同时之人。其意实欲融贯古今，汇纳群流，采撷英华，酿制新实。此其气魄之伟大，局度之宽宏，在儒学传统中，唯郑玄堪在伯仲之列。惟两人时代不同，朱子又后玄一千年，学术思想之递衍，积愈厚而变益新。朱子不独欲创制一新经学，实欲发挥一新理学。经学与理学结合，增益之以百家文史之学。至其直接先秦，以孟子学庸羽翼孔门论语之传，遂使当时儒学跻于巅峰，其事尤非汉唐以迄北宋诸儒之所及。故谓朱子集孔子以降儒学之大成，殊非过夸而逾量。朱子承先启后，其伟大之处，直追孔子，洵古今难匹也。此下八百年，述朱反朱，亦莫不以朱子为中心。明乎朱子之学，则先秦以降中国学术关键，胥莫外于是矣。
夫天地万物为一体乃乃宋学命脉所寄。濂溪横渠求之外，明道识之心，伊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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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明道补偏而言格物致知，晦庵承之，乃复通于濂溪横渠。要之宋明六百年理学，自濂溪《太极图说》，康节《皇极经世》，横渠《正蒙》，下至阳明之“至良知”，心斋之“安身”，蕺山之“慎独”，皆不出寻求“天地万物一体”之意，唯渐求渐近，乃舍本体而专论工夫，舍外物而专重我心，乃归结于即以我心独知之独体为天地万物一体之体焉。宋明理学之旨归，一言以蔽之，即“大我之寻证”此“大我”即仁之境界，即天人合一之境界。二程谓“仁者浑然与物同体”。朱子言仁，以理气与心性浑然一体。有人因程朱主性即理，陆王主心即理，遂分别朱子为理学，象山为心学，此实不当。朱子言理气合一，性即理也，故性气不离。朱子又主理气分言，故性气不杂。理气与心性实一体两分，非两体对待。其贯通处即在性，性为体，心属用。就宇宙论，则理在气，就人生论，则理在心。终归仍在于天人合一。天人一心，则心即理。故朱子实未尝不言心。
明代学术，大体沿袭宋，且明学较宋学单纯。王阳明“致良知”之学为心学之巅峰，其后良知之传，渐失其真，而和会融通之风，益泛滥横决而无可收拾。于是晚明诸儒起，始谋所以修藩篱而坚壁垒。如顾亭林、黄梨州、王船山、颜习斋诸人徘诋所及，程朱有勿免，无论陆王。晚明清初之学，上承宋明理学之绪，下启乾嘉朴学之端。有理学家之躬行践履，而无其空疏；有朴学家之博闻广览，而无其琐碎。梨洲嗣轨阳明，推极吾心以言博学，谓工夫即本体，变化王学而不墨守。亭林之学一曰明道，一曰救世。谓经学即理学，绝口不言心性，而标“知耻博文”为学，接续于宋明儒学之遗绪。船山则黜阳明而复之横渠、程、朱，尊事物德行之实以纠心知觉念之虚妄。习斋虽于宋元明以来儒学诸儒高论排击，而其为学大体仍未与宋元明诸儒划然分疆割席。
上述即儒家思想史之综观也。求其大体，不离于仁，因袭损益，百世可知，吾知将来儒学之发展，必不能离此孔孟以来一贯之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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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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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社，2009；39-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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