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禁私史”条记载了一桩书籍走私的案例：嘉泰二年（1202年）秋，“商人载十六车私书，持（熊）子复《中兴小历》及《通略》等书欲渡淮，盱眙军以闻，遂命诸道帅、宪司察郡邑书坊所鬻书，凡事干国体者，悉令毁弃”。[69] 从事这种走私活动的商人大概具有职业化的特点，故一次走私的书籍可以多达16车，其规模相当可观。
另外一种常见的书籍走私方式，是外交使者私下携带违禁书籍出境进行交易。宋朝方面史料中有不少记载间接地反映了这类走私活动。绍兴十四年（1144年）八月八日诏曰：“右承议郎、监潭州南岳庙万俟允中奉使金国礼物官日，私以违禁之物附载入国博易，厚利游贷。命追毁出身以来文字，不刺面，配贵州本城收管。”[70] 此诏虽然没有说明万俟允中携带的“违禁之物”是什么东西，但可以看出这类走私方式在当时是很通行的。又绍兴十八年（1148年）闰八月三十日诏曰：“今后奉使生辰、正旦下三节人过界，并不许与北人博买，如违，从徒二年科罪，使副不觉察同罪。”[71] 宋朝出使辽金者，使、副以下随员往往多达上百人，按其地位高低分为上节、中节、下节，合称“三节人”，他们往往利用出使的机会，私下携带包括书籍在内的违禁物品以牟取暴利，这种情形几成惯例，尤其是像万俟允中那样的管押礼物官，从事走私活动尤为便利。三节人来源的复杂，也是造成走私活动泛滥的一个重要因素。绍兴间，有人称“比年以来，奉使官属不问贤否，惟金多者备员而往，多是市廛豪富巨商之子”。[72] 左正言何溥也上疏说：“比岁奉使所辟官属，多募人代行，市井狡狯之徒，冒法私贩。”[73] 奉使之三节人竟如此猥滥，其结果如何，自然可想而知。
据元人说，朱子《四书》最初就是由南宋使者带到金朝的。许有壬《性理一贯集序》云：“前辈言，天限南北时，宋行人箧《四书》至金，一朝士得之，时出论说，闻者叹竦，谓其学问超诣，而是书实未睹也。文轨混一，始家有而人读之。”[74] 许氏《雪斋书院记》一
文说得更明白：“宇宙破裂，南北不通，中原学者不知有所谓《四书》也。宋行人有箧至燕者，时有馆伴使得之，乃不以公于世，时出一论，闻者竦异，讶其有得也。”[75] 许有壬是元代中后期人，这个从“前辈”那里听来的故事大概是确有其事的。根据这一传闻，《四书》是由南宋使者带到燕京，然后传到了金朝馆伴使的手里。不过这位南宋使者不像是为了牟利而从事走私活动，此书可能是作为礼物赠与金人的。
辽金外交使者与宋人的私下交易，也可纳入书籍走私贸易的范畴。从宋朝政府的某些禁令中可以间接地了解这方面的情况。据苏轼说，《元祐编敕》中有这样的条文：“诸以熟铁及文字禁物与外国使人交易，罪轻者徒二年。”[76] 又《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八之三七载绍兴十四年（1144年）正月二十九日诏曰：“北使所过州军，如要收买物色，令接引送伴所应副，即不得纵令百姓与北使私相交易，可立法禁止。” （三）官方的馈赠
官方的馈赠虽不是两宋、辽金之间书籍流通的主要渠道，但其重要性也不可忽视。作为馈赠品的书籍自然是与政治、时事无关的，如《玉壶清话》卷七记载的一个例子：“祥符中，契丹使至，因言本国喜诵魏野诗，但得上帙，愿求全部。真宗始知其名，将召之，死已数年。搜其诗，果得《草堂集》十卷，诏赐之。”[77] 魏野被称为“草泽”，未曾入仕，他的诗文肯定无关于时事，故可以赠与辽使而无妨。
《开宝藏》的入辽，是有关本文主旨的一个值得讨论的话题。吕澂先生曾经有过一个论断，谓辽朝在圣宗太平元年（1021年）得到宋朝颁赐的一部《开宝藏》天禧修订本，兴宗重熙以后遂在此基础上雕刻《契丹藏》。[78] 此说被学者们普遍沿用，但它完全是一个误解。作出这个论断的依据，是见于缪荃孙《辽文存》卷四的《大慈恩玄化寺碑阴记》，为太平二年（1022年）蔡忠顺所撰，其中有云：“昨
令差使将纸墨价资去入中华，奏告事由，欲求《大藏经》，特蒙许送金文一藏，却不收纳所将去价资物色。”按此碑乃高丽石刻，作者蔡忠顺为高丽显宗朝参知政事，传见《高丽史》卷九三。此碑碑文及碑阴记均收入清刘燕庭《海东金石苑》卷四，作《宋高丽大慈恩玄化寺碑并碑阴记》，末有刘氏按语：“右碑在朝鲜开城府灵鹫山，宋天禧五年七月周佇撰，蔡忠顺书，高丽显宗王询篆额；碑阴记，辽太平二年蔡忠顺撰并书。??案《东国通鉴》，宋大中祥符九年，复行宋年号；辽太平二年四月，契丹遣御史大夫萧怀礼等册封高丽，复行辽年号。故前碑首题‘有宋’，末署‘天禧’，而碑阴记则止末署太平二年也。”[79] 缪荃孙因碑阴记有太平二年之纪年，遂阑入《辽文存》，而吕澂先生未加考究，于是便得出了那样一个错误的结论。[80]
尽管在文献中找不到《开宝藏》入辽的记载，但从《契丹藏》里却可以发现《开宝藏》的踪迹。1974年7月在应县木塔四层主像释迦牟尼腹内发现的12卷《契丹藏》，其中的“刻”字号（527号）《佛说大乘圣无量寿决定光明王如来陀罗尼经》和“勿”字号（564号）《一切佛菩萨名集》，与房山云居寺金代所刻同经版式、帙号全同，[81] 这证明云居寺金代刻经皆准辽藏覆刻。据《房山云居寺石经简目》，自“刻”字号至“说”字号（527—557）共31帙系宋代新译经，是从宋太宗太平兴国七年到真宗咸平二年（982—999年）陆续雕印入《开宝藏》的，而这31种宋代新译佛典大概都被收入了《契丹藏》。[82]
1987年8月，在河北省丰润县天宫寺塔塔心室内发现一箱辽代印经，其中有卷装本《佛说大乘圣无量寿决定光明王如来陀罗尼经》，卷尾经题下有帙号“刻”，其帙号与应县木塔发现的《契丹藏》以及云居寺金刻相同，但版式大不相同，估计这不属于官版《契丹藏》，而是单刻经。[83] 《契丹藏》“刻”字号《佛说大乘圣无量寿决定光明王如来陀罗尼经》系宋代新译经之一，为中天竺摩伽国僧法天所译，
太祖开宝六年（973年）进呈宋廷，太宗端拱元年（988年）诏佛法院入藏。
综上所述，《契丹藏》中收入宋代新译经的事实，证明《开宝藏》确实传入了辽朝。虽然缺乏直接的文献依据，但我估计这极有可能是宋朝赠与辽朝的，因为有记载表明，西夏、高丽、日本、安南等国都曾获得过宋朝馈赠的《开宝藏》。至于《开宝藏》何时入辽，这涉及到《契丹藏》的雕印时间问题。一般认为，《契丹藏》雕印于兴宗重熙间，而张畅耕先生则认为始刻于圣宗统和年间，甚至称之为“统和藏”，并谓《龙龛手镜》所称“新藏”即此。[84] 我对这种说法有所怀疑，《龙龛手镜》成书于统和十五年（997年），而《开宝藏》之入辽，无论如何也应该是澶渊之盟以后的事情。 （四）战争中的掳掠
这是宋辽金时期一种特殊的书籍流通方式，虽然这种情况只是偶一有之，但数量之大却让人无法忽略。其中最典型者当属靖康之变。
靖康元年（1126年）冬，金军攻下汴京后，即在开封城内大肆搜罗各种书籍。据宋人记述，是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金人索监书、藏经，如苏、黄文及《资治通鉴》之类，指名取索，仍移文开封府，令见钱支出收买，开封府直取书籍铺”；[85] 次年正月二十九日，“差董逌权司业监，起书籍等，差兵八十运赴军前”。[86] 在金朝方面的史料中也能看到类似记载，金人李天民辑《南征录汇》引阿嬾《大金武功记》云：天会五年（1127年）三月初四日，“阿嬾监押书籍、礼器千五十车北渡阳武”。[87] 据崔文印先生考证，这个“阿嬾”就是宗翰弟完颜宗宪。[88] 宗宪传见《金史》卷七○：“宗宪本名阿嬾。??未冠，从宗翰伐宋，汴京破，众人争趋府库取财物，宗宪独载图书以归。”正好可与《大金武功记》的自述相印证。
通过上面列举的这些史料可以想见，靖康之变时流入金朝的图书，其数量必定相当可观。这使我想起了一个故事。明昌元年（1190
年），时任提点辽东路刑狱的王寂出巡州县，途经宜民县时，福严院僧人“出示画十六罗汉像，??视其背，有跋云：‘熙宁二年九月，入内高班张俊送到罗汉十六轴。’又旁有小帖子云：‘待诏侯余庆等再定及第一品。’审知宋朝之旧物，非兵火流落，安得至于此耶”。[89] 宜民县是辽东的一个偏僻小县，在这种地方居然也能见到北宋内府旧物，这不能不让王寂心生感慨。
战争造成的书籍流通，当然不限于靖康之变。元好问《朝散大夫同知东平府事胡公神道碑》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武安胡益，“家累巨万，??正隆南征，以良家子从军，载国子监书以归，因之起‘万卷堂’”。[90] “正隆南征”指正隆六年（1161年）海陵王发动的侵宋战争。但金军的此次南征只进至两淮，未能渡江，旋即因海陵王被弑而草草撤兵，不知胡益如何能够获得国子监书？姑志此疑待考。
——原载《中国史学》（东京）第12卷，2002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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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关宋代的书禁问题，可参见刘铭恕：《宋代出版法及对辽金之
书禁》，《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5卷，1945年9月，95—112页；仁井田陞：《庆元条法事类と宋代の出版法》，收入氏著《中国法制史研究》第4卷，东京大学出版会，1964年，445—465页；荛公：《宋朝对于书报的管制》，《文献》第1辑，1979年12月，268—280页；陈学霖：《宋代书禁与边防之关系》，收入氏著《宋史论集》，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3年，175—209页。
[2] 《北使还论北边事札子五道》之一“论北朝所见于朝廷不便事”，
《栾城集》卷四二。曾枣庄、马德富点校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