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跑上山顶，在凌晨的寒意中久久等待之后看到壮丽日出景观的欣喜之情，和人与大自然融在一起的和谐欢愉异常生动地表现出来了。从“星星还在天上，我们悄悄起床”的弱声到终篇时的“太阳太阳你露出了笑脸，大海披上灿烂的衣衫”，音乐跳跃幅度很大，节奏活泼多变，曲调富含激情，唱者听者都能尽兴。
首唱此歌的那天还发生了一件趣事。建芬通知我随演出队到基层的一个剧场去听效果，其间发生了一个小小的误会。建芬气乎乎坐在路边雪地上：“我们两个作者是来听新作品效果的！不是为了其他目的！”那个晚会唱了谷建芬10首歌曲，但介绍演员登台与观众见面时，却不曾想着把为他们提供了如许新作的女作曲家介绍给观众！
几十年来，谷建芬一直重视排练和现场听效果，她认为从歌手、乐手和听众那里反馈来的信息，是再创作的指向与动力。
歌手在她家排练、唱完歌，喜爱烹饪的谷建芬便下厨房，给大家做汤圆、做日本饭寿司，还有炸土豆泥饼、拌辣菜等各式各样的风味小吃。又有年轻歌手敲门进来了，便添一双筷子。有一阵家里总是这些爱唱爱叫的“小麻雀、百灵鸟、画眉鸟”的笑声与歌声。任雁当时有个外号叫“李谷二”，可见她的音质、音色与演唱是较有发展前途的。但任雁患了喉疾，久久不能唱歌，随后家中又发生了一些情况，不能来谷老师家练歌。直到现在，有时谷建芬写了新歌还情不自禁地叨念：“这歌任雁演唱准能唱好！”
田鸣和张西珍不但支持女作曲家推出一批新作，她们二人也为音乐会贡献了一个女声二重唱的节目形式。两个青年歌手声乐水平并不
是很高，但她们的演唱和谐从容，流溢着一股青春的气息。不知为什么两个人分道扬镳了，谷建芬很是遗憾，为此我们还写了一首《美丽的乔》，为她俩寄予厚望。直到1987年谷建芬举办个人声乐作品音乐会，田、张二人也应邀参加演出，但情境已今非昔比，当年的情景只能留在大家的记忆之中了。
《海滩的石子》先由李谷一演唱，后有李小梅演唱，至今电视台还经常播出。这是一支清新明快的小曲，旋律柔婉舒展，后面转为短促的节奏，表现出孩子般的天真，再以轻快蕴藉的情调结束。有一次谷建芬带着小队到基层去演出。一间长长的会议室也不分前台后台，乱哄哄的。演出结束后，我问一个听众对此歌的印象，他说，我只听见了两句：“假如石子都是一种颜色，谁还会再留恋这海滩！”这已经很不错了，他听出了这支小得不能再小的题材中的一点真意。
一天，谷建芬说有人约稿，希望写一首有关健康的歌。我不管是否合约稿人的意，只顾按自己的思路琢磨开了：怎样才能健康呢？一定要心情好（这里且不说环境学、营养学、医疗保健学等）。怎样才能心情好呢？依我看要热爱艺术，要喜欢唱唱歌、跳跳舞，还要有时和群体在一起，并且多去接触大自然。我便借4个小动物的情态把上面这些意思写成了《欢乐歌》。由于默契，我很少对谷建芬提示什么。女作曲家这首歌写得玲珑精巧、活泼跌宕，很有儿童生活情趣。很快由上海作曲家兼指挥家张撷诚配器，朱逢博录制了盒带。没想到5年之后的1988年，朱逢博应邀在中央电视台“六一”专题晚会“我们的世界”中，在小演员的伴舞下唱了这支歌，效果很好。接着中央电
视台又播出了武汉电视台编演制作的儿童现代舞《欢乐歌》，仍是朱逢博的录音，仍用原来的音乐。一首歌的诞生，被社会认知与传播，其间阴错阳差赶早赶晚，又有规律又没规律。作者对自己的作品经常处在一种“做不了自己的主”的状态中。有人唱了，录了，播了，便很感谢了。
那一段时期，谷建芬、邢波和我常在晚饭后，一起谈创作设想。谈到深夜，一盘花生米几杯酒伴着我们。有时谷建芬与我灯下谈心，我对谈自己的身世、坎坷的遭遇、生活的不幸和对文学与音乐的酷爱，她听着留下了眼泪。几次她对她的小女儿说：“如果像王健阿姨那样，还有什么甩不开的呢？！”有一次，我拉谷建芬去看内部试映的电影《原野》，看完后我突然觉得身体不适，头晕发烧，她便让我回她家休息。吃了药一夜仍然受煎熬，天明时感觉稍好些，我便悄悄离去。因为他们没有另外的工作室，只有那一间“一品屋”——创作、吃饭、待客、睡觉都是它。生活仍然很艰辛，但我们生活在友谊与艺术创作的气氛中，心情是愉快的。
1984年底，谷建芬开办了“声乐培训班”，为青年歌手开设9门课程，学习与实践性演出相结合。在中央歌舞团的支持下，谷、邢二人全力投入。我担任文学课教学，主要讲诗歌常识、歌词赏析，共讲了16课和一次习作。学员们从模仿外来歌曲逐步进入演唱创作歌曲，从业余的自然状态进入表演艺术的领域。到1986年孔雀杯歌赛时，许多同志说：“这小小培训班做出了成绩。”
当我写出《妈妈的小屋》一词交给谷建芬时，我并不催问。因为
我对她说过：“我写了就给你看，让你知道我做了些什么，但并非一定请你谱曲。”所有词作者的词她都留着，说不定哪天情绪好想写那么一首歌或正需要这样一首歌，便选择合适的词来谱曲了。过了些天，谷建芬在钢琴上谈着《妈妈的小屋》的主旋律，自己唱着伴唱的曲调。我被那有特色的节奏型和音乐烘托的环境气氛吸引了。我一直这样想：只要我的歌词能为作曲家提供他们得以进行多品种创作实践的基础材料，我便得到安慰了。从这个角度上说，我自称“最佳女配角”，当然作为歌词作者，我要努力完成“第一道工序”。在词、曲合作这个问题上，谷建芬和我都认为：在对时代、生活、群众情绪的共同感知、感受、感悟的基础上，词、曲作者的相互理解、情感的接近和默契是最可贵的，甚至是第一要素。除此，那些“硬拉稿”、“下命令”、“撞大运”、“激将法”甚至“死乞白赖”的做法，与艺术合作怎么沾得上边呢？
我们立意要拿《妈妈的小屋》到孔雀杯去参赛。赛场在东方歌舞团的一间大厅，评委们都入席了。在候场处，我对培训班19岁的歌手时延燕说：“小燕，别紧张。记住两条：歌词唱清楚，演唱有意境。”里面呼叫时延燕的编号，伴唱丁小青坐在她的身边，谷建芬自己弹钢琴为歌手伴奏。歌声仿佛从远处进入，歌手像是自言自语，又像对所有的听众倾诉，叠句部分丁小青的高音飘过来了，丝丝缕缕的旋律，挚切情深的歌句，伴奏烘托出的温馨宁静的气氛，扩展到了整个大厅，大厅里静极了。《小屋》与那些宣泄式的劲歌绝然不同，而以浓浓的人情味，撩人的乡土气息与其他类型歌曲形成效果的反差。
休息时，评委们纷纷评论《小屋》这支歌。词作家晓光走过来对我说：“拥抱两位大姐，你们在通俗歌曲的创作、演唱上提供了一个新例。”并非是这支歌有多么了不起，只是在多年对外来歌曲模仿之后，哪怕创作上、演唱上有一点新的尝试，大家也给予欢迎和鼓励罢了。小燕与小青是两个极普通的歌手，在各方面都难与其他歌手相比，只不过她们很投入很用情地为大家介绍了一首新歌而已。
苏红在电视歌赛中获决赛第一名，也许这出乎她自己的预料，而评委是正确的。苏红唱的两首歌《我多想唱》和《三月三》（均为谷建芬曲）在大批劲歌与华丽的表演中间，显得那么质朴真纯，听者也觉得亲切、从容，真正体现了歌曲创作和演唱的通俗性。
接着李杰在五省市校园歌曲比赛中，唱了谷建芬作曲的《男孩》，又获第一。这样，谷建芬培训班的学员，两年里便有3人获得一个金奖、两个第一名，另外3人获优秀歌手奖。
“这一切都过去了。”谷建芬说，“我就是我，我也不赶什么新潮。因为我很清楚自己属于一个特定的时代。在音乐上，我的作品必然是既带有传统情调，同时又染上一层时代生活色彩的杂糅形态。但它们都是我情感与意识的产物，发自我真诚的内心。新的作者和歌手出现了，这非常好，也是必然。我甚至于期待更多的自己写词、作曲、弹唱的自娱性歌手出现，那时，音乐便真正获得了与人民群众在极广泛程度上的结合。”我想，她的这段话或许也能代表一整代中年词、曲作者的心意。
在诗歌界有一句话叫“开放现实主义”，我想，我们恐怕也属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