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诉人应该怎样做事。例如关于“科学”，我读外国书，就知道了科学究竟是－什么，知道了应该怎样想，怎样做，才算是“科学的”，也知道了“不科学”不一定是贬义，等等。而在“中国人写的外国书”里，尽管“科学”受到的赞美崇扬远过于标准的外国书，但“科学”究竟意味着什么，却根本含糊不清。于是旧的如周易算命，新的如气功疗病，更新的如炒股发财，统统都挂在了“科学”的名下，甚至情场失意，或官运偃蹇，亦归咎于方法“不科学”，好像只要“科学”一下子，就能运交红桃，步履青云。
想做事而不知道怎样做事，是一种“憋得慌”的状态，势必至于不由自主，乱说乱动。能量大的，就像金庸《射雕英雄传》里的西毒欧阳锋，武功练到入魔，气机混乱，招式怪异，先施杀着，先刮自己几个耳光，他虽一举打败北丐、东邪、南帝，夺得“天下武功第一”的名号，却实在很难被人视为真正的英雄。至于现代的欧阳锋们，可以说在王朔的笔下，最称惟妙惟肖。随便抄一段，是写一位女的：“她是我认识的人中最忙的。这些年总是以一种冲刺速度在交际在创业在破产在上蹿下跳。月余不见，便不知她是什么身份。我手里她的五花八门的名片足可开一个小型的私人收藏展。 我国沿海的每一个特区新建时她都去创过业，亲手创办了数不清的公司、交流中心、工贸大厦和文化城。她在北京有一家颇具特色的云南菜馆，在那儿你可以遇见形形色色的社会名流：气功大师、沙漠旅行家、颓废画家、摇滚歌手，以及政府官员，影视红星，大小记者，还有我这样的写字师傅。”
因“憋得慌”而做事一旦形成风气，“做事”的意义就要变。照韦伯的说法，从新教伦理转出来的资本主义精神，是以理性化的态度和方式“做事”的，虽然目的也是积累财富，却与许多非新教地区自古而然、于今为烈、贪得无厌、劫夺聚敛的发财狂，有本质的区别。但是等到资本主义普及到其他广大地区，宗教的脐带自然不必去追索了，只要能发得财，也就算做成了事。
鲁迅说：“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鲁迅是将“做事”看得比“作文”更重要的。但在文化已经成为制造业的今天，“作文”就是“做事”。“不读中国书不能作文”的老话业已过时。即使是中国人，不读中国书也照样能“作文”。今天的书市，“中国人写的外国书”蔚为大观，反令地道的中国书和外国书成为附庸，就是明证。生逢战乱年代，从小立志报国，后又弃医从文，只为救国救民，临死毫不屈服，身献伟大祖国。这就是我所崇敬的爱国作家。
没有十分华丽的词藻，没有过多特别的修饰，有的只是铿锵有力的语言，散发出的是一股凛然正气，是对旧社会的憎恶，是对穷苦人民的同情。这就是我读鲁迅作品的最深的感受。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描写的都是鲁迅对童年的美好回忆，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少年时的鲁迅勤奋刻苦，热爱生活，向往自由。《野草》是鲁迅的一部散文诗集，感人至深。里面词：“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去罢，野草，连着我的题辞！ ”这是里面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文章大意是说一棵无人注意的小草，它却以顽强的生命力掀翻了压在身上巨大的石块，顽强地钻出地面。表现了不畏困难，任人践踏、乐观向上的贵精神，代表着强盛的生命力，是不可抗拒的，鲁迅借此来启发和鼓舞人们的斗志。在亲眼目睹自己的同胞被残害的场景之后，鲁迅深深地意识到：只有解救人民的思想，才能从根本上拯救苍生。于是，他决定弃医从文。从此，鲁迅便投入到文学斗争的波涛里，在文学斗争的海洋里战斗着。
《呐喊》里面的《狂人日记》可以说是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它以一个病人的狂妄反映了社会的黑暗，描绘出一个向世俗挑战的反封建形象。借狂人之口道出了封建社会的本质，借疯子的病态，将那些读鲁迅作品有感生逢战乱年代，从小立志报国，后又弃医从文，只为救国,临死毫不屈服，身献伟大祖国。这就是我所崇敬的爱国作家
我非常喜欢鲁迅作品中那些非艺术的文字，因为我热爱真实。这在他的散文中，体现的尤为突出。他从不多加一个不必要的文字，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他的那些真实与简练，是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