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失败之重要原因是未得到民族主义的支持。换言之，孤立无援的清政府无法对抗以民族主义作为坚强后盾的西方列强。[23]
然而，时势再一次为中国重新崛起提供了机遇。中国人应“上下一心，乘此未衰之民气，固结之，鼓舞之，因势而利导之，以守我疆土，强我种族也。”[24]日俄战争打破了白种人优越论，为黄种人成为亚洲的主人、担负起天赋的责任提供了机会。[25]
民族主义的意识：“黄种将兴”“天朝上国”、“中央之国”和“天国子民”是中国自古以来根深蒂固的思想观念。面对勃兴的其他民族，中国人逐渐意识到他们并非处于世界中心这一冷酷事实。种族主义者认为，白种人或欧洲人是优等人种，其他人种是劣等种族；前者对后者的殖民理所应当；中国人属于落后的“黄种人”。日俄战争的结果使这种理论彻底破产。当时的日本和俄国代表着两种力量：一方代表亚洲和黄种人，一方代表欧洲和白种人；黄种人的亚洲国家打败了白种人的欧洲国家。中国知识分子受到极大鼓舞，他们用这场胜利激励失去信心的国人：只要向日本学习，中国必将兴盛。《东方杂志》从创刊期始，在每篇谈及日俄战争的文章里几乎都出现了“黄种”这个词。
“黄种”曾是一个贬义词，现在却成为一个时兴的词，专用来描述胜利了的日本人及同种的中国人。[26]有的文章甚至通过批判“黄祸论”来维护“黄种说”。[27]
旅顺战役被看作是“白人受辱于黄人之第一次历史”。[28]亚洲与欧洲、黄人与白人、专制与立宪，孰优孰劣，战争将做出回答。中国人应采取哪种立场呢?“吾民之意即甚不肖，亦必不敢曰：吾愿欧洲之兴而亚洲之败也，吾愿白种之滋而黄种之灭也，愿刻薄吾身之专制政体日昌而安乐吾身之立宪政体日亡也。”[29]日本赢得初战之胜时，清政府的中立立场遭到学者批评：“徒袭中立之名，以为
偷安旦夕之计。吾不知我国之人尚有何颜以自立于天地间也。虽然吾愿我国之人无自废弃也，中立之事，已降明谕。际此战时，自不能不居局外。但天佑东土，幸而日本克捷，黄种之前途可以稍除，而东方之大局，亦将渐有转移。”[30]
日本打破了白种优于黄种的理论，“自日俄交战，俄罗斯以四十余倍之地，三倍之人，历数年之经营，据形胜之要地，竟为区区日本所大困。种族强弱之说因之以破。凡吾黄人，其亦可以自奋矣。”[31]日本之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此战于世界最大之关系有二。一则黄种将与白种并存于世。黄白优劣天定之说，无人能再信之。二则专制政体为亡国辱种之毒药，其例确立如水火金刃之无可疑，必无人再敢尝试。”中国人可以重新崛起，“鉴于日本之胜，而知黄种之可以兴，数十年已死之心，庶几复活。鉴于俄国之败，而知专制之不可恃，数千年相沿之习，庶几可捐。此二者之观念，入人至深，感人至捷。数年之间，必有大波轩然而起。虽政府竭力沮之，吾知其不能也。??他日必因中国之强而天下赖以安乐。”[32]
许多国家曾利用民族主义或种族主义来号召甚至武装国民，这不仅可以凝聚整个民族，还可使本国在对外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行动合法化。二战期间，希特勒用反犹纳粹理论进行动员，让德国人相信自己是不可战胜的；日本将中国人称为“支那人”是为了宣扬其歧视政策并煽动民族主义。[33]南非白人政权曾用种族理论来维持白人政权。[34]被压迫者也常常使用这一武器。祖鲁思想家伦比德在民族主义运动中用非洲民族主义来联合南非的黑人；[35]塞内加尔总统桑戈尔用“黑美人”和“黑人性”(Negritude)来增强民族自豪感；[36]加纳总统恩克鲁玛用“泛非主义”呼吁为非洲自由而奋斗；[37]尼赫鲁认为“民族主义，无论在过去，就是在今天的印度都是非有不可的，它是一种自然而且健康的生长。”印度民族主义“一而再再而三地向英国统治挑战”。[38]中国也是如此。尽管用“黄种”来与日本并列颇有点一厢情愿，尽管“黄种”这个词意思含混，但中国
人理解它，珍视它，并知道它的作用。为什么?因为此时此刻“黄种”让中国在弱肉强食的世界里找到民族自尊。
民族主义的精神：“君子贵民气”
《东方杂志》中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中国人的“民气”。[39]20世纪初的中国可谓波折起伏，许多国人丧失了信心，他们需要鼓励和启迪。尽管中国知识分子受过教育，有的充满激情，但历史是不能否认的。他们认识到，只有激发和加强尚未消失的“民气”，才能最大限度地利用它“守我疆土，强我种族”。
何为“民气”?没有人能下一个确切的定义。有人认为，“民气者，国家生存之要素也。夫民气生于民力，养民气者必先厚民之力。”[40]据梁启超解释，“一国中大多数人对于国家之尊荣及公众之权利为严重之保障，常凛然有介冑不可犯之色，若是者，谓之民气。”[41]人们意识到，国家可得益于民气。“政府者，人民之先导；而人民者乃政府之后援。”政府应养民气，何谓“养民气”?“勿欺人民，勿负人民，勿秘人民，勿抑人民，勿强人民，勿妒人民。人民有所过则校正之，人民无所过则顺从之，人民所未知者则引导之，人民所已知者则扩张之。若是者，谓之养民气。民气强者，国家强也。是故国家之不可侮，非国家之不可侮也，民气不可侮。国家之不可灭，非国家之不可灭也，民气不可灭。”若重兵立国，“兵穷而国尽”；若以财立国，“财穷而国尽”；若以土地立国，“土地穷而国尽”。惟以民气立国能立于不败之地，因为“民有一日未尽歼，而国固一日不能尽也。”结论是“君子贵民气。”[42]
强大的民族必有深厚之民气，深厚之民气必有一领袖代表。“美之民气厚矣，华盛顿出而代表之。法之民气厚矣，拿破仑出而代表之。英之民气厚矣，维多利亚出而代表之。德之民气厚矣，威廉出而代表之。日本之民气厚矣，明治出而代表之。”日本虽为岛国，“而远东之绩，披靡强俄，赫然为世界一等国。”当日
本与俄国交战时，整个国家团结一致，同仇敌忾，“壮夫宿将，忘身家性命，蹈死而不顾。妻孥老弱，手壶浆送其父兄夫婿于车驿者踵相杂。万岁之声，不绝于耳。感情之浓郁，使其父兄夫婿人人有必以死命报国民爱我之心。”这种民气的养成，为国之财富。“当御侮敌忾之日，民心激越，知国家而忘个人。”民气需要民力支撑，而民力依靠三个因素：武装、财富和教育。“民有兵而外人不敢侮；民有财而实业不难振；民有教育而人人知国家之可爱。”[43]
梁启超指出民气之基础。民气虽重要，但国家仅靠民气不足以自存，“民气必有所待而始呈其效力”。其一，“民气必与民力相待。无民力之民气则必无结果。”两者相争靠实力解决，“彼固有所以惮我而我亦有所以惮彼是之谓力。”换言之，民气只有在民力的基础上才可发挥作用。其二，“民气必与民智相待。无民智之民气则无价值。”由于“气”总“含有战争的性质”，因此，若无战争理由则无自信力，若无战争计划则可能误用民气，两者均会减弱人民的战斗力。“何以能审其理由，能善其计划，则非全体人民有水平线以上之常识不能也。”民气只有在民智的基础上才能发挥其价值。其三，“民气必与民德相待。无民德之民气，则不惟无利益，而更有祸害。”凡有多数人参与的行动，必引起权力、名誉、利益之争。民气只有以亲善之德、坚忍之德、服从之德、博爱之德维系，才能避害趋利。[44]政府应代表人民的利益，外交政策须为国民利益服务。中国外交可借助于民气，“收回路权运动”与抵制美货运动即是明证。[45]国民的呼吁或运动可成为外交的后盾和强大动力。[46]
“民气”有时与“民族主义”等同。“民气强者，国家强也。”民气与政府对人民的态度密切相关。“愚民之国，其民之于爱国心也灭。弱民之国，其民之于爱国心也薄。善治国者，知开民智而授民权，使民发其自然之天性以爱国，而国亦可以受其益。”[47]在一篇题为《论中国民气之可用》的文章里，中国民族主义成了主题，“民族主义”在文中出现十次，但“民气”一词仅在标题里出现。
“欧洲自十六世纪以来，文明潮流，递推递嬗，日见进步，至于今日而演成此美丽庞大之现象。谋拓地，谋殖民，谋输母财，以实行其民族帝国主义者，实自其民族主义之发达。民族主义，既组织完备于祖国之中，其实力乃不觉磅礴横溢于祖国之外。”与此不同，“中国民族主义未见发达”。作者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经历了三个阶段：四明公所与租界的法国人作斗争为第一阶段；[48]湘鄂粤三省人民进行的粤汉铁路之交涉为第二阶段；[49]为美国禁华工续约事进行的全国范围抵制美货运动为第三阶段。这些成为“由个人主义、家族主义渐进而为民族主义之明证”。作者欢呼：“美矣哉，中国民族主义之渐次发达也；茂矣哉，中国民族主义之渐次发达也。吾为中国之前途贺，吾为国民之前途贺。”]50]这种看似浅显的划分也许没有准确地揭示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脉络，但它却生动地说明了中国民族主义如何从一个偶然事件演变为全国运动，从地方的冲突发展成全民族的斗争。
民族主义的理想：强国梦
中国民族主义的理想是“强国梦”，近代中国的主要文章，尽可围绕这三个字来做。[51]
日本的胜利给了中国一记重拳，同时在思想和行动上激发了中国人的爱国精神和民族理想。与日本相比，中国没有理由落后。日本打赢了甲午海战，又击败了一个欧洲大国。为什么?如果日本的发展势头良好，中国一定在什么地方出了问题。知识分子力图探寻答案，因为他们急于摆脱困境。这种探寻导致了所谓的“日本化过程”(Japanning Process)。[52]这一过程包括多个方面，但最引人注目的是政治体制、教育制度和军事制度。
对具有改革思想的中国人而言，日俄战争不啻于立宪制度的胜利。[53]很多晚清学者推崇君主立宪制，《东方杂志》为这种理念提供了一个平台。该杂志的
中国民族主义的催生与困惑——从《东方杂
志》看日俄战争的影响
李安山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梳理、研究《东方杂志》上的时论文章，探讨了国内外学术界所忽略的日俄战争对中国民族主义的影响这一问题。通过揭示其时中国民族主义在情感、意识、精神与理想等方面的若干表征，以及其中的困惑心理和复杂意绪，可以看出日俄战争在民族主义的心理层次(感情或情绪)、意识形态(思想或学说)和实践运动(革命或斗争)等方面对中国的民族主义之发轫和形成所产生的广泛和深刻影响。即如孙中山先生1905年所论，中国社会较前发生了巨大变化：革命者已普遍接受民族主义。日俄战争对这种变化所起的重要催生作用不可忽视。
【关键词】中国民族主义；日俄战争；东方杂志；民气；黄种
【作者介绍】李安山，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亚非研究所教授。(邮编：100871)
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国势的羸弱与列强的瓜分使国人倍感危机重重，最终引发了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的序幕可分为两个阶段，从1895年到1905年是知识分子的酝酿阶段，从1905年到1911年是行动阶段。[1]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直接卷入了第一阶段的两个事件——甲午战争与日俄战争。当时的中国处于困境之中。英国加紧对广东和长江流域的侵夺并觊觎西藏，法国占据广西、云南和海南，德国将辽东作为立足点，日本占据台湾后加强对中国内地的经济渗透，美国利用门户开放政策与先到者分享权益，俄国乘八国联军侵占北京之机占领东北地区。[2]当日俄战争在中国爆发时，这种危机感日益加深。战争给中国带来了极大灾难，同时对知识分子产生了巨大影响。民族情感由此激发，民族意识因此加强，民族精神得以培养，从而为中国民族主义奠定了基础。本文通过研究《东方
杂志》上的有关时论文章，探讨了国内外学术界所忽略的日俄战争对中国民族主义的影响这一问题，并希望通过这一分析能对理解百年后再度勃兴的东亚民族主义有所裨益。[3]
《东方杂志》与日俄战争
《东方杂志》是20世纪前半期国际事务报道的重镇，由商务印书馆发行。1897年，商务印书馆由七名中国基督教徒发起成立，它通过出版杂志、重要论著和翻译有影响的西方著述向国人介绍各种西方思想学说。在出版的多种杂志中，《东方杂志》最为突出。1903年，商务印书馆创立者夏瑞芝提议办一份杂志与社会各界交流思想。杂志开始名为《东亚杂志》，后为避免与德国驻上海领事馆的杂志重名，更名为《东方杂志》(The Eastern Miscellany)。[4]《东方杂志》以英国的《评论之评论》(Review of Reviews)和日本的《太阳报》为模式，在创刊号载明“以启导国民联络东亚为宗旨”，即负有传递有关信息与启迪教导国民的双重任务。杂志设10余个专栏，如社说(包括其他报刊专论)、谕旨、内务、军事、外交、教育、财政等。从1904年创刊到1948年停刊，中间除“一二·八”(1932年)和“八·一三”(1937年)因战争关系两度短期休刊外，其出版前后长达44年之久，1910年的销量达到15000份，成为当时国内发行量最大的杂志，这是中国现代出版史上少有的现象。[5]
《东方杂志》于1904年3月11日创刊，正好是日俄战争开战一个月之后。《东方杂志》除对日俄战争进行跟踪报道和局势分析，其代表性还表现在它转载了相当多的国内其他报刊的重要时评，可以说从总体上反映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倾向。杂志对战争的报道可谓连篇累牍，共涵盖四类：图片、纪要、报道与分析。每期都有大量照片，包括重要人物、战役、军舰、建筑、风景、民俗等。明治天皇和沙皇尼古拉二世的照片都出现在创刊号上。许多重要人物的照片被刊
登，包括日俄双方的政治领袖、军事将领、外交官员等，尤以日本军官为多。从创刊号到1905年9月28日的第2卷第8期，杂志共刊登39张日方人员的照片，其中包括日本陆军大臣寺内、外务大臣小村和海军大臣山本，著名日军将领大山岩、东乡平八郎等，还有日本舰长中尾雄、山田彦八、加藤友三郎，参与旅顺海战的司令官梨羽时起、细谷资民、东乡正路。14张俄方照片中有陆军大臣库鲁帕特金、外务大臣拉斯道夫和海军大臣克利索洛夫，太平洋舰队司令马卡罗夫以及其他重要将领。杂志还刊登了不少战场、战舰、军队等与战争相关的图片，记录了许多重要战役，如金州战役、日本海战役等。在海战中，日本鱼雷对摧毁俄国战舰发挥了重大作用，一张图片就描绘了日本士兵发射鱼雷的情景。图片也同样记录了俄国军舰受创逃逸、俄国军队从九连撤至凤凰城、日军袭击抚顺等场景。
《东方杂志》每期有“军事”专栏，其中设有“日俄军事纪要”栏目。以创刊号为例，该专栏有12条新闻，如日俄宣战情由、韩境战事汇志、旅顺战事汇记、俄国防御汇记、日本防务汇记、中国中立汇记、各国中立汇记等。栏目报道了战争中最重要的一些方面，如在第1卷第7期，该栏目报道了10则新闻，其中5则事关具体战役，如盖平战、细河治战、大石桥战、析木城战、旅顺战。[6]该栏目从创刊号到第2卷第10期(1905年月11月21日)，全面记录了日俄战争的整个过程。
《东方杂志》刊载各种关于日俄战争特定问题的专门报道，如战役、任命、双方将领、军队部署、防卫事务、后勤情况等。例如，当载有太平洋舰队司令马卡罗夫及600名士兵的军舰被水雷炸沉后，《东方杂志》刊载了一篇对这一事件影响的分析文章。[7]此外，杂志还专门在“社说”专栏里刊载对相关问题的专论，分析相关国家的外交政策，研究日俄双方的财政状况，对战争结果进行预测，对种族优越论进行批判并揭示“亚洲黄种人”兴起的原因，更多的是对日本立宪制和军事制度的分析以及对中国君主制度的批判。
这些专栏文章、追踪报道、事件分析和图片刊登只能说明一点：中国的报刊杂志密切关注着这场发生在中国本土的战争。
民族主义的情感：耻辱与谴责
近代中国一度被看作是“诸民族国家中驯顺和不抵抗主义的象征”，中国人被描述为任由列强争夺领土的“迟钝的民族”。[8]日俄战争是一个典型例证：战争在没有中国军队参加的情况下在中国的领土上进行，战争的目的是为了占领中国领土，而中国只能严守中立。这个事件本身成了中国人不可遗忘的耻辱。
日俄战争直接涉及日、俄、中、朝，间接牵涉到诸列强，它不仅是东亚近代史的重大事件，也是世界近代史的一件大事，同时从多方面伤害了中国人的感情。首先，战前，日俄之间的冲突已在中国领土上展开。[9]马关条约签订后，日本占领了辽东半岛。俄国牵头的三国干涉还辽使日本不得不吐出已到口的肥肉。为报复俄国，日本处心积虑，开始备战。[10]俄国利用八国联军进攻天津和北京时，调动15万军队分兵五路，制造了“血洗海兰泡”和“强占江东六十四屯”事件，占领东三省。在英日联盟的压力下，俄国与中国于1902年签约，答应在18个月内分三阶段撤军。[11]然而，俄国丝毫没有撤军的诚意，并于1902年至1903年夏一直策划新东方政策，并于1903年5月7日在俄部长特别会议上通过“新方针”。[12]
其次，自始至终，日俄根本未将中国看成主权国家。战前，在未与中方商议的情况下，俄国和日本决定在中国领土上用战争解决分歧。[13]战争期间，日俄双方毫不顾及中国主权，在中国领土上为所欲为。俄军军官不仅私招华兵，还因地方官保持中立“严禁人民供应俄人车辆”事要求清政府“电饬该地方官迅速将此等办法改易”，否则“设严法以抵制之”。[14]日本人更是无法无天，在中国
领土私设民务公所或设关收税，甚至拘押拷打中国地方官员。[15]双方都希望中国既能支持自己，又能对敌方保持中立。[16]
再次，日俄战争的特殊之处是交战国在中国为非作歹，中国却不得不保持中立。虽然中国持中立立场，但无辜的中国人民在战场上饱受外国士兵的蹂躏。日俄双方的军队在中国境内枪毙民命，奸淫搜掠，摧残百姓，强抢枪支，采伐林木，平毁地亩，蹂躏田苗，骚扰地方，强占房舍，拆毁房屋，勒要车辆，可谓无恶不作。[17]对于这种耻辱，中国有识之士看在眼里，痛在心里。秋瑾于1905年返日途中写下对这场战争的感受：“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亁坤力挽回”，表现出悲恸的民族气节。[18]柳亚子曾写诗谴责日俄战争，表现了强烈的爱国情操。[19]正是在日俄战争的旧战场上，周恩来接受了爱国主义的第一课。[20]
中国何以如此虚弱?到底病在何处?“盖专制之朝，如自觉其财政空虚，兵力衰弱，外交挫折，则每思弃遗一切以求保一己之名位。而其大臣，料决无爱国之心，小民则本不知国事为何物(若在立宪国则国民必思自救之法)，故中国无日不有可分之势，而各国各忧己之兵力不足，致分中国之时之落人后也。”[21]这是一个国家的耻辱。但谁应该受到谴责呢?是清朝皇帝还是落后的人民?是专制政体还是历史传统?是中国文化还是外国列强?中国人应该怎样才能找回自尊?这是当时中国知识分子面临的困惑。他们有的将矛头直指专制君主政体，有的批判中国的国民性，有的责备腐败的官员，有的归咎于军队建设的不足。[22]有一种观点值得注意：中国的外交失败是因为民族主义发展不充分。从19世纪中叶开始，中国外交着着失败。为什么中国会遭受奇耻大辱呢?“愤时之士，尝举向者之着着让步，着着失利，以责我政府之昏瞆羸弱，而不知向者之所以让步，所以失利，虽政府诸公或亦不无可责之地，而究之前此中国民族主义未见发达，以我孤撑露立之政府，而与彼弸中彪外之澎涨力相对待，实有无可如何者焉?”作者认为，
早期编辑(徐珂、孟森、杜亚泉等)从日本胜利中看到立宪制的好处，从而反对革命，鼓吹立宪。第1—7卷的327篇评论中，直接鼓吹立宪的有36篇之多。[54]曾有人认为俄国的强大得益于专制体制。如果没有日俄战争，专制体制的弱点不会暴露，中国可能坚持其与俄国结盟的政策。在对两种制度的比较中，人们发现中西之不同：“西国之政体以地方为百姓之公共产业，以百姓为一国之主人，而以君主及大小官吏为百姓之代表。是故于一国有利之事，百姓欲兴之，政府不能不兴也；于一国有害之事，百姓欲除之，政府不能不除也。若是者，其政体以民为主人，而政府为百姓之公仆。至于中国则反是，乃以皇帝为一国之主人，以地方为皇帝之产业，大小官吏为皇帝所役使之人，而百姓特为产业上之所有物，等于奴隶犬马。如是，则一国之事，惟皇帝得主持之，惟官吏得与闻之，若百姓则惟有束手受治而已，何暇与闻国事?”[55]俄国虽为西方大国，却行东方专制；日本虽为东方国家，却行西方立宪。走日本人的路，这就是希望。日俄战争对中国立宪改制的影响可从一篇文章中看出：“抑政府前之所以苟安旦夕，而今之所以毅然行之者，要其效皆由日俄战争而来。一见乎俄国地跨三洲，而日本竟以蕞尔三岛，歼其旅而夺其魄，变政与不变政之效，彰然昭著。??故毅然有此盛举。”[56]
中国人开始思考政体与人民之关系。“夫民无国家思想，非民之罪，政体实为之。??国家欲得民之死力，非授以政权不可。”[57]在关于政治制度的争论中，“民权”往往被强调。这种观点明显受欧洲启蒙思想家的影响。“有民而后有国，有国而后有君。”[58]慈禧太后迫于全国压力，下诏派遣以满族大臣载泽、端方为首的特别使团于1905年出国考察西方政体。使团回国后提交的报告结论之一即行立宪，“窃惟宪法者，所以安宇内，御外侮，固邦基，而保人民者也。”[59]端方在奏折中指出，“中国非急采立宪制度，不足以图强。”他认为，中日
相似，日本可谓前车之鉴，学习日本是“事半功倍，效验昭然”。[60]1906年9月1日，清政府颁布诏书，宣布“预备仿行宪政”，所拟行官制，多为仿日。[61]
中国人历来重视教育，他们日益意识到中国真正需要的是日本的现代教育理念与制度。甲午海战失败后，清政府在各方面加快教育改革，于1902年颁布管学大臣张百熙拟定的《钦定学堂章程》(因故未实行)，1904年又颁布张百熙、张之洞、荣庆拟定的《奏定学堂章程》，强调办新学，将有前途的青年学生送出国门，并鼓励地方政府办学。日俄战争进一步刺激中国人学习日本的教育体制。分析日本胜利的原因，人们都认为教育所起的作用巨大。“日之所以能握此等霸权者，其道何以?以其财政之优欤?以其兵力之厚欤?是皆不然。日本独有教育达于优点，故能父诏其子，兄勉其弟，妇劝其夫，以亲上死长为美名，以爱国保种为义务。”[62]日本学者也认识到日俄战争推动了中国人留学日本之风。日本前高等商业学校校长寺田勇吉在“清国留日学生问题”一文中描述留日学生“盛况空前”，“达成此种成效，不可不谓泰半生于甲午及日俄二役之效果也。甲午结果，不必细论，即今次日俄战争，结果非清人始料所及，俟捷报频传，清人纷纷负笈来学，又招我有为之士为教习，为彼地所用。”[63]
中国从三种途径学习日本的教育制度。第一，派遣官员去日本培训。在1905年派到日本的300余名官绅，全部在法政大学学习。[64]第二，清政府从日本引进许多教师。早期引进的都是军方人士，是为恢复陆军和海军。日本的教授在公办或私立机构协助教育改革。即使在中国人一直引以为荣的传统农业，他们也开始接受日本人的经验；在林业方面，他们也将日本人作为自己的老师。许多日本手工业方面的能工巧匠也受雇在中国。[65]第三，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被送到日本进修，有的由政府或地方政府派遣，有的是自费。[66]实藤惠秀指出，“1904年，也就是日俄战争那一年，见证了中国留日学生的一次大增长。”在1905年和1906年，分别都有多于8000的中国学生在日本。[67]尽管很难得出准确数字，
1904年到1908年的中国留学生大幅增加，从1904年的1300人，到1905年的2400人，再到1906年9月的15000人。[68]“科举制”的废除与此密切相关，日俄战争更助长了这股留日潮，使留日成为踏入官场的捷径。[69]留日学生在晚清改革和推翻清朝的过程中起了很大作用。留日学生积极参与立宪运动，成为运动的倡导者、组织者、参加者。[70]同盟会于1905年在日本建立，在云南军队支持辛亥革命的40名重要军事将领中，有31名曾是中国留日学生。[71]
军事的“日本化”包括物质和精神两方面。强军是强国的先决条件。中国应从日本学习军事训练、后勤保障、军民关系，军事政策等，应重建现代海军。甲午海战摧毁了中国海军，从此，列强强迫中国放弃路权、矿权和主要港口。日俄战争再一次说明了海军的重要性。“十九世纪以来，欧人之民族主义一变而为民族帝国主义，至今日而磅礴郁积，若怒涛骇浪，漫天卷地而来，势将迫压第二流以下之国家，足使失其独立。故保卫国权之恐怖与侵略兼并之野心，二者并而搏激于各国国民之脑中，莫不以扩张军备为唯一之国是。”海权的争夺从大西洋发展到太平洋。甲午战争以前，西方对中国的侵略政策以欺谩为主，实因中国尚有海军。甲午以后，中国海军尽毁，外国采取强硬手段，为所欲为。怎样维护国家利益?海军可以保海洋，护海外，还可保护华商与对外交易。中国需要建立海军重塑信心。“今日不兴海军，必不能立足于海权竞争之世界。”“海军者，国权之所系，国防之所倚。”日本可在短短十年内建立强大的海军并摧垮俄军，“以我国国力之雄伟，人才之聪秀，进步之速，当倍日本。诚能作育人才，安见十年以后我海军不雄视东洋也?”作者提出通过以创办费、短长期公债、长年费、地丁、漕粮、盐课等办法筹款，以兴海军。[72]
“尚武主义”是日本得胜的重要原因，同样值得中国学习。“日本民人途遇军士，必加礼敬，捷书一至，群起庆祝，争为颂词，以表其兵雄武，以是知区区岛国，能突飞于环球之上，而得第一等之位置者，非无故也。”[73]日本为何自
明治维新以来国势蒸蒸日上，究其原因，“其教育以尚武为宗旨，其民族以敢死为荣誉。一出而歼我军，再战而败强俄。其所以致此者，亦民质尚武故也。”[74]俄国拒绝从中国东北撤退，为表示抗议，中国留日学生成立了许多组织，例如军国民教育会的宗旨为“养成尚武精神，实行民族主义”，青年会则“以民族主义为宗旨，以破坏主义为目的”。[75]勇敢被看作是民族崛起的重要条件。“国之兴废强弱系乎民，民之所以形此兴废强弱者，全视乎气之勇敢与颓散。勇于求学术，则社会之知识广，勇于言事功，则富强之功效著。勇于急公义，则文明之事业出，勇于扶同类，则国家之基础固。勇于明公道，祛非理，则人求得良善之域而处之。??勇者，亁道也，德之至要而不可缺者也。”“日以俄仇历众志，至今日而大愿卒偿。”需有羞辱感才能培养勇敢精神。[76]
民质是否尚武是国家兴亡的关键。“民质者，国家之要素，社会之基础，兴亡之根原，强弱之种子，而国家所赖以成立也。民质能尚武，则其国强，强则存。民质不尚武，则其国弱，弱则亡。”英法德美强盛的原因为民质尚武，印度波兰亡国的原因在于不尚武。“中国不求自强则已矣，欲求自强，不可以不尚武。欲求尚武，不可以不振起国民尚武之精神。”怎样才能培养人民尚武之精神呢?只有注重军人名誉，提高军人位置，提倡军国民之教育，培育武士道精神，以战死为乐，以敢死为德，以服兵役为责任、义务和天职。惟如此，“民质皆具尚武之精神，更于形式上增长之，光大之，可以保种保国，可以复仇，可以雪耻。”[77]
民族主义的反思：困惑心理与复杂感情
尽管日俄战争后向日本学习成为一种趋势，但在中国存在着一种民族主义的困惑，这表现为对日本的复杂感情。第一种感情是轻视。作为一个小国，日本过去常常被中国看不起。尽管有甲午之败，中国人仍不肯放弃大国意识。在日俄战争期间的诸多文章中，用来形容日本的仍有“蕞尔三岛”[78]、“东方小国”[79]、
“区区岛国”[80]等隐含歧视意味的词，即使在赞扬日本时也如此。在过去几百年里，日本长期模仿中国文化、学习中国文明，得益匪浅。东乡平八郎在日俄战争任联合舰队指挥官，曾在海战中屡建奇功。在一篇文章里，作者竟然以东乡平八郎喜欢王阳明的哲学而沾沾自喜。[81]这既可反映出老大帝国的自傲心态，也是“中央之国和周边蛮族”关系或是大国沙文主义的自然流露。
第二种感情是恐惧。早在甲午战争前即有人意识到日本的威胁。李鸿章早在1885年针对日本在汉城驻兵一事指出，“日本驻扎汉城，名为护卫使馆，实则鼾睡卧榻，蟠踞把持，用心殊为叵测。”[82]不幸的是，1894年的战争将这一预言变成了现实。为了抵抗日本，中国曾认为可与俄国结盟。两江总督刘坤一曾在甲午战争后递交了一份联俄拒日的秘密奏折。他认为“各国之患犹缓，惟日本之患为急”，“日本之患，沿海犹缓，东三省为急??有识者莫不以为深忧。”然而，日本之强大非俄所愿。据此，他提出“联俄拒倭以维全局”。[83]日俄战争后，这种深忧变成了恐惧。
日本击败俄国后在东亚建立霸权，丝毫不容许中国享有正常地位。[84]“今日人战胜，日人之强也。同洲感情，不能不动。然而，日人荣，中国辱；日人贺，中国惨；日人喜，中国惧。日人无战不利，其荣也可知，而中国则屡次失败，疲敝不能自振。与日本相比，则辱甚。中国与强国为邻，势成偏重，一或不慎，事不可量。以国家大计论，中国其能不惧也乎?”惧则思变思强。“故弱国与强国为邻，能强则强邻不能为国之害，转为国之利。??日本与我为邻，日本既强矣，我不能不自强以并驾，我更不能不自强以图存。”[85]恐惧产生了希望。中国必须有所为，“我一旦反其所为，则彼之视我而动者，亦必变易其方针以相待。然则，东方之安危固于我是系，世界之利害亦于我是占。我之责任不可谓不重矣，人惟自以为无足重轻，故委心任运不复求所以树立之道。及既知其尚有可为，未有不幡然而起者。吾愿持是以祝我中国也。”[86]
与害怕同时并存的一种感情是憎恨。日俄战争结束，随之而来的是中国的屈辱和日本的傲慢，这导致了国人对日本的憎恨。日本国土虽小，但它击败过中国，并从中国得到了巨额战争赔偿。[87]占领中国领土后，它不断加强对中国的渗透。尽管在日俄战争初期国人的普遍感情是支持日本反对俄国，但这种感情随着战争结束而改变。俄国必须承认日本在朝鲜的地位，将旅顺和辽东半岛的权益转让给日本，将满洲铁路转交日本。对俄国的胜利让日本人更加傲慢和专横。“他们并非以解放者而是作为战胜者前来，以轻蔑的态度将中国人视为被征服者。随着和平一起到来的还有日本民族中最低等和最不受欢迎的一群人。中国人继续像以前那样受苦??”[88]日本成了新殖民者和潜在的敌人。这就是为什么一些中国人在潜意识中仍希望与俄国结盟以应对日本威胁。[89]
第四种感情是羡慕。日俄战争决定了两个重要问题：种族优越论破产和立宪优于专制。中国感谢日本人打破了种族优越论的神话，也同样意识到日本立宪制度更优越。日本胜利将中国人的震惊变成羡慕，随之变成向日本学习的意愿。国人几乎在其他各方面羡慕日本，日本的军事力量和军事精神、民气和献身精神、企业制度和教育制度、宗教和文化等等。“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对亚洲、非洲，特别是中国的民族独立运动影响很大。日本以一个小小的新兴岛国，能把沙皇俄国打败了，这一个事实使俄国国内的无产阶级革命有了高涨，另一方面，给东方民族认识了‘东方人能打败西方人’。”[90]
综上所述，中国在日俄战争时已到了危急时刻。瓜分的危机使民族主义为革命者所崇尚。中国的民族主义曾以仇外排外的形式(如义和团的一些举措)表现出来。此时的中国人意识到应“结团体，合群力，谋公益，以实行此民族主义为文明之竞争，为文明之排外，而不烧教堂，不杀教士，不学义和团为野蛮之暴动，为野蛮之排外，则政府方且利用之以为后盾。”“此民族主义，非有所强迫而后
能成，则亦非一经摧折而即可使销灭。盖此主义之原质，其胚胎也以公义，其滋长也以热血，而又鼓之以方新之气，持之以万众之力。”[91]
民族主义是一种与现代民族和国家伴生的现象。由于现象本身的复杂性和各种学科研究角度的不同，它的定义多种多样。许多学者将学术精力投入到对民族主义的研究之中，如历史学家汉斯·科恩、塞顿—沃森、卡尔顿·海斯和约翰·布鲁伊里，政治学家凯杜里和多伊奇，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人类学家本尼迪克·安德森，以及研究范围早已超出自己所属专业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盖尔纳、安东尼·史密斯、霍布斯鲍姆和斯奈德。为了分析的方便，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看待民族主义：心理层次(感情或情绪)、意识形态(思想或学说)和实践运动(革命或斗争)。可以说，日俄战争直接从这三个方面对中国的民族主义产生了影响。[92]
孙中山先生曾在1905年指出：“鄙人往年提倡民族主义，应而和之者特会党耳，至于中流社会以上之人，实为寥寥。乃曾几何时，思想进步，民族主义大有一日千里之势，充布于各种社会之中，殆无不认革命为必要者。虽以鄙人之愚，以其曾从事于民族主义，为诸君所欢迎，此诚足为我国贺也。”[93]很明显，他发现了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革命者已普遍接受民族主义。这种变化与日俄战争所起的催生作用是分不开的。
[这是作者提交给“第○次世界大战:对1904—1905年战争的重新评价”(日本庆应大学,2005年5月23—27日)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论文“Miscellany and Mixed: The Impact of the Russo-Japanese War on Chinese Nationalism”的修改稿。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汪朝光先生和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初晓波老师为本人查核相关资料,美国克莱蒙森大学的斯蒂文·马克斯(Steven Marks)教授
提出过修改意见,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研究生王锦将原稿译成中文,本人在此向他们深表谢意。]
注释：
[1]Y. C.Wang,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the West, 1872—1949,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1966, p.299.
[2]俄国拒绝按约撤退在中国人中引发了大规模的拒俄运动，这可以解释日俄战争开始时何以大多数中国人同情日本。吴玉章曾回忆他在日本参加拒俄运动的情况，“在国外则以留日学生的拒俄运动，最为轰轰烈烈??这个运动，一直延续了很久。直到1904年2月日俄战争开始后，人们由于对沙俄的痛恨，还把同情寄予日本方面，听见日本打了胜仗，大家都很高兴。现在看来，这是多么幼稚可笑!两边都是帝国主义，都是侵略中国的敌人，为什么还有厚薄之分?”吴玉章:《辛亥革命》，人民出版社1969年版，第55—56页。
[3]近年来出版了多部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专著。参见唐文权:《觉醒与迷雾: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陶绪:《晚清民族主义思潮》，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罗福惠主编:《中国民族主义思想论稿》，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王立新:《美国对华政策与中国民族主义运动(1904—192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罗志田:《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这些著作很少涉及日俄战争对中国民族主义的影响。美国学者史景迁从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邹容《革命军》的发表和1905年抵制美货三方面解析了中国的民族主义，却忽略了日俄战争的影响。参见Jona-than D. Spence，TheSearch of Modern China， New York: W.W.Norton & Company， 1999， pp.229—236.个别论文虽然论及日俄战争对中国政治的影响，但未触及这一问题。参见郑华、王芳:《试论日俄战争对清末政治的影响》，
《北方论丛》1998年第6期，第79—83页。关于帝国主义与中国民族主义之关联的个案研究，可参见John E. Schrecker，Imperialism and Chinese Nationalism: Germany in Shantung，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
[4]陈建民:《智民之梦:张元济》，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3页。 [5]《商务印书馆一百年，1897—1997》，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本文引用的《东方杂志》文章为文言文，无标点，所引文章均为本文作者断句，特此说明。
[6]《东方杂志》，第1卷第7期(1904年9月4日)，第292—296页。
[7]《论马哥罗夫死后俄日战局之变动》，《东方杂志》，军事，第1卷第3期(1904年5月10日)，第35—38页。
[8]Upton Close，The Revolt of Asia: The End of the White Man s World Dominance， G. P. Putnams Sons， 1927， p.63.
[9]John Albert White，TheDiplomacy of the Russo-Japanese War，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4，pp.11—49， 76—94.关于两国战前的冲突，参见关勋夏、万安中:《试论日俄战争前俄日对中国的争霸》，《史学月刊》1994年第3期，第99—104页。
[10]日本在精神与物质方面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关于近期研究，参见日本学者提交给“第 次世界大战:对1904—1905年战争的重新评价”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两篇论文:Yorimitsu Hashimoto，“White Hope or Yellow Peril? Japan s Bushido Propaganda and its Impact on the British Empire”； Keishi Ono，“Japan s Financial Mobilization for Military Build-up before the Russo-Japanese War”。
[11]《交收东三省条约四条》(1902年4月8日订立，自签订之日起发生效力。1903年6月29日在森[圣]彼得堡互换)，黄月波、于能模、鲍厘人编:《中外条约汇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354—355页。
[12]John Albert White，The Diplomacy of the Russo-Japanese War， pp.50—75.关于“特别会议”记录，参见〔苏俄〕国家中央档案馆编:《日俄战争》，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20—44页。
[13]Ernest Batson Price，The Russo-Japanese Treaties of 1907—1916 Concerning Manchuria and Mongolia， The Johns Hopkins Press， 1933， p.17.
[14]辽宁省档案馆编:《日俄战争档案史料》，辽宁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档案第86、91号，第141、144页。
[15]辽宁省档案馆编:《日俄战争档案史料》，档案第106、112、117号，第175—182、194—196、199—202页。
[16]《论中国时局》，《东方杂志》，社说，第1卷第3期(1904年5月10日)，第7—10页。
[17]参见辽宁省档案馆编:《日俄战争档案史料》，“中国损失”，档案第150—272号，第289—470页。
[18]“万里乘风去复来，只身东海挟春雷。忍看图画移颜色?肯使江山付刧灰!浊酒不销忧国泪，救国应仗出群才。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亁坤力挽回。”秋瑾著，郭长海、郭君兮辑注:《秋瑾全集笺注》，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版，第171—172页。原稿标题为“日人银澜使者索题，并见日俄战地，早见地图，有感”。
[19]柳亚子:《题张苍水集》:“北望中原涕泪多，胡尘惨淡汉山河。盲风晦雨凄其夜，起读先生正气歌。”柳无非、柳无垢著:《柳亚子诗词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4—5页。对这首诗的解释，参见钟贤培等选注:《中国近代文学作品选》，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08—110页。
[20]Chae-Jin-Lee，Zhou Enlai: The Early Years，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26—27.
[21]《论黄祸》，《东方杂志》，社说，第1卷第2期(1904年4月10日)，第15页。
[22]申苏:《论中国民气衰弱之由》，《东方杂志》，社说，第2卷第8期(1905年9月23日)，第154—156页。
[23]《论中国民气之可用》，《东方杂志》，社说，第2卷第9期(1905年10月23日)，第183页。
[24]崇有:《论中国民气之可用》，《东方杂志》，社说，第1卷第1期(1904年3月11日)，第5页。
[25]闲闲生:《论中国责任之重》，《东方杂志》，社说，第1卷第1期(1904年3月11日)，第4—5页。
[26]有时则用于标题，如《祝黄种之将兴》，《东方杂志》，社说，第1卷第1期(1904年3月11日)；《历史上黄白二种之竞争》，《东方杂志》，社说，第3卷第13期(1907年2月7日)。
[27]《论黄祸》，《东方杂志》，社说，第1卷第2期(1904年4月10日)；谷音:《辨黄祸之说》，《东方杂志》，社说，第2卷第2期(1905年3月30日)。
[28]《论黄祸》，第14—16页。
[29]别士:《论中日合分之关系》，《东方杂志》，社说，第1卷第1期(1904年3月11日)，第1—3页。
[30]闲闲生:《论中国责任之重》，第4页。
[31]崇有:《论中国民气之可用》，第5页。
[32]《论中国前途有可望之机》，《东方杂志》，社说，第1卷第3期(1904年5月10日)，第13—15页。
[33]据考察，“支那”一词原来并不带有贬义，但辛亥革命后，日本坚持将容易引起误解的“支那”作为中国的国号，这便彻底地改变了“支那”一词的原有性质，“支那”由此演变为日本蔑视中国的一个典型象征。参见周程:《“支那”一词在日本的使用情况考察》，《日本学》第10辑(2000年6月)，第65—90页。还可参见实藤惠秀:《中国人早期留学日本史》，谭汝谦、林启彦译，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184—203页。
[34]关于对种族主义的批判，参见:P. Bowler，The Invention of Progress， Basil Blackwell， 1989； M.Bernal，Black Athena: The Afroasiatic Roots of Classic Civilization， Vol.1.， The Fabrication of the Ancient Greece， Free Association， 1987； J.M.Blaut，The Colonizer s Model of the World: Geographical Diffusionism and Eurocentric History， Guilford Press， 1993。
[35]Lembede，“Some Basic Principles of African Nationalism”， in T. G. Karis and G. M. Carter，From Protest to Challeng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pp.314—318.
[36]Leopald Sedar Senghor，Negritude et humanisme， Paris， 1964. [37]Kwame Nkrumah，Africa Must Unite， London， 1963； Kwame Nkrumah，Revolutionary Path，London， 1973.
[38]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印度的发现》，齐文译，世界知识社1956年版，第52、460—464页。
[39]例如崇有:《论中国民气之可用》；谷音:《养民气论》，《东方杂志》，社说，第2卷第3期(1905年4月29日)；《论民气与国家之关系》，《东方杂志》，社说，第2卷第6期(1905年7月27日)；申苏:《论中国民气衰弱之由》，《东方杂志》，社说，第2卷第8期(1905年9月23日)；《论民气之关系于外交》，《东方杂志》，外交，第3卷第1期(1906年2月18日)等。 [40]谷音:《养民气论》，第58页。
[41]梁启超:《论民气》，《东方杂志》，社说，第3卷第4期(1906年5月18日)，第75页。
[42]《论民气与国家之关系》，第121—123页。 [43]谷音:《养民气论》，第56—59页。
[44]梁启超:《论民气》，第75—83页。
[45]参见王立新:《美国对华政策与中国民族主义运动(1904—1928)》；Wong Sin Kiong，The Anti-A-merican Protest in Chinese Communities Overseas: History and Documents， Singapore， 2001； Wong SinKiong，China s Anti-American Boycott Movement in 1905 : A Case in Urban Protest， Peter Lang， 2002。
[46]1904年美国对参加国际博览会的中国代表的羞辱及排华运动激发了中国民族主义。日俄战争、英国觊觎西藏和美国歧视华人是中国面对的三大挑战。参见楚青:《论政府不可自弃》，《东方杂志》，社说，第1卷第3期(1904年5月10日)，第41—44页；《论民气之关系于外交》，第1—4页。 [47]《论民气与国家之关系》，第123、122页。
[48]指上海的宁波人组织四明公所1874年与1898年两次反抗法国殖民者的斗争。参见李瑊:《乡土情结—近代社会的文化资源——以宁波旅沪同乡组织为例》，《二十一世纪》(扩增版)第1期，2002年4月30日。
[49]《东方杂志》有多篇报道与评论。参见《借民债以兴路矿》，《东方杂志》，时评，第1卷第5期(1904年7月8日)；《论粤汉铁路》，《东方杂志》，交通，第1卷第5期(1904年7月8日)；《粤汉铁路已成为外交案》，《东方杂志》，时评，第1卷第7期(1904年9月4日)；《论粤汉路权之转移》，《东方杂志》，交通，第1卷第10期(1904年12月1日)。 [50]《论中国民气之可用》，第183—184页。
[51]立宪救国为“立宪派民族主义的内涵”，这是十分中肯的分析。参见罗福惠主编:《中国民族主义思想论稿》，第294—299页。
[52]W.A.P. Martin，The Awakening of China， New York，1910， p.194.[53]《论日胜为宪政之兆》，《东方杂志》，社说，第2卷第6期(1905年7月27日)，第115—117页。
[54]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97页。 [55]《论中国必革政始能维新》，《东方杂志》，社说，第1卷第1期(1904年3月11日)，第10—13页。
[56]《论今日新政之缺点》，《东方杂志》，社说，第2卷第11期(1905年12月21日)，第225页。
[57]崇有:《论中国民气之可用》，第4—5页。
[58]宗素:《重民权论》，《东方杂志》，社说，第2卷第5期(1905年6月27日)，第94—95页。
[59]载泽等:《出使各国大臣奏请宣布立宪折》，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4页。关于使团活动的详细记载，参见戴鸿慈:《出使九国日记》，岳麓书社1986年版。
[60]端方:《请改定官制为立宪预备折》，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四)，第33页。
[61]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第1卷，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38—444页。
[62]《日本筦握亚东全部之霸权》，《东方杂志》，社说，第2卷第9期(1905年10月23日)，第179—181页。
[63]《中央公论》， 1905年1月号。引自实藤惠秀:《中国人早期留学日本史》，第35页。
[64]金林祥主编:《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6卷，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80页。
[65]W.A.P. Martin，The Awakening of China， p.194.
[66]对这股“留日潮”已有多项研究。参见舒新城:《近代中国留学史》，中华书局1927年版，第46—71页；实藤惠秀:《中国人早期留学日本史》，第33—43页。此外，王晓秋《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1992年)、李喜所《近代留学生与中国文化》(1992年)也对此进行过深入探讨。
[67]实藤惠秀:《中国人早期留学日本史》，第34、35—43页。
[68]Y. C. Wang，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the West， 1872—1949， p.64.李泽厚的估计数字为1902年500人左右，1904年1500人左右，1905年，8000人左右，1906年13000人左右。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93页，注2。实藤惠秀不同意1906年留学人数多于1905年的说法。
[69]留日学生多为修习速成。为此，清廷学部1906年明令各省停止派速成学生赴日。实藤惠秀:《中国人早期留学日本史》，第63页；Y. C. Wang，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the West， 1872—1949， p.64.[70]张学继:《论留日学生在清末立宪运动中的作用》，陈宇翔:《清末部分留日学生倾向君主立宪原因析》，刘泱泱主编:《辛亥革命新论》，湖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162—186、187—197页。尚小明的论文较全面地论述了这一问题。参见尚小明:《留日学生与清末改革》，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硕士论文，1994年。
[71]汪向荣:《中国近代化与日本》，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0页。
[72]《重兴海军议》，《东方杂志》，军事，第2卷第10期(1905年11月21日)，第323—340页。
[73]《论军世界之人格》，《东方杂志》，军事，第2卷第9期(1905年10月23日)，第298—299页。
[74]《论尚武主义》，《东方杂志》，社说，第2卷第5期(1905年6月27日)，第99页。
[75]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10、181页。 [76]《论勇敢》，《东方杂志》，社说，第2卷第8期(1905年9月23日)，第160页。
[77]《论尚武主义》，第98—99页。
[78]《论今日新政之缺点》，《东方杂志》，社说，第2卷第11期(1905年12月21日)，第225页。
[79]时造:《论殖民政策》，《东方杂志》，社说，第2卷第9期(1905年10月23日)，第175页。
[80]《论军世界之人格》，第299页。
[81]薶照:《论中国有救弊起衰之学派》，《东方杂志》，社说，第1卷第4期(1904年6月8日)，第61—63页。
[82]《日本议立专条折》，《李鸿章全集》第三册，奏稿(1880—1887)，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第1586页。
[83]“各国之患犹缓，惟日本之患为急。盖其国与我偪近，若得台湾、辽东，则来路益便，直从枕席过师，随在被其侵轶也。日本之患，沿海犹缓，东三省为急，盖知为我龙兴重地，三陵所在，势在必争，动辄觊觎，以图要挟也。此系切肤之痛，有识者莫不以为深忧。第倭之强，非俄所愿，倭之扰我东三省，尤为俄所忌。”《密陈联俄拒倭大计折》，《刘坤一遗集》第二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875—876页。
[84]翰富:《论日胜俄后列强于亚东之现象》，《东方杂志》，社说，第2卷第9期(1905年10月23日)，第169—172页；《日本筦握亚东全部之霸权》，第179—181页。
[85]《论自强图存》，《东方杂志》，社说，第2卷第6期(1905年7月27日)，第126—127页。
[86]闲闲生:《论中国责任之重》，第7页。
[87]据最新研究，日本在日俄战争中军备经费主要来源之一是甲午战争的中国赔款，在1896—1903年间，约1.9亿日元的中国赔款被用于军力扩张上。参见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部学者提交的论文:Keishi Ono，“Japan s Financial Mobilization for Military Build-up before the Russo-Japanese War”， p.8。
[88]Chae-Jin-Lee，Zhou Enlai: The Early Years， p.27.[89]《论中国所受俄国之影响》，《东方杂志》，社说，第1卷第2期(1904年4月10日)，第36—38页。
[90]胡愈之:《回忆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15页。关于战争对埃及和印度的影响，参见:Steven Marks，“Bravo， Brave Tiger of the East! The War and the Rise of Nationalism in British Egypt and India”， John W. Steinberg， Bruce W. Menning， David Schimmelpenninck Van Der Oye， David Wolff and Shinji Yokote， ed.，The Russo-Japanese War in Global Perspective， World War Zero， Brill， 2005， pp.609—627。
[91]《论中国民气之可用》，第185页。
[92]由于篇幅所限，本文未涉及日俄战争对中国民族主义实践运动方面(如农民反抗与游击战争)的影响。
[93]孙中山:《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大会的演说(附:同题异文)》(1905年8月13日)，《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82页。
《国际政治研究》2006年第1期 发布时间：2011-3-7 14:1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