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舒婷诗歌中的女性意识
【摘 要】 作为朦胧诗派的主将和当代诗坛的代表性人物,舒婷以独特的女性视角和细腻的笔触,敏感而鲜明地记录了处于文化转型期的中国大陆女性最内在的精神流向,对爱情的表现温馨而柔婉,对友情的吟咏真挚而睿智,对祖国和民族命运的思考深沉而浓郁,传达了女性的觉醒意识以及女性对平等独立价值观的认知,丰富和完善了新时期女性的社会角色,从而成为中国当代文坛独具特色的\这一个\舒婷诗歌中的自我形象不仅标志着“人”的复归和“女性”的觉醒,同时承载着丰富的传统文化心理和家庭道德伦理观念。她的具有东方色彩的女性书写,是当代中国女性主义诗歌的发端。 【关键词】 舒婷 诗歌 女性意识
作为朦胧诗派的主将和当代诗坛的代表性人物,舒婷以独特的女性视角和细腻的笔触,敏感而鲜明地记录了处于文化转型期的中国大陆女性最内在的精神流向,对爱情的表现温馨而柔婉,对友情的吟咏真挚而睿智,对祖国和民族命运的思考深沉而浓郁,传达了女性的觉醒意识以及女性对平等独立价值观的认知,丰富和完善了新时期女性的社会角色,从而成为中国当代文坛独具特色的\这一个\她的被认可,或许正由于她是朦胧诗人中最早关注个人内心情感的女性诗人。如果说北岛是作为一位觉醒者(新的英雄)用“以恶抗恶”的方式来反抗那个旧有的英雄神话,体现了社会批判的理性主义精神,舒婷的意义则是以一个被当代新诗史长期有意忽略和回避的“自我”形象,来反叛那个“大我”、“非我”的世界。她说:“我通过我自己深深意识到:今天,人民迫切需要尊重、信任和温暖。我愿意尽可能地用诗来表现我对于‘人’的一种关切。”“许多年来,我们把时代和人民供在遥不可及的圣殿。事实上,在城市上空参差的鱼骨天线,在乡间小路吱吱响的小扁担,不也是这个时代的两个侧面吗?人民不也是我、你、他?”[1]
可以说,通过“我自己”来感应世界,表现“人”,是舒婷的诗最突出的特点。她使“人”脱离那些长久以来被人为地强加在身上的种种光环或桎梏,呼唤人与人的理解,不独表现祖国之爱、人民之爱和生活之爱,也表现父母之爱、朋友之爱、恋人之爱。她的作品所表现的“自我”及“爱”的主题,既承接着“五四”以来“人的文学”的传统,又具有新时代鲜明的精神特征。她以真实的“我自己”作为诗歌的表现对象,着眼于自我复杂的内心世界的刻画,既有那勇敢追求理想的“沸腾的我”、“深思的我”,也有忧伤地抒发内心苦闷的生活中“迷茫的我”。她的诗里,“小我”与“大我”并不是对立的,恰恰相反,表现个人(自我)“沉迷的痛苦”、“苏醒的欢欣”与表现时代的“不可抗拒的召唤”,在作品中达致了有机的统一。这种新的女性自我的出现,使舒婷诗歌既和以往的“情诗”绝然不同,
又与作为反叛众人一腔的“战歌”、“赞歌”而爆发的“另一种战歌”(即“朦胧诗”)有所偏离,内涵繁复、深厚,不独探寻着“人”的归来,而且预示了“女性”的苏醒。就在这一支支新的“人之歌”、“女性之歌”中,舒婷以女性之躯对于传统文化心理和家庭道德伦理的承担,在“政统”与“道统”的狭缝中挥舞一张花手帕,柔弱而又坚强,展现了女性温柔生命中最令人惊悸的“绚丽的美”。 一、“人”的复归
舒婷诗中的“人”,已不单单是新旧“战歌”中的“政治的人”或“大我”,而是一个生活中的女性,一个真实的“我自己”。她诗中的抒情主人公形象,既是“与风雪搏斗”的“一代人”的画像,又是一个温柔、忧伤,需要母亲与恋人安抚的女性。诗人一方面勇敢地“要求真理”,另一方面也“不掩饰我的软弱”:
我钉在
我的诗歌的十字架上 为了完成一篇寓言
为了服从一个理想 天空、河流与山峦 选择了我,要我承担 我所不能胜任的牺牲 于是,我把心 高高举在手中??
可是我累了,妈妈 把你的手
搁在我燃烧的额上
——《在诗歌的十字架上》
她喊出了“一代人的呼声”:“我是你的十亿分之一,/是你九百六十万平方的总和;”(《祖国呵,我亲爱的祖国》)“我绝不申诉/我个人的不幸/错过的青春,/变形的灵魂,/无数失眠之夜/留下来痛苦的回忆。/我推翻了一道道定义;/我打碎了一层层枷锁;/心中只剩下 一片触目的废墟?? 但是,我站起来了, 站在广阔的地平线上, 再没有人,没有任何手段 能把我重新推下去。”(《一代人的呼声》)但并不在火热的呼声中消抹去自我,她写
友谊和亲情、爱情,写日常生活里的别离与悲欢,在坚强、冷峻之外显出“别一种”的温婉亲切,丰富和拓展了当代新诗里的自我形象。《自画像》中,她写道:
她是他的小阴谋家。 祈求回答,她一言不发, 需要沉默时她却笑呀闹呀 叫人头晕眼花。 她破坏平衡, 她轻视概念, 她像任性的小林妖, 以怪诞的舞步绕着他。
而在《女朋友的双人房》、《天职》等诗里,她写家居日子中女性的忙碌和满足,写极其平常的家庭生活中的“我”:“孩子的眼泪是珍珠的锁链/丈夫的颜色是星云图/家是一个可以挂长途电话的号码/无论心里怎样空旷寂寞/女人的日子总是忙忙碌碌∥一间小屋/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房间/是一位英国女作家/为女人们不断修改的吁天录”(《女朋友的双人房·三》);“顺路去黄家渡市场/买两斤鸡蛋半个西瓜/恨菜贩子不肯杀价/趁其不备抓了两根葱/某一天我自觉/履行联合国秘书长的职责/为世界和平操心个不停/也没忘了/给儿子做碗葱花鸡蛋汤”(《天职》)。这样的自我形象,已绝然不同于以前的那个“大我”,虽然还不能说这个“自我”已经趋近了“人”,但至少是对于“政治的人”、“单一的人”的一种背离。对“人”的关切与对“爱”的呼唤,使舒婷的诗具有一种人道主义的色彩,那种刚强而又感伤的气质,构成了她诗歌中严酷的理性与浪漫的情感之间特有的矛盾和平衡:“要有坚实的肩膀,/能靠上疲惫的头;/需要有一双手,/来支持最沉重的时刻。/尽管明白,/生命应当完全献出去,/留多少给自己,/就有多少忧愁。”(《中秋夜》)舒婷正是这样面对自己和承担自己,在多重“自我”的相互冲突中继续着她对于“人”的追寻。 二、女性意识的觉醒
舒婷的爱情诗突破了“文革”时期文学的禁区,体现了她对完美爱情大胆而热烈的追求。对女性独立人格和命运的关注,使舒婷的诗歌洋溢着鲜明的女性意识，成为中国诗坛的一道奇特景观。她的爱情诗总体上有三个层次:一是纯然抒写甜蜜而缠绵的“爱的忧伤”(如《赠》、《四月的黄昏》、《雨别》、《无题》等);二是借“爱”和“友谊”反映社会生活和同时代人的理性思索(如《也许?》、《岛的梦》、《这也是一切》、《?。!》、《赠别》、《路遇》等);三是女性意识的觉醒(如《致橡树》、《神女峰》等)。《致橡树》是
舒婷爱情诗的代表作,诗中所抒发的对于独立人格与平等观念的呼唤,可视为现代女性的爱情宣言:
我如果爱你—— 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 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 我如果爱你—— 绝不学痴情的鸟儿, 为绿荫重复单纯的歌曲
也不只像泉源, 常年送来清凉的慰藉; 也不止像险峰, 增加你的高度, 衬托你的威仪。 甚至日光。甚至春雨。 不,这些都还不够!
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 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
诗中的“我”既不愿作附属、陪衬,也不愿作袒护与滋润男性的日光、春雨,而是要作为平等的、并肩站立的“另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不独是对传统的“夫贵妻荣”、“夫唱妇随”观念的反拨,同时也是对于那种极端主义的“女权”意识(认为女性应凌驾于男性之上并提出所谓的“性别政治”、“性别战争”、“性别反殖民”等)的警惕。鲁迅先生曾说女人的天性中有“母性”,有“女儿性”,而无“妻性”;[2](Ｐ531)并呼吁道:“我是一个可怜的中国人。爱情!我不知道你是什么。??中国的男女大抵一对或一群—一男多女——的住着,不知道有谁知道。??我们还要叫出没有爱的悲哀,叫出无所可爱的悲哀。”[2](Ｐ321～323)舒婷的诗行,当可理解为对“人的儿女”爱之觉醒的呼唤:“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每一阵风过,我们都互相致意,/但没有人/听懂我们的言语。/你有你的铜枝铁干/像刀,像剑,/也像戟;/我有我红硕的花朵,/像沉重的叹
息,/又像英勇的火炬。/我们分担寒潮、风雷、霹雳;/我们共享雾蔼、流岚、虹霓,/仿佛永远分离,/却又终身相依。/这才是伟大的爱情,/坚贞就在这里:/爱——/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深入分析，这首诗体现了三个层次的女性意识:自我觉醒、自我审视、自我超越,是时代与经历孕育诗人诗歌女性意识的主旋律.诗歌中的女性意识是对传统女性文学中的女性意识的传承,人格独立是当代女性文学回归这种女性意识的表现.
在《秋夜送友》、《小渔村的童话》、《双桅船》等诗中,诗人也表达了“我常愿自己像/南来北去的飞鸿/将道路铺在苍茫的天空/不学那顾影自恋的鹦鹉/朝朝暮暮离不开金丝笼”的自我期许,渴望着“我们”共同来完成“那首诗”。诗人思辨道:“是一场风暴、一盏灯/把我们联系在一起/是一场风暴、另一盏灯/使我们再分东西/不怕天涯海角/岂在朝朝夕夕/你在我的航程上/我在你的视线里”——这里,有对于传统女性的狭小天地的拒绝,有对于历史及惯性的反思,更有对各自选择的尊重和基于相互尊重的未来的确信。这种对于女性独立人格的省视与追求,强调“平等”的观念,强调女性的自我意识,其实就是对于“没有爱”和“无所可爱”之历史的反抗,它使舒婷的诗有别于同时代其他女诗人的“男性化”作品而以一种温婉细腻的抒情风格,标尺着中国现代诗中女性意识觉醒——“人”的觉醒——的新里程。近30年来中国的女性文学,大致呈现为“服饰——欲望——肉身”三个进程,而每个进程又各各展现出互不认同、辩证反思的阶梯性色彩。(1)服饰阶段:政治斗争的工具与装饰——(以男性为主体的)爱与婚姻的配合物和润滑剂——伦理道德的附属品或辣味调料。(2)欲望阶段:“女性之灵”的黑色臆想——放纵声色的肉体狂欢。(3)肉身阶段:性别角色(类)的本位意识——女性个我的生存之思。虽然还不能说这期间中国的女性文学、女性诗歌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在上个世纪最后30年文学历史发展的一个个浪谷间,却可发现中国女性在恒久压抑下所透出的一阵又一阵闪电,相信每一个敏感的人都清楚这些闪电意味着什么。从政治的附属(样板戏及战歌、颂歌)到对婚爱、伦理的依附,这不仅是女性自我寻找的最初阶段,同时也是文学、诗歌在转折时期审视自身的一个必经阶段,这是离心运动中的一个停顿、一次休憩;而女性诗歌之旅中的“黑夜意识”与“黑色沙漠”,可以说是一次最深邃辽远的性别冥想,体现出一种女性意义上的形而上玄思与“女性之灵”失落的深层忧虑——只可惜这种灵的探求很快被20世纪90年代铺天盖地的肉色潮水所覆盖;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与整个社会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审慎反思相连,女性诗歌也在欲望之海的涌动中拨云见日,重新踏上自我寻找之途。这种新的寻找,首先表现为对于女性角色“类性”的寻找,继而是对具体的女性“个我”生存境遇的叙写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