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应该说,这两种寻找其实是相互包容、彼此渗透的,“类”从“个”里去发现,“个”由“类”中去深味,最终都指向了“女性”——“人”的生存。而舒婷20世纪七八十年代对于女性灵与肉、族(“一代人”)与别(女性个体)的诗歌书写,正是这两种寻找的发端。 三、道德承诺与伦理依附
当然,舒婷诗中的女性意识,并没有超出广泛的中国传统道德伦理范畴,这是即使在“朦胧诗”备受诟病的时期她的作品也仍然赢得广泛赞许的深层原因。值得注意的是,舒婷的诗歌不同于冰心女士的“母亲呵!/天上的风雨来了,/鸟儿躲到他的巢里;/心中的风雨来了,/我只躲到你的怀里”(《繁星·一五九》),其道德承诺与伦理依附不是建立在“超人”的“爱的哲学”之上,而是包含了更多的社会理想与现实内容。仔细考察,舒婷诗歌之所以获得中国读者的普遍称誉,并不是因由某些批评者所说的“撒娇美学”,[4](Ｐ102)而主要基于以下三方面因素的成功调和:
其一,“出”与“入”。舒婷写有不少歌咏祖国、反思现实的诗篇,其中对于历史苦难的思辨并不是要走向偏激的否定或悲观的“离去”,而是转向于真实的面对和乐观的劝谕,忧愤而又热诚,表现了炽热的爱国情愫及勇于承担责任的中国式“入世”思想。典型的作品如《献给我的同代人》、《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一代人的呼声》、《在诗歌的十字架上》、《会唱歌的鸢尾花》及《也许?》、《这也是一切》等诗,欲扬先抑,似“遁”实“即”,“迷惘的我”、“深思的我”、“沸腾的我”在追求祖国母亲的富饶、荣光、自由及“天空的纯洁和道路的正直”上,在“要求真理”的信念上取得认同和统一,悲观的怀疑最终归结于对于责任的担负:“一切的现在都孕育着未来,/未来的一切都生长于它的昨天。/希望,而且为它斗争,/请把这一切放在你的肩上”(《这也是一切》)。
其二,“叛逆”与“忠贞”。爱情诗在舒婷的创作中占有很大的比重,这些诗歌在歌颂新的婚姻爱情、批判传统女性观的同时,却又执着的恪守中国家庭伦常,虽反叛然又“不逾矩”,其“美丽的忧伤”实与中国传统文学中温婉的“闺怨”有相通之处。《神女峰》的名句“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背叛的是古代的“烈女”、“贞女/节女”观,但渴望着的仍是“人间天上,代代相传”的“人间月明”,这种“美丽的梦”对于一般意义(一般情势)上“贞节”来说,并非很是“违拗”。而《惠安女子》中那个“天生不爱倾诉苦难”、“把头巾一角轻轻咬在嘴里”忧伤地站在海天之间,在封面和插图中成为风景、成为传奇的女子,与《天职》、《女朋友的双人房》里的妻子、母亲,实并无多大的不同。《女朋友的双人房·三》接着唱道:“我们就是心甘情愿的女奴/孩子是怀中的花束/丈夫是暖和舒适的旧衣服/家是炊具、棒针、拖把/和四堵挡风的墙/家是感情的银行
/有时投入有时支出∥小屋/自己的小屋/日夜梦想/终于成形为我们的/方格窗棂/分行建筑”。应该说,舒婷爱情诗中伦理女性与后来的“女性诗人”(乃至“下半身”诗人)笔下的性别女性,是绝然不同的两个概念,正是因为她的女性形象仍然带有“女为知己者容”的娴静、坚贞、忍韧、贤惠的东方色彩,她创造的“美丽的梦”才会引起世人的共鸣与婉叹。
其三,“情感”与“理性”。从气质上说,舒婷是一位浪漫主义诗人,但理性成分的加入使得她的诗体现出一种对于情感的“控制”与“警惕”,她有意识地“封闭”自己的情感闸门,使“感情的引领”因为要服膺于“思想的加减乘除”①而呈现出婉曲、深致的特质。特别值得提及的是,在舒婷的创作中,除了矛盾意象的选择与蒙太奇画面的快速转换外,她还大量借助其特有的假设、让步、转折句型来表达自己委婉曲折的情思,使作品的情思流向起伏曲折,意境繁复幽深。比如前引诗行中的“与其??不如???”、“如果(假如)??”、“想(愿)??然而??”、“尽管??”、“可是??”等句式,又如:“纵然呼唤能够穿透黄土,/我怎敢惊动你的安眠?∥我还不敢这样陈列爱的礼品,/虽然我写了许多支歌/给花、给海、给黎明。”(《呵,母亲》)“即使月儿肯收容你的背叛/犹有寂寞伴你千年”(《奔月》)“我献出了/我的忧伤的花朵/尽管它被轻蔑,踩成一片泥泞/我献出了/我最初的天真/虽然它被亵渎,罩着怀疑的阴云”(《在诗歌的十字架上》)“如果你是火/我愿是炭/想这样安慰你/然而我不敢∥??如果你是树/我就是土壤/想这样提醒你/然而我不敢”(《赠》)“要是灵魂里溢满了回响/又何必苦苦寻觅/要歌唱你就歌唱吧,但请/轻轻,轻轻,温柔地∥??也许有一个约会/至今尚未如期/也许有一次热恋/而不能相许/要哭泣你就哭泣吧,让泪水/流啊,流啊,默默地”(《四月的黄昏》)??舒婷的一些名作如《致橡树》、《也许?》、《?。!》等,甚至通篇都由这样的假设、让步、转折句型生发延展而成,表现出诗人情感流泻与理性思索在升腾转和中的细腻绵密与峰回路转,不独增加了“迷惘的我”、“深思的我”、“沸腾的我”在“人”的发现中所具有的道德伦理深度,也为艺术创造过程中的“形式带动内容,感情引发思想”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在中国新时期女性文学的发展史上，舒婷已留下了宝贵的脚印。一般来说，男性诗人对自己的性别角色远不如女性诗人敏感，男性诗人，尤其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写起诗来很自然地是着眼于包括女性在内的整个人类。真正成熟的女性诗人亦应如此，她们应该有鲜明的女性角色意识，但又要超越这种意识。只有当她们也像伟大的男性那样，不仅是着眼于性别，而且是着眼于全人类而讲话的时候，她们才取得了真正意义上与男性诗人平等对话的资格，才在写作上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女性解放。换句话说，真正女性诗歌所提供的都应是女性自身的和人类的双重信息，女性诗歌既是女性的，更是人类的。可以毫不犹豫地说，舒婷的优秀诗篇是做到了这点的。
[参考文献]
[1]舒 婷.人啊,理解我吧[Ｊ].诗刊,1980,(10);和读者朋友说几句话[Ｊ].飞天,1981,(6).
[2]鲁 迅.鲁迅全集(第三卷)[Ｍ].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3]鲁 迅.鲁迅全集(第一卷)[Ｍ].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4]基 甫.世纪末诗歌的“口香糖”———舒婷批判[Ａ].伊沙、张闳.十诗人批判书[Ｃ].长春:时代文艺出版,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