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雅明翻译思想的寓言视角解读

2018-11-17 22:01

2012年 第2期

中国翻译

本雅明翻译思想的寓言视角解读

高乾 钟守满 杭州师范大学

摘 要:寓言概念是本雅明哲学思想和文论思想的集中体现。借助寓言概念,可以从现实语言的本质、翻译的本质和译者的任务等三方面剖析本雅明翻译思想的内涵。本文研究结果表明,本雅明将翻译视为原文的寓言化过程,并赋予翻译社会批判性。

关键词:寓言化;纯语言;逐字直译;社会批判性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3X (2012) 02-0012-06

1.引言德国犹太裔学者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著述颇丰,极富创见,其研究涉及哲学、语言学、历史、翻译、社会学、文学等众多领域。他的翻译思想可谓独树一帜,影响深远,蕴含着深厚的哲学、宗教、语言学、文学内涵,在深度和广度上不同于当世之前的其它翻译思想,对以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主义学派产生过重要影响。因此,本雅明翻译思想研究不仅对德国翻译理论史研究,而且对解构主义翻译思想研究都具有积极的理论价值。迄今为止国内外学者对本雅明翻译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于:(1)对本雅明有关逐字直译、纯语言、可译性与不可译性、原作与译作的关系等方面的观(2)对《译者的任务》(下文点进行述评或剖析① ;简称任务)一文的文本细读②。这些成果中不乏真知灼见,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本雅明翻译思想的要旨,但是尚未有学者结合本雅明的寓言理论对本雅明翻译思想作总体性研究。本文认为,本雅明的翻译思想植根于他的文学批评理论,对本雅明翻译思想的解读不能局限于他的语言哲学视角,因此,本文拟结合本雅明的“寓言”理论从现实语言的本质、翻译的本质和译者的任务三方面对本雅明翻译思想进行解读,揭示出本雅明翻译思想的寓言化本质及其具有的社会批判性。2.寓言:言意分裂及社会批判性寓言(allegory或译为讽喻、譬喻)最早是一个古老的修辞学或文体学概念,从词源学的角度来讲,allegory一词来源于希腊文allos agoreuein,前者指“其他”“另外”、(other),后者指“公开演讲”(speaking openly),“它本意指一场别有用意、慷慨激昂的公开演说”(It signifies an open declamatory speech which contains another layer of meaning)(Warner, 1985:xix)。古罗马修辞学家昆体良(Marcus Fabius Quintilianus)曾对寓言的修辞特征有过具体的论述:“寓言……字面上言说一物却意指另一物,或者意指的对象完全与字意相反。” (Allegory...either presents something absolutely opposed to the meaning of words.)的基本修辞特征,即寓言具有字面义和指涉义的双重结构。然而,寓言作为一个极为重要的当代诗学概念,其内涵早已超出了上述修辞学或文体学意义上的寓言概念。“本雅明是第一个真正给寓言以全新阐释的理论家。他跳出传统寓言论者对寓言言意分裂的片面抨击,而力图实现两者的沟通。”(刘进,2003: 41)本雅明最早在《德国悲剧的起源》中从巴洛克艺术入为的是颠覆在浪漫主义手全新阐释寓言的重要性,之后古典主义象征美学的尊崇地位,力图为寓言正名,改变它一直以来备受诋毁的地位。因此,本雅明的“寓言”是作为与“象征”(symbol)相对的一种艺术表达方式而提出来的。 在希腊文中,象征“意为接合,即用一事物去代表另一事物”(乐黛云,1993: 603)。具体而言,“象征要使人意识到的却不应是它本身那样一种具体的个别事物,而是它所暗示的普遍性的意义。”(黑格尔,1997: 11)譬如“狐狸”象征狡猾,“天平秤”象征公平,“十字架”象征基督受难。由此可见,“象征让某种可视性事物取代了它所代表的不可视事物,而且那一可视的东西,与其所意味的东西成为一体,它们之间基本上是形而上学的本质性关系。”(三岛宪一,2001: 201)换言之,在象征中,某一特定的具体的形象暗指某种较为普遍的意义,借助one thing in words and another in meaning, or else (Quintilian, 1959: 327)昆体良指出了寓言“言此意彼”·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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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形象与普遍意义在特定经验条件下的类似与联系,而这种类似与联系是两者间内在固有的,因此形象与普遍意义融为一体,即形象在展现自身(字面)意义的同时,隐含的普遍意义自然就呈现出来了。在作品中,象征必然要求作品的形式与内容统一,语义完全包含在表达之中,它“呈现出故事表面的意义,同时把所有的含义包含在故事之内,或者说,象征包含着一个完整、自足的世界。”(乐黛云,1993: 722)屠格涅夫的小说世界便是这样一个世界,他那自成一体的封闭式的叙述结构正是贵族生活的象征。然而,寓言最为显著的特征便是形象与意义、形式与内容的断裂,即言意分裂。“寓言描述的事物和所指意之间没有这种必然的、相似的逻辑关系,更多地被认为是人为的、外在附加的、偶然的联系。”(罗良清,2009: 15)换言之,“不可视的意义和表现其可视手段的关联与象征不同,从开始就有差别,是歪曲的、勉强的”(三岛宪一,2001: 205),形象与意义之间不存在内在的、固有的联系,两者之间产生断裂,以习惯和约定为依据,显示为“基本上随意的意义和表现的结合”(同上:202)。譬如在寓言中“天平秤”不是一定就表示法的秩序,通过人为的约定或规则,“天平秤”可以表示自然科学、实验室甚至任何事物。“这样,同一客体既可以意指美德,也可以意指邪恶……任何人,任何物体,任何关系都可以绝对指别的东西。”(本雅明,2001: 143)由此,形象与意义、形式与内容的统一体分崩瓦解,作品不再具有完整自足的意义,“每一个对象都可以代表着另外的东西,这种寓意元素的可替代性瓦解了意义同材料之间的‘必然联系’,瓦解了艺术形式表面的自足性,瓦解了人类历史的‘统一体’……打碎了固有的社会历史组织和叙事组织,并在残片中寻求新的意义,寻求建立新的思维方式、新的乌托邦精神之上的普遍性。”(乐黛云,1993: 722)由此,寓言成为一种独立看待事物的意向或方式,“是由一系列未能捕捉到意义的瞬间时刻组成的断续结构。”(陈永国,2001: 4)在本雅明看来,象征与寓言不仅是两种相对的艺术形式,而且关涉不同的社会表现方式。“在象征的世界里,特殊与一般、个别与普遍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内容与形式的辩证整体构成了叙事结构的有机整体,成为历史的有机整体的显现”(乐黛云,1993: 721),即是说,在象征的视野中,世界是物质与精神的契合,自然是一派欣欣向荣的和谐之景,任何异质的、非连续性的东西都纳入了一个整体,由此人类历史成为一种同一性的统一体。但是在目睹了一战给西方世界造成的种种灾难之后,本雅明看到的是历史弥留之际的面容,曾经被象征视之为“完整的、自足的世界”原来只是一种美丽的假象。自然终归屈从于死亡,成为触目惊心的废墟,而一切所谓永恒、普遍的意义“从一开始就是不合时宜的、悲哀的、不成功的一切,都在那面容上——或在骷髅头上表现出来。”(本雅明,2001: 136)在这样的世界里,人类与自然所保持的完整、统一的经验和记忆全部分崩离析,成为了碎片,而人性却与历史一道经受湮灭的命运,因此,象征早已不合时宜,“象征还是在用虚幻的美的表象来粉饰历史的衰败,用蓓蕾绽放来掩盖自然的腐朽”(李茂增,2008: 111),而“在这样一个处处残垣断壁、呈现颓势的现代社会中,只有寓言才是艺术的可能的存在方式”(刘进,2003: 69)。在本雅明看来,只有寓言能凭借形象与意义、形式与内容的断裂结构瓦解形象与意义、形式与内容“虚假的统一性”,体认出社会现实的破碎和衰败,而且也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才有望实现社会拯救。“事物无常的认识、以及救出那些事物使它们通向永远的考虑,才是在讽喻性事物中(即寓言,笔者注)最大的动机之一”(三岛宪一,2001: 210)。本雅明最终将寓言视为一种社会批判方式,借此实现从特殊到一般、个别到普遍的超越,回归象征世界。“本从而在雅明赋予寓言历史和(阶级)政治的维度,寓意中寄托了本雅明批判性的审美乌托邦理想。”(刘进,2003: 41)由此,寓言理论成为贯穿本雅明全部学术思想的一条主线,更是准确把握本雅明翻译思想的关键。3.现实语言:亚当语言的废墟在本雅明看来,语言是广义的精神表达。世间万物都有自己的语言,都要表达自身的精神∕思想。“没有任何事实或者事物不以某种方式参与着语言,因为任何一种事物在本质上就是传达其思想内容。”(本雅明,1999: 263)“语言”一词并不是隐喻用法,语言的本质就在于思想∕精神表达。只要涉及对思想∕精神的传达,就必须理解为语言。那么,语言所要传达的思想∕精神存在到底是什么?本雅明指出,“语言传达符合它的思想存在。这个思想存在基本上是在语言之中而非通过语言传达自身。”(同上:263)简言之,语言的表达具有直接性或无中介性。语言传达的思想∕精神存在=语言自身所能传达的思想∕精神内容,但这绝不是同义反复,而意味着思想∕精神存在与语言存在的同一。在语言中能够· 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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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传达的思想∕精神内容就是语言存在,即语言自身。因此,本雅明得出结论,“所有语言都传达自身”。(同上:264)本雅明将这种语言称为“总体的语言”(Sprache überhaupt),“仿佛老子所说的那个经天纬地,无处不在的‘道’,这个‘道’既涵括各种各样的道,又是它们的根本和元始”。(刘象愚,1999: 4)本雅明借助《圣经》的创世故事以隐喻的方式对这种语言做了分类。本雅明将语言分为三个等级,最高级的是上帝的语言,最低级的是物的语言,人类的语言居中。上帝的语言是词语,具有全然的创造性和认知性,上帝直接用词语创造世界万物,但既没有用词语创造人,也没有为人命名,因为他不希望人从属于语言。而是按自身形象造了亚当,赋予他语言的能力,让他通过给万物命名来共同完成创造的过程。“在伊甸园中,人类示意每种动物走上前来,由亚当命名,受到了命名的动物各个表现出无比的亚幸福,表明名毫无遗漏地再现了物的本质,因此,当的命名也就是纯认知、纯接受、纯称谓,他不仅能从万物中认识和接受宇宙之道,并能加以表征。”(郭军,2003: 4)人类通过为万物命名并在名称中向上帝传达自身或思想∕精神存在。物的语言是最为低级的语言,无声而不为人知,只有在人类对事物命名的过程中向人类传达自己的思想∕精神存在,并在名称中被人类所认识。本雅明指出,这种由上帝赋予的纯认知的命名语言,即伊甸园中亚当的语言是全然认知的人类语言,语言存在与思想∕精神存在同一,在语言中只传达自身。“恰恰是因为都不是通过语言来传达的,在语言中传达的一切不能外在地受限制或约束,因此,所有语言包含着自己无可比拟的、独一无二地被建构的无限。”(本雅明,1999: 265)但是,自从亚当和夏娃偷吃了禁果,获得了善与恶的判断性知识后,人类便开始了堕落。这种判断性知识使人类的语言走出上帝的名称语言,放弃了名称语言的直接性,产生语言存了现实语言。自此,现实语言不再言说自身,在与思想∕精神实在不再同一,而只能作为单纯的符号意指其他事物,“从而坠入了一切传达都只是间接传达的深渊,只是作为手段的语词的深渊、空洞的语词的深渊,并最终坠入空谈的深渊”(同上:15),同时在这一过程中,现实语言借助于人类的抽象能力却又产生了一种“虚假”的直接性:语言形式与外在传达事物的同一,即索绪尔的能指与所指的统一。正是在这样一种资产阶级语言观的背后,隐藏着现实语言的堕落真相。“词语就是外在地传达一些事物,就像明显是对上帝直接的、创造性的词语─明显是通过间接的词语─的拙劣模仿,就像是处于人与词语之间的语言快乐的亚当精神的衰败。”(同上:274)因此,在本雅明看来,随着人类堕落,现实语言也呈现为亚当语言的废墟,能指与所指之间所谓“统一、自足”的关系是外在关系,而非直接、内在的关系。唯有将现实语言的能指与所指的统一关系打破,暴露出词语形式与精神∕思想存在的分裂,揭示出现实语言的真相,才能实现最终拯救,而这个重任非寓言莫属。4.翻译:原文语言的寓言化过程为了使最终拯救成为可能,本雅明首先就指明了获得拯救的基础:现实语言之间的亲缘性。“同一事物,在作为整体的每一种语言中被意指;但是,此事物又无法被任何单一的语言所企及,而要通过所有相互补充的语言意图之中总体性,方可到达。这个由各种相互补充的语言意图所构成的总体,就是纯语言。”(同上:283)“纯语言”即代表着语言存在与精神存在同一的亚当语言,即最终的目标。本雅明指出,所有的现实语言可以在形成互补的总体中重现纯语言,亲缘性即互补性。正是由这个总体意图出发,本雅明用“意指方式”和“意指对象”两个概念解释了实现互补的过程。“在Brot(德语:面包)和pain(法语:面包)这两个词中,意指的东西相同,但意指的方式不同。意指方式的这种区别允许Brot一词可以对德国人意指不同于pain一词对法国人所意指的东西????然而,至于意指的东西,这两个词指涉同一事物。即便这两个词的意指方式处于这种冲突之中,但却从这两个词所衍生的每一种语言中得以补充自身;确切说,这些词的意指方式与这种方式与所意指的东西的关系构成了互补。”(同上:283-284)“Brot”和“pain”的“意指对象”相同,即纯语言的“面包”,而非两者在能指与所指关系中具有的诸多意义,“意指方式”指的是指向“意指对象”的方式,指的是词语本身,即“Brot”和“pain”本身。如果说索绪尔的能指与所指,重在表明语言符号与意义的外在的意指关系,那么意指方式与意指对象则强调不同语言间的细微差异以及由不同意指方式所导致意义的流动过程,因为“在个体的、未构成互补的语言中,所意指的东西从来不是相对独立的,如个别词语或句子一样;相反,它总是处于恒定的流动之中——直到它能够作为纯语言而从各种意指方式的协和中呈现出来为止。”(同上:284)换言之,本雅明正是借助意指方式与意指对象来诉说现实语· 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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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的“言意分裂”,但是这种“言意分裂”的特性常常被能指与所指的统一性所掩盖,而这种统一性只有在所有现实语言的意指方式在实现纯语言或意指对象的互补中才能完全割裂,从而恢复语言存在与精神实在的同一性,这就是本雅明赋予翻译的重任。只有在寓言的视阈中,才能更加深刻地领会到本雅明的用意所在。本雅明就是意图借助翻译,打破现实语言中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外在关系,暴露出现实语言的语言存在与精神存在之间内在同一性的断裂,从而重新实现同一性,实现最终拯救。“一件容器的碎片若要重新拼在一起, 就必须在极小的细节上相互吻合,尽管不必相互相像。同样,译文不是要模仿原文的意义,而是要周到地细腻地融会原文的意指方式,从而使原文和译文成为一种更大语言的可辨认的碎片,恰如容器的碎片是容器的组成部分一样。”(同上:287)本雅明用“碎片拼接”的隐喻道出了翻译所应采用的方式,即直译原文意指方式,即词语本身。只有在原文语言的意指方式与译文语言的意指方式相互排斥中才能实现语言意指方式的融会互补。“原文只有在使翻译者及其译文摆脱了对所要传达的意义进行组合和表达的努力时才对翻译是重要的。”(同上:287)翻译的目的不在于取代原文,而是在译文中将原文语言的意指方式与译文语言的意指方式朝着纯语言的总体目标不断地碰撞、锤炼和互补,让原文闪耀出圣器碎片的光芒。“真正的翻译是透明的,它并不掩盖原文,并不阻挡原文的光,而是让仿佛经过自身媒体强化的纯语言更充分地照耀着原文。这主要可以通过句法的直接转换达到,这种转换证明词语而非句子才是译者的基本因素。如果句子是挡在原文语言前面的那堵墙,那么,直译就是拱廊。”(同上:288)本雅明所倡导的翻译方法是逐字直译。他以词为翻译基本单位,主要是因为在他的语言观中,上帝的语言就是词语,他所赋予人类的命名语言也是由词语构成的。人类也是在词语中或名称中认知事物,并向上帝传达思想实在的。尽管人类堕落之后,词语成为外在地意指他物的符号,但是,唯有词语本身或意指方式才具有在互补中重建与思想实在同一关系的潜力,“重新标明语言间的亲和性,展示其自身的可能性。”(德里达,2003: 64)他之所以断言《圣经》的隔行对照版本是一切翻译的原型,其原因在于,神圣文本《圣经》是上帝的语言,字字真言,语言存在与思想实在同一!因此,为了暴露出原文语言的“言意分裂”,本雅明必然会选择逐字直译。不注重原文的意义,是因为所谓的“意义”并非是内在于原作语言存在的思想存在,而是原文语言符号意指的事物。直接将原文语言的意指方式译入译文语言,为的是呈现出原文语言言意分裂的特性,“内容和语言在原文中构成一种统一性,如一颗水果与其外皮,而译文的语言则像宽松的皇袍围包着内容。”(本雅明,1999: 285)要注意的是,此处“统一性”并不是纯语言中的语言存在与思想实在的同一,而指的是随着语言堕落,语言存在与思想∕精神实在的同一性被打破之后,语言形式作为符号意指他物的关系,即能指与所指的对应性关系。换言之,逐字直译通过直译原文语言意指方式打破了原文语言中业已形成的能指与所指的关系,“因为无论是原文还是译文,都还是囿于自身已经腐朽了的语言中和固化了的意义表达方式,语言间无法形成流动,纯语言也就根本无法得以显示”(黄海容,2007: 22)。如此一来,翻译成了原文语言的寓言化过程,破坏了现有的言意结构,将原文语言的意指方式在与译文语言的意指方式的互补中重建与思想∕精神实在的联系,正如为了粘合容器,就必须找寻碎片,但是碎片早已与别的物体结合在一起了,因此就需要把这种结合关系破除,找出碎片,然后与其他碎片比对,粘合成更大的碎片。本雅明正是意图通过逐字直译的寓言化过程打破原文语言中所指和能指的外在联系,重现纯语言。5.译者:以寓言批判社会的革命者《译者的任务》一文是本雅明翻译思想的集中体现。本雅明既以“译者的任务”为题,是否意味着它是本雅明翻译思想的主旨呢?译者在翻译这一寓言化的过程扮演了怎样一种角色呢?本雅明明确提出,“译者的任务包括发现趋向目标语言的特殊意图,这种意图在那种语言中产生原文的共鸣”(本雅明,1999: 285),“要解放他自身语言中被流放到陌生语言中的纯语言,在对作品的再创造中解放被囚禁在那部作品中的语言。”(同上:288-289)换言之,在逐字直译中,译者应当发现原文语言的意指方式与译文语言的意指方式的互补性,而这种互补性并不是基于原文与译文形式与意义的相似性,而是基于语言间意指方式在相互补充中实现的总体意图:纯语言。直译通过将异质的原文语言的意指方式引入译文语言中,彰显了原文语言与译文语言的差异,在这一过程中,译者有责任在这种差异性中寻找原文语言与译文语言在意指方式上互补实现意指对象的可能性,并通过不断的翻译促使· 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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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语言与译文语言不断融合、互补,直到所有现实语言都融为一体,纯语言自然会从语言间的总体互补中显现出来。到那一刻,译者才真正完成了其历史使命,解放了纯语言,使人类获得了救赎。“译者的意图,是兑现终极纯语言之债务,所以是终极的:因为它基于对表层模仿说的反思(在哲学批判、文学批评、历史对自然超越的意义上)。”(徐朝友,2011: 107)因此,本雅明所赋予译者的是一项堪比哲学家的艰巨任务,即解放真理。这一真理不能直接为世俗世界的人类所认识和企及,因为随着人类的堕落,人类的语言也由原初纯认知的命名语言堕落为多样的判断性的现实语言,而现实语言只是外在地意指事物,不能实现语言存在与思想∕精神存在的同一,人类不可能希冀通过现实语言来认识真理,唯有通过寓言化过程,不断打破并超越现实语言能指与所指之间外在的意指关系,才能有望回归全然认知性的纯语言。在这一过程中,译者的责任重大,不仅要而且担负着在差异性彰显语言间意指方式的差异,中寻找亲缘性、并保证语言间相互补充融合以至实现纯语言、解放真理的责任。从另一角度而言,翻译被视为原作语言的寓言化,译者也就成为了本雅明笔下的“寓言家”。“如果客体在忧郁者的凝视之下变成了寓言,如果忧郁使生命从中流淌出来,给它留下死的躯壳,但却永久地得到保障,那么,它就暴露给寓言家了,它就无条件地在他的掌握之中了。也就是说,它现在已经没有任何能力发放自身的意味或意义;它所具有的意义,现在则要从寓言家那里获得。”(本雅明:2001: 151-152)在他人眼中,寓言言意分裂,承载寓言的客体与意义分裂,不再指向任何确定普遍的意义,终归要呈现为一副僵死的躯壳或废墟,意味着生命的意义早已被抽离。但是,在寓言家看来,只有使客体变成死的躯壳,它才能真正体认这个衰败、破碎的世界并且实现拯救。在翻译中,原文的语言被寓言化,语言存在与思想∕精神存在分裂,译文变成了寓言。不再有确定普遍在读者看来,直译的译文不堪卒读,的意义,成为一具“死的躯壳”,但是它的意义却在作为寓言家的译者那里得到了保证,因为它反映出了现实语言破碎、衰败的真相。只有肩负实现纯语言任务的译者才能够明白唯有使译文成为言意分裂的寓言,才有可能打破语言能指与所指的外在联系,使原文语言意指方式与译文语言意指方式互补和融合,从而重建语言存在与思想∕精神存在的联系,是译者赋予了译文实现纯语言的“意义”。由此,译者就被本雅明赋予了革命家的责任,翻译成为一场在语言领域发动的批判现实和解放人类的革命,“本雅明关注的是资本主义社会文化层面上的内部矛盾—即‘异化’,这个基本立场促使在语言战场上从事革命”(张文英、訾岩,2011: 56),同时“本雅明的这种翻译观,与其所认为的社会批评的使命从根本上是相互契合,互为关照的。”(黄海容,2007: 23)因此,从寓言的视角解读《译者的任务》会给我们提供一个更深刻理解本雅明翻译思想的切入点。6.结语尽管寓言作为一种文学体裁,历来遭人贬抑,但经过本雅明的改造,却上升为一种社会批判方式。实际上,本雅明的寓言理论所体现的是非同一性思维,即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他以寓言的言意分裂特性体认同一性假象掩盖下的社会现实,反抗和揭露现代社会的丑陋和人性的扭曲,昭示人类的解放之路。他的哲学、文论和美学等思想无不体现了这种非同一性思维,他的翻译思想毫不例外。他通过逐字直译暴露出语言存在与思想∕精神实在的分裂,并以此揭露现代社会中语言的工具化,批判以语言工具论为基石的西方现代社会的专制和对人类精神和心灵的奴役,并试图恢复语言存在与精神表达的同一性,探索解放真理和通往自由的道路。只有将翻译视为寓言化过程,译文成为了寓言,翻译才获得了超越语言层面的社会批判的维度,才能真正理解本雅明翻译思想的深刻内涵,才能与他的其他学术思想契合。寓言不仅是解密本雅明翻译思想的密钥,更是解密本雅明全部学术思想的密钥。* 本文是浙江省教育厅科研项目“本雅明寓言式翻译思想研究”并得到(Y201121020)阶段性成果,杭州师范大学科研启动项目“本雅明寓言式翻译思想研究”(2011QDW205)资助。注 释①①

国外学者如卡罗·雅克布斯(2005)紧扣《任务》一文,

介绍了本雅明翻译思想要旨,并以哈里·左恩(Harry Zohn)的《译者的任务》英译本为例剖析了本雅明关于原作与译作的关系和语言亲缘性等观点。 Robinson (1996) 紧扣德文原作,重点论述了本雅明“译作是原作的来世”的思想,并从本雅明关于语言意指对象和意指方式的论述中得出结论:本雅明重视译作而轻视译者,译者似乎只是在盲目地呆傻地进行逐字直译的工作,却不知道他到底在做什么,而译作却可以令两种不同的语言在表意方式上彰显差异,从而实现互补,完成解放纯语言的任务。国内学者如李红满(2001)从纯语言、“忠实”原则的解构和读者地位等方面对本雅明翻译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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