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之回顾古代文学论文(4)

1970-01-01 08:00

辞笔诗笔考》。嗣后郭绍虞先生为此写了三篇文章,73 特别是在最后的一篇中,他辨析文、笔的概念,详论文笔说产生的原因,对其做出评价。逯钦立、王利器两先生都有文笔论,74 文笔说出现之初,概念阐述既难以细密,各家之理解又不一,也就必然的造成后来研究者辨析之困难。不过有一点似可肯定:文笔说之出现,与文体辨析有关,是文学发展过程中必定会出现的现象;或者还与一种朦胧的区分纯文学与杂文学的要求有关(如肖绎的文笔观)。但是这种区分纯文学和杂文学的趋势,到唐人的“古文运动”起来,也就终结了。正是在这一点上,文笔问题牵连到了“古文运动”的得与失。 百年来的古文论研究界较为关注的又一个问题,是道家思想对于古文论的影响。这主要集中在老、庄思想与古文论的关系上。在这方面有大量的论著。这里要特别介绍徐复观的《中国艺术精神》和漆绪邦的《道家思想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漆先生从老、庄的自然之道与古文论中以自然之为美,从玄览、游心与神思,大象无形与境生象外诸方面,论道家对于古文论的几乎是半壁江山的影响。徐先生则仅从庄子立言。他认为,庄子的“与天为徒”,“入于寥天一”,是逍遥游的境界,而这正是最高的艺术精神的体现。庄子所说的“心斋”、“坐忘”,心的空明,虚以待物,正是“循耳目内通的纯知觉活动,这种纯知觉活动,即是美的关照。”他认为:“与物冥的心,即是作为美地关照之根据的心。与物冥之物,即成为美地对象之物。”庄子讲我与道冥一,自我也就消失。徐先生认为,自我的消失,实际上构筑出了另一种的心物关系:万物相通,这是“大情”,是与物共感的关系。这种与物共感的“大情”,乃是属于对象的感情,“对象的感情,实际是通过了想象力的活动,或推动想象力的活动。”“所以在他的观照之下,天地万物,皆是有情的天地万物。”我们当然还可以对徐先生的观点提出疑问,比如说,没有是非、没有个人的强烈爱憎,就没有文学。但我们也必得承认,心与道冥、物我一体,乃是一种至高无尚的人生境界,也是许多的文学艺术家所追求的艺术境界。我们又必得承认,心的空明,虚以待物,正是人们所常说的澡雪精神以进入文学艺术创作的一剎那间的精神境界。从这样的精神的层面来论述庄子思想与文学艺术的关系,远比把庄子的若干论述直接的套用为文学艺术论要好得多。老子和庄子,并没有直接的论述文学艺术。他们影响文学艺术的发展的,是他们的精神。如果我们考察历代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我们就会发现,老、庄的深刻影响就在他们的精神境界、人生旨趣上。那是一种看似无形而其实又无处不在的影响。以往我们似乎更多的是附会和对应他们的个别论述与个别文句,去论证他们具有什么样的美学思想和文学观点。那样的论述总给人以隔着一层的感觉。二十世纪后期,从精神旨趣的层面研究庄子思想的,已经渐渐的多起来。75 道家思想对古文论的影响还有一个热点,那就是对于魏晋玄学与古文论的关系的研究。自汤用彤先生论玄学与文学理论的关系之后,有关此一论题之论著便不断出现。汤先生集中的论述了玄学影响于文学的主要之点为得意忘言忘象,以求“弦外之音”“言外之意”。后来者除了在此一范围??诮?徊秸箍?芯恐?猓?婕靶?в跋煜挛航?骋皇倍挝难?枷胫?芯浚??П咎迓塾胛穆酃叵抵?芯浚??в跋煳难Ю砺壑?揪吨?教值取?6 至于玄学对于我国古代文论后来的发展究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它如何与佛家影响下的文论融合,过程如何,则至今似尚未有作全面深入研究者。盖此一点之研究,实牵连到与佛、道思想之纠结,要厘清须下甚大之气力,涉足不易故。

百年来古文论研究界关注的另一问题,是佛教对于古文论的影响。最早提出问题来的,是陈寅恪先生的《四声三问》。他提出诗论史上重要的永明声律说实由于佛教之影响而产生:“中国文士依据及摹拟当日转读佛经之声,分别定为平上去之三声。合入声共计之,适成四声,于是创为四声之说。”他并且认为,四声说之创立,实在南齐永明之世。77 陈说一出,即引起古代文论研究界的甚大关注,也引发了不少不同的意见。郭绍虞、夏承焘、詹锳、饶宗颐都有论文就此一问题提出不同的看法。78 近年闻海外发现新材料,此一问题之研究或可能有新的进展。79 不过此一新发现之材料当年是否已传入中土,似为解决问题之一关鍵,

而中土固有之五音与四声之关系究竟如何,四声说与本土声韻学的发展究有何种之关系,似又为另一关键之所在。四声之外,较早论及佛教对我国古文论影响的,是徐中玉先生。80他比较广泛的论述佛教论风和佛教思想对我国文论的种种影响,所涉虽较粗略,但开风气。其后深入的论述便不断出现。论述一个时期的文学思想与佛教的关系的,如孙昌武《唐代古文运动和佛教》,蒋述卓《佛经传译与中古文学思潮》、周群《儒释道与晚明文学思潮》、黄卓越《佛教与晚明文学思潮》等;论述佛教与文学的关系而涉及文论的,如孙昌武《佛教与中国文学》、《唐代文学与佛教》、周裕楷《中国禅宗与诗歌》等;研究某一批评家而涉及他们与佛教的关系的,如研究皎然《诗式》、严羽《沧浪诗话》、李卓吾文论等等。但是研究最为集中的,还是佛教如何影响诗论的问题,如杜松柏《禅学与唐宋诗学》,周维介《禅与中国诗论之关系》,张伯伟《禅与诗学》,周裕楷《文字禅与宋代诗学》、《宋代诗学术语的禅宗语源》等。特别是张伯伟的《禅与诗学》,在几个重要的问题上对于禅与诗学的关系作了较为清晰的论说。这书的上半“理论篇”,从四个方面展开:禅与诗格、禅与诗话、禅与论诗诗和禅的思维方式与意象批评。每一个方面,都有禅与诗论的对比、联系,既论影响,亦论影响之途径。既考察佛教典籍的结构、文体对诗歌理论形式的影响,又考察佛学义理对诗学义理的启示。在一些问题上虽尚存进一步深入探讨之馀地,然平实以求是,不失为一部论述禅与诗学的较为优秀的著作。如果我们从近百年来对佛教与古文论关系研究的热点看,那么最受关注的还是意境理论问题。有许多涉及佛教影响中国诗论的研究,都多少要讲到意境。有的学者甚至认为,没有佛教的传入就没有意境理论的产生。当然也?醒д卟煌?庹庵挚捶ǎ??侨衔?饩忱砺鄣牟???哺?诒竟?奈幕?翂础4艘晃侍庵?芯浚?埔嘤写?钊搿6杂谖难ё髌分械囊饩诚窒缶坑卸嗌僦种?嘈停?诱庑├嘈凸槟芍杏锌赡苊枋鲆饩持?煌?忝妫???匪魑难Т醋髦幸饩匙非笾?⒄构旒!4醋魇导手械囊饩诚窒蠛未硬??且桓鑫侍猓?问鄙仙??砺鄯冻耄??谋硎鲇忻挥幸桓龉?蹋?质且桓鑫侍狻O钢卤嫖稣庑┪侍庵?螅?庞锌赡苋?娴目疾熳魑?桓隼砺鄯冻氲某鱿志烤故艿胶沃忠蛩氐挠跋臁9赜诜鸾倘绾斡跋煳夜?墓糯?穆郏?褂行矶嘌芯抗ぷ饕?觥N蚁胱钪饕?氖巧畈愕乃枷胗跋欤??馍畈愕乃枷胗跋熘校?忠?浞莸目悸堑剿枷肴诤系闹种指丛酉窒螅??智逅?肴濉⒌赖慕缦摺S镅缘谋硎鲋皇潜聿愕南窒螅?佑镅缘亩杂χ醒罢曳鸾逃牍盼穆鄣墓叵担?炼嘀荒芩得饔镌蠢醋苑鸾叹??ㄔ谡飧鑫侍獾难芯恐幸惨?乇鸬男⌒模??赋频姆鸾叹??怯铮?匦枞分じ梅鸾痰浼??胫?埃?河镏形丛?鱿止??S镌从胨?硎龅姆冻肽诤??涫怯星?鸬摹U馄渲型????脑臁⒎岣弧6?谡飧脑旆岣坏墓?讨校?筒恢?痪醯募咏?吮就恋乃枷牍勰睢⒈就廖幕?囊蛩亍V挥性谡庋?南感牡那謇碇?螅?颐遣庞锌赡芨?钊氲睦刺嘎勰切┦抢醋苑鸾袒蚍鸾痰挠跋臁?BR> 百年来对于儒、道、佛三家在古文论中的思想影响的研究,有专论的,如上述提到的诸种著作;有杂在其它问题的研究中论及的。总之,涉及的问题很多。但似乎有一个问题尚未更进一步的深入探讨,那就是三家思想给古文论带来的影响如何决定着古文论的发展路向,带给它什么样的起伏变化,带给它什么样的特点,这些特点对于古文论来说是好是坏。(我们曾经讨论过古文论的民族特点问题,但是我们还没有认真的讨论那民族特点的根源所在。一旦追究那根源,我们可能就会发现,它们在价值标准、思维方法、审美趣味上都是不同的。)这些问题的回答,有可能涉及我们对古文论不同思想系统的评价,我们应该肯定什么,否定什么?最终涉及我们对于文学的看法。这个最终的看法,我们在研究古文论的过程中常常是有意无意的廻避了。

百年来古文论的大量的而且较为深入的研究,是专题。我们的古文论研究,从大的方面看,从“史”开始。由史而进入专题。前辈从“史”的研究开始,是为此一学科开拓一个研究的范围,建构一个基本的框架。当这个研究的大致领域,这个基本的框架建立起来之后,

进一步的拓展就有赖于专题的研究了。专题的研究应该是最基本的研究。离开专题研究,这一学科是不可能有新的发展的。

百年来我们在专题的研究上取得了不少的成绩。老一辈学者如朱自清、陈湛诠、王叔珉、饶宗颐、徐复观、任访秋、王梦鸥、王礼卿等,在专题研究中都有杰出的成绩。朱先生的《诗言志辨》已成为经典,自不待言。陈湛诠的《毛诗序》研究,搜罗材料之丰富,至今也还少有人能及。饶宗颐的六朝文论研究,大多带有原创的性质。他钩索六朝文论佚书,撰成《六朝文论摭佚》。他从文体着眼,考察魏晋文论与音乐之关系,称永明声律说未萌芽之前,文学批评之基本理论,无不与音乐息息相关。《典论论文》假音乐之节奏以比况文气,陆机则多用音乐之原理,以说明文律。并因此而谓不少文论之要义,乃从音乐体会得到。陆厥、沈约受陆机之影响犹深,论著多剽窃陆机之语。饶先生精于音乐,故有如此之发现,言人之所未能言。王叔珉先生研究《诗品》,他的《钟嵘诗品疏证》,草成于四十年代,积四十馀年之辛勤,反复修订,才于1992年出版《钟嵘诗品笺证稿》。精确谨严,为《诗品》笺证的最佳成果之一,为古文论研究界所推重。王梦鸥与徐复观先生,则从不同的视觉研究文体论,并因此而有过一场争论。王先生重文本,而徐先生重作者之诸种条件。其实,他们只是侧重点不同而已。王先生也研究唐代诗话,有王昌龄的《诗格》研究,有《试论皎然〈诗式〉》。而徐先生则涉及更为广泛。他研究《诗》的比、兴,研究杜甫的《戏为六绝句》。如前所说,他研究中国的艺术精神。论及儒家,他有《释诗的比兴——重新奠定中国诗的欣赏基础》。任访秋研究袁中郎,有专著。此外像廖蔚卿的《从文学现象与文学思想的关系谈六朝巧构形似之言的诗》,张亨的《论语论诗》,也都是用力甚勤之作。 比他们晚一两辈的学者,在专题研究中也有出色的表现。如傅璇琮、李珍华的研究王昌龄《诗格》81 。《诗格》作者是否为王昌龄,向有争论,均因史料不足难以论定。傅、李两先生以《诗格》所引例诗与王昌龄行踪比勘,提出《诗格》确为王昌龄所作,且可能作于他贬龙标尉期间。那些例诗所提供的线索是极细微的,为以往学界所忽略,而他们却注意到了,给了充份的论证。凡《诗格》本身所能提供的线索,几无遗漏的一一检出加以辨析。虽然《诗格》的作者问题尚有一些疑点需要进一步研究,但傅、李两位先生的成果已把此一问题的研究大大推进了一步。专题深入研究的例子还很多,如萧驰的王夫之研究,82 吴承学的文体论研究,83 李锐清的《沧浪诗话》研究,84 李壮鹰的皎然《诗式》研究等等,85 都是各自领域的出色之作。值得特别提出的还有蔡英俊的《比兴物色与情景交融》。86 这是一个常被涉及的课题,不易深入。蔡英俊从抒情自我、物色、形似、比兴等层面,比较切实的讨论了情景交融,有了自己的不少见解。邓国光的《挚虞研究》,87则是一部钩沉索隐,对存世史料极少的挚虞作了至今为止最为全面研究的专著。其他如对曹丕、钟嵘、司空图、李卓吾、袁宏道、钱谦益、金圣叹等人的文学观,对一些文学流派的文学观,对某一个历史时期的文学观,也都有做得相当细致的专题研究。

近二十馀年来,明、清文学观念的变化似成为专题研究新的热点,有不少优秀的成果面世,如陈万益的《明代性灵文学思想研究》,88黄景进的《王渔洋诗论之研究》89 ,廖可斌的《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研究》,90 陈国球《唐诗的承传——明代复古诗论研究》,91 左东岭《李贽与晚明文学思想》。92 廖、陈、左三书,是至今为止我所见到的研究明代文学思想真下功夫而又确有所见之作。廖书认为,复古派作家大都属于比较正直的士大夫。他们热情关注现实,持积极的入世态度,因之重文学的社会功能。每一次复古的高潮,都与现实的激烈斗争有关。从这一角度,廖先生认为,复古派不仅超过浙东派、江西派(台阁体)、茶陵派、道学家诗派、唐宋派,而且也超过公安派和竟陵派。而在文学思想上,复古派追求古典的审美理想,而又强调主体情感的地位与价值,恢复文学创作表现真情实感的传统,事实上开了明后期浪漫文学和进步思潮的先河。我们在价值判断上或者可以与廖先生不同,但我们必得承认,他是下了功夫,言之有据的。陈书则从一个全新的角度进入这一论题。他探讨的

是复古诗论的总体面貌,而不局限于前后七子。不是直接阐释复古派的诗歌主张,而是分析他们如何讨论前代诗歌,如何从其中寻找自己的学习典范,用之于创作。揭示出复古派论诗的目的是为了创作,进而分析他们复古主张的真正意义所在。他认为,复古诗论最重要的贡献其实不在于他们预设的创作目标,而在于他们为达到这个目标努力识古学古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之中,前期复古诗论家反复思索个人与传统的关系;??中后期的诗论家对于其间变化的脉络,转变的关键等,都著意的分析。而他们的文学史意识亦愈来愈清晰,甚至标榜以治史的方法来研究历代诗歌”。从这样的视角看待复古诗论,也就看到了它积极的一面,看到它在诗论史上的价值所在,而不至于仅从形式上加以否定。左著更多的是从哲学思想史与文学思想史的关系,考察了明代后期的一个颇具典型的文学思想现象。研究晚明文学思想者,很难无视于李贽的存在。左著的价值,就在于全面的分析李贽思想的复杂内涵,从而更好的说明晚明文学思潮产生的必然原因及其特点之所在。

对于一个时间段落、一个流派、一种文学现象的文学思想作深层的研究,是专题研究中一种涉及面较广的研究。它要涉及背景的许多问题,诸如政局、思潮、社会风气、生活习俗;涉及理论批评也涉及创作,甚至涉及一些二三流或不入流的作家。它有时还要涉及一些边缘地带,与其他的学科交叉。也正因为如此,往往也就把研究深化了。最近一个时期的明、清文论研究就说明了这一点。这一类的研究,也就常常展示出史的范围所未曾展示的事实,极大的丰富了史的研究。

专题研究又一个值得称道的取得相当进展的领域,是范畴研究。范畴是我国古文论的最为基本的部份,要对我国的古文论有一个起码的了解,就不可能离开对于范畴的解读。当然,这也是一个难度很大的研究领域,那些属于范畴,那些只是一般的批评辞语?那些是常用的、已经进入相对稳定的古文论系统,那些只是用于一时,带着随意的性质?因了这些问题的不同认识,对于范畴的选择标准也就不同。有的学者已就这些问题进行了理论的探讨,提出了一些意见。但要取得普遍的认同似尚须一个较长的讨论过程。例如,我们如果把“奇”作为一个范畴,那么与之相类的“正”(贞、雅)、“逸”、“悲”、“怨”、“静”、“远”、“轻”、“俗”、“寒”、“瘦”、“清”、“浊”“飘逸”等等就应该归入范畴之列;同理,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中的很大一部份,也都应该归入范畴之列。那么它们是不是范畴呢?要知道这类用语是很多的,多到可能有上百个,而且其中的不少是带着随意性的,并不普遍也不经常被使用。它们中的一部份,甚至只是某一位评论者在某一次的随意的评论中用过。他们在使用它的时候,既未作认真的概念内涵的严格界定,事后也未曾有意义连贯的使用。我们是称这一些为术语呢?还是称它们为概念?还是称它们为范畴呢?那么我们要在这些性质不易界定的术语、概念、范畴中挑选哪些作为范畴的研究对象呢?另外一些词语如“诗言志”、“诗缘情”、“文明道”等等,也有研究者把它们当成范畴。它们究竟是不是范畴?实在也是一个值的讨论的问题。或者我们可以把它们当作文论短语,当作一个完整的文学观点?面对古文论上的这些复杂现象,我们有时可以从纯粹理论上为“范畴”一词下定义,来决定我们的研究对象。但一到具体问题,立刻就会遇到麻烦。正是由于问题的复杂性,有的研究者在面对这类问题时常有不易驾驭之感。例如,同一部著作中对同一个词前称概念后称范畴,或者理论阐述时把概念与范畴区别开来,而具体论述时又把二者含糊放在一起。我们似乎可以说,百年来的范畴研究,似是在一种概念尚模糊、理论认识尚未十分明晰的状态之下展开的。在这种状态下,对于一些重要的、处于古文论核心地位的范畴的具体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如“赋”,“比”,“兴”,“意境”,“意象”,“境”,“气”,“风骨”,“势”,“神”,“神韵”,“格调”,“肌理”,“性灵”,“味”等。而对于一些比较次要比较模糊的概念或范畴,研究得就较少。“神”、“气”是最早研究的范畴,三十年代郭绍虞先??拖群蠓⒈砹恕吨泄?难??朗飞系摹吧瘛薄捌?彼怠贰ⅰ度宓蓝?衣凵裼胛难??乐?叵怠贰ⅰ段钠?谋嫖觥?3 。之后他又研究“神韵”、“格调”与“性灵”。94 意境理论研究的人最多,意见分歧也最大。本文前已提

到它与佛教关系的问题,此处还要提到有关的一些论著,如佛雏的《王国维诗学研究》和叶嘉莹的《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二书中均涉境界问题,而结合王国维的词学理论展开,论述各有特色。叶朗论意境,则截断众流、有意忽略意境的演变过程与各家意境说的差异,直接从意境的理论实质进行阐述。“神韵”说也是研究较多的一个范畴。吴调公先生就此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并有专著出版。95 比较集中的研究是蔡钟翔主编的《中国古典美学范畴丛书》。这套丛书在2000年底以前,已出版五种,闻今后将由另一家出版社出版全套共三十种。96 在已出版的五种中,有的是写得非常认真,如论“势”和论“自然”,基本的材料既收集细致又选择精炼,阐释富有新意而严谨。这套丛书的出版,对于范畴研究将是一个不小的推动。

除了阐释既有的范畴之外,有的学者还从理论上研究范畴的发生、范畴的界定,和范畴研究的方法与途径,如汪涌豪的《范畴论》,涂光社的《中国审美范畴发生论》97 汪著就范畴的哲学定义、构成范式、主要特征、逻辑体系,和它与创作风尚、与文体的关系全面展开论述,提出了许多前人没有提出过的问题,特别是提出了范畴的统序系列,更给人以很大的启发。詹福瑞的《中古文学理论范畴》则从较宽泛的角度研究范畴。他把范畴与文学思潮、文学现象结合起来研究,如从汉儒说诗论“诗言志”,从永明诗风讲“隐秀”。他把中古的一些主要范畴分成文德、文术、文体、文变四组分别阐释,对认识范畴的性质有所帮助。此书的特点是论证逻辑严密,理论色采较浓。

专题研究中还有一类属于文学技法理论的研究。这一类注意的人不多,成果也较少,但发展的趋势很好,说明学者们已经开始关照这一领域。这里要特别介绍王德明的《中国古代诗歌句法理论的发展》98和蒋寅的《起承转合:机械结构论的消长——兼论八股文法与诗学的关系》99 王著论述了中国诗歌句法理论发展的三个阶段的不同特点、演变轨迹和发展动力。蒋著则追遡诗学中起承转合之说的由来,论其与八股文之关系,及其在诗学中之展开。古文论中的技法理论似尚有不少的研究空间,有待于进一步的拓展。

在粗浅的了解百年来古文论研究的大致情形之后,颇有了一些感想。

百年来的古文论学界,所关注的研究对象似有所偏重。从研究的时间段落看,魏晋南北朝文论研究的人较多,成果既丰富,也似乎较为深入。明、清相对薄弱,成果较少,留下的空白面也较多。从文体言,诗文理论研究多而小说、戏曲理论研究者相对较少。从专家和专著研究言,偏重三大著作:《文心雕龙》、钟嵘《诗品》、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和陆机、苏轼、王世贞、金圣叹等人。犹其是《文心雕龙》,研究论著几占全部古文论研究的五份之一。这种不均衡的状况,当然与古文论自身的分布特点、与其学术成就的高低有关。但是与研究者对于古文论的全面了解或者也有一些关系。上面这些多人涉足的领域,可以说都是古文论中最为显露的部份,是进入这一学科谁都会看到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要更全面的了解古文论的面貌,除了这些显露的部份之外,深藏的、边缘的部份,我们也应该去了解。举个例来说,对于诗话,我们已经有了专门的史的或者史论的专著,也有了不少的重要诗话著作的专论。但其实对于诗话我们了解的并不很多。它究竟有多少,特别是明清诗话,我们并未作认真的清理。现在蒋寅和张彭寅先生已在作这方面的工作,听说数量非常之大。当然这些诗话中的很大一部份不会有多大的价值,但是全面的了解对我们最少有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是更细致的了解某一时段某一地域某一群落的审美趋向,这有助于我们更好的认识文学思潮的复杂性。特别是清代以后,文学观念的多元化,在诗话里会有踪迹可寻。二是我们或者有可能寻找到意外的金子。在一些我们不大看得起的无名评论家的流传很少、甚或仅存手稿的诗话里,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精采的见解。再举个例,我们对于明代的文学思潮开始重视起来了,有了不少专著。但是更细致的研究还是有许多的课题等着我们去做。不同的地域,不同的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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