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权是事关国运的大问题、新问题，也是一个历史问题。之所以说是大问题，在于其对中国发展的重要性；之所以说是新问题，在于当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愈发感觉到海权维护和实施力度不够对国家实力提升的约束力；至于说是历史问题，在于中国近代丧权辱国局面形成的“败在海上”，且今日面临的诸多海权争议和难题亦由历史造成。基于中国一直缺乏统一、明晰的海权战略或者海洋发展战略，本期《新经济研究》将基于中国现实，建言中国的海权战略应立足当下、放眼未来。
海权在中国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这几年，围绕周边海域的争议岛屿和争议海域，中国与相关邻国的矛盾、纠纷、分歧呈现扩大化趋势，频率、强度均是有增无减。2009年2月菲律宾议会通过将中国南沙群岛和黄岩岛划为菲属的法案做法，以及2010年9月的钓鱼岛撞船事件，曾分别导致中菲、中日外交关系一度走低。随着美国高调“重返亚洲”（张文木，2010b），以及其他一些大国出于自身利益对上述海域争议或明或暗、或深或浅的涉入，处于第一岛链和第二岛链包围中的中国，周边海域局势将日趋紧张和复杂。而一次次的冲突性事件，显然也为海权“吸引眼球”提供了一次次契机。可以预料，这种情况长此以往，人们从安全视角对有关事态的评价、争论或者猜测将会持续不断。
海洋决定中国未来
正是基于类似背景，国内存有一种简单化看待海权困境的倾向，争议性海权被等同于中国的全部海权，海上主权的捍护被等同于完整海权的维护和发展，海上军事武装力量的发展又被等同于海上主权的捍护，加之普遍认为产权界定是主权政府公共权力（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的产物，几乎让附带主权含义的海权难题除了武力方式几乎没有其他解决途径。
然而，此种倾向的后果可能是南辕北辙。海权和海洋对中国的重要性，不是被看重了，而是看轻了。
事实上，海洋已经成为中国高速发展的主动脉之一。现在，中国国际贸易总量的85%以上是通过海上运输完成的，中国商船已经遍及世界1200多个港口，世界航运市场19%的大宗货物运往中国，22%的集装箱来自中国。中国已是世界铁矿石进口第一大国，石油进口第二大国，货物贸易进出口第三大国（国家海洋局发展战略研究所课题组，2007）。2010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38439亿元，海洋生产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9.7%（国家海洋局，2011）。与此相比，1979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仅为64亿元，所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也才刚到1%（高之国，2003）。中国对国际分工与合作的参与程度的加深，与海洋对中国重要性的彰显，几乎是同步的。
海洋对中国的意义当然也不止于经济的层面。中国经济对海洋愈加依赖的背后，是无时无刻不存在着的中国复兴梦想受制于海洋威胁的残酷现实。
海洋随时都有可能从发展的支撑力变为国家安全的软肋和竞争对手对抗中国的跳板。海洋决定着内外兼修的改革开放到达的高度，决定着中国“重视陆地轻视海洋”传统方向的改变，决定着中国可否从“崛起的大国”定格为世界强国，也决定着旨在树立大国崭新形象的中国在国际政经格局中最终会承担的角色。
因此，有无能力、以什么样的方式实现完整海权和利用海洋，还是中国顺利实现复兴的关键所在。
少年中国的故事
也许，对中国海权的审视，只有被置放到中国国力逐步增强对民族国家竞争格局可能产生的影响这样的背景下，才会显得更客观些。
中国和别的大国之间的关系，颇有点像一个小镇上刚刚混出来点名堂、另外带点祖荫的乡村少年和其他乡村翘楚之间的关系。
这位少年有着温文尔雅、好善乐施、吃苦耐劳、低调谦逊这样的优点。所以，在经过一番奋斗积累了一些财产之后，他和村里所有的人都有生意上的来往，并且几乎赢得了所有和他没利害冲突的人的喜欢。
本来，大家如果都没有野心的话，完全可以各过各的。可是，有些原来的乡村翘楚看到这个少年后起直追，有的心里难免不舒服，怕少年抢了自己的风头，所以就不希望这个少年顺利发展、发达，这当中，那几个平常比较蛮横或者容易走极端的，甚至还想着制造点小事端找这位少年的麻烦。
最简单的做法当然是指责这位少年初出茅庐，不懂规矩。不凑巧的是，该少年特别聪明，面对规则，不明白的时候憨态可掬，让人无可奈何；一旦明白，在表现得比原来最守规矩的人都规矩的同时，还能够游刃有余地过活，甚而有时，实在忍无可忍了，也会来次“以其人之道还之其人之身”，让几个自以为是的乡绅显得有些挂不住脸。
他们当然有些不甘心，就合起伙来制造一些这位少年行为不端的流言蜚语，以夸张的口吻描述他如果成了村里的翘楚会如何可怕，还美其名曰“少年威胁论”。
村里的人仍然无动于衷，因为说这话的人要么本来就是村里最霸道的大块头，看着谁不顺眼，总会找机会摁住教训教训的主儿；要么是史上劣迹斑斑，曾经在别人家道中落时到人家烧杀抢掠的主儿。
于是他们只好动别的心思。可巧这位少年家里的田地边角上有几块，要么因为离家远，被这哥几个的个别人把持着；要么因为少年家里闹别扭，被与这些爱挑事的乡绅关系比较好的少年家里人经营着。前者看到自己把持的田是灌溉渠的必经地，而且田底下可能埋着些金银珠宝，便说是自己家的；后者经营的田地很肥沃，而且浇地的水源就在那里，本来作为一家人，没什么好说的，但有点情绪不稳定，在那些爱挑事的家伙稍稍怂恿下，便会打起分家的念头。
其实呢，这也算不了什么。少年现在是身强力壮的，也占着理，真急起来给几个见财便心生歹念的人或者总是有分家想法的家人一点颜色看，绝不怎么费劲。他把不准的是：首先，那位最霸道的大块头是怎么想的？他一直是杀气腾腾，少年曾经几次和他交手，凭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豪气以及“光脚的不怕穿鞋”的胆量，至少当时都没输给对方。但现在已不同往日，少年因为家里已经有了些积累，便不得不时时刻刻盘算胜率。其次，村里人是怎么想的？是习惯了在大块头面前的忍气吞声，希望少年能够压压火，一切向“以和为贵”看齐；还是都觉得大块头整天纠集那几个刺头实在过于聒噪，什么时候有人站出来帮助出口气就好了？再次，少年也深知自己家还有不如意的地方，例如，家里人不够团结，除了想着分家的，还有好吃懒做和吃里扒外的；再例如，他本人因为年轻，容易为纸醉金迷所诱惑，有时会对产生的成绩高估或自恋，如果与大块头站在对立面..诸如此类的因素会产生什么影响？
冲突越来越甚
无论是中国海权还是处于国际政经格局变化中的中国面临的难题，都与这个少年差不多，即如何在成功处理一个冲突又一个冲突的过程中实现自立、自强、自我。这之间，冲突既在过去和当下，也在未来，是一种必然的长期趋势。
具体至海权，因为中国在经历100多年的外国侵略后彻底独立的时间才不过60多年，主要精力是放在经济发展道路探索、民族工业体系建立以及国内经济活力激发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战略的一个基本特点是“韬光养晦”。但纵使如此，那些害怕中国成长壮大的力量，一直谋求把觉醒的“东方睡狮”扼杀在重新振兴的起步阶段，所以，矛盾、争议、冲突、纠纷从来都没有停止过。
可因为中国首先是一个具有“重陆地、轻海洋”传统的国家，加上重获独立后，忙于维持政权稳定和经济正常发展秩序的恢复，没有心力也没有能力利用海洋，海权实施和保护能力不强。于是，人们通常看到，那些害怕中国成长壮大的力量把海洋当成要挟和耍弄中国的场所，耀武扬威的军演、岛屿抢占、海洋资源的盗用之类的事情都在中国近海展开。但在中国力量有限的情况下，这些事情也不过局限在近海。
当然竞争与合作也是正相关的。19世纪，中国以被动的姿态向西方开放中国市场，迎来的是中外棉纺织业的竞争；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以主动的姿态向西方再度开放市场，迎来的是西方生活方式、技术含量较高的商品以及中国在国际分工中“世界工厂”的角色；21世纪，在与诸多国家的互惠贸易框架中，中国意欲通过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从国际分工链条的末端攀升至中高端环节，在各国尽享中国市场便利之际推动民族企业到海外“开疆拓土”。
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内企业和资金在海外各地安营扎寨，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和资金对中国市场的看重，人类所依赖的自然资源的稀缺性凸显，中国与世界各国特别是大国的合作层次提高、合作事项增多、合作范围变大，在当前“竞争中有合作，合作中有竞争”的世界各国和平较量语境中，可以预料，矛盾、争议、
冲突、纠纷亦会呈现增加之势。
中国与各方建立起全面合作关系的同时，也是与之展开全面竞争的开始。这种情况下，基于商业利益和国家利益的明争暗斗，可以说是全方位的。可能在中国本土，也可能在别国境内；可能是经济的，也可能是政治的；可能是实业的，也可能是文化的。表现在海权上，则除了基于主权的海权争端，还会有基于海洋资源开发和利用的海权争端，除了周边海域、岛屿归属不明会成为争端的依归，远洋海域也会产生越来越多争端的藉口——1993年的银河号事件、中国石油公司在参与伊拉克油气资源开发过程中面临的压力（亢德喜，2008）等，都是提前敲响的警钟。
“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论语》·季氏）中国只要不因内部的各种问题自毁前程，只需尊重经济的发展规律，上升的趋势根本无法遏止和扭转。而伴随中国力量日益增强以及影响力在全球的逐步增加，矛盾、争议、冲突、纠纷会从近海逐渐扩延至整个海洋。
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主张以近海积极防御为主的海权策略不但显得保守，而且显得片面。
其一，商业力量延伸到哪里，国家保护就要跟随到哪里。从国家提供国防公共物品的角度，希望近海制敌只是一个闭门造车的良好愿望。这不但因为现代战争的特点导致一旦近海有事，哪怕我们赢了，也会落个国破山河碎的后果。况且，立足近海的防卫策略根本不足以为高速发展的中国提供最根本的安全保护，人家都可以随时以莫须有的名义搜查你的船只、关闭你的工厂、冻结你的资金、抢夺你的资源项目了，我们还整天叫喊近海积极防御，可笑不可笑？之所以说2009年初开始的海军舰艇编队赴索马里海域进行护航这件事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姚忆江，2009；唐仁，2009；青岩，2009；薛和平，2009），就在于远航的中国船只在遥远的海域也能够得到政府军队提供的近距离安全服务了。这在2011年2月份索马里护航舰队“徐州号”导弹护卫舰参与利比亚撤侨行动一事中已得到验证（方澍晨、吴久久等，2011）。
其二，海权防卫策略不等于海权战略，只是海权战略当中重要的一环。这一点，海权论的首倡者马汉早就已经认识到，他指出海权的发展“不仅包括用武力控制海洋或其任何一部分海上军事力量的发展，而且包括一支军事舰队源于和赖以存在的平时贸易和海运的发展”，生产、海运、殖民地和市场，这所有的一切，“概括成一句话，就是为了扩大海权”。
更重要的是，原有的国家丛林式生存法则导致的战争绵延不断的残酷性，以及大规模现代战争毁灭人类的可能性，正在促使人们的海权观念朝着“暴力色彩”减退的方向发生改变（梁芳主编，2007），“枪杆子”的重要地位已经无法与之前相比。倡导以“和平竞争”的方式利用海洋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对海权达成的最新共识（孔志国，2010a，2011）。
这一公约认为，海权是有弹性的，权利与责任是对称的，不断增长的海权背
后是不断增多的国际责任，一个国家只有不断取得海洋科技进步、提高从海洋获取财富的能力、扩大经略海洋范围，才能保持在海洋竞争中的优势。为此，它通过“?区域?内活动”的专项授权活动鼓励对人类共有的深海领域的开发。
这一公约还认为，海权的行使者和海洋的开发主体是全人类，而并非某个国家。所以，它规定一些权利的承受主体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并非国家。例如，其“无害通过”、“过境通行”、铺设海底电缆或管道等规定，便声明只要允诺履行法定义务，除了主权国家，公司、船舶都是行使相应海洋权利的适格主体。
沿着《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倡导的对海洋进行和平、正当利用以及法律上“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的法理精神，各国对北冰洋和南极的科学考察活动，哪怕有国家利益作支撑，甚至有“跑马圈地”的嫌疑，不过，因为和侵略、侵占、海盗这样的非法海洋利益有本质的区别，应该纳入海权的范畴。
当然，《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不是绝对的理想主义，或者即使有理想主义情怀，还是为现实中的尴尬预设了伏笔。当它把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和各国主权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加之民族国家的存在，“丛林式”生存智慧并没有完全丧失生存空间。在一些宽幅狭窄的海域，当作为成员国的沿海国均主张《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法定权利时，就容易产生争执；而那些资源缺乏的国家，为了争抢海洋资源，也会有非法占有岛屿以享有岛屿周边资源的倾向。
六大两难处境
综上所述，中国在维护海权和利用海洋方面的优劣，不仅是国家间竞争的一部分，还是中国能否保证可持续发展，在世界政经格局发生根本性改变后占据一个优势地位的重要原因。
我们基本能够对中国海权的现状做出如下判断。
第一，刚性与弹性交错。
刚性，即主权完整和领土统一是海权的底线，台湾与大陆统一，周边海域被占岛屿回归祖国，方式、时间尚可商量，结果却没有任何可以商量的余地。这决定，在特殊的时刻，国家将会倾其所有来捍卫作为主权的海权。弹性，则指经略海洋需要付出的代价、从海洋获得的收益，会随着海洋资源开发能力、近海海岸防护能力和远洋运输安全保护能力的增减而有伸缩，换言之，在中国海权实施的过程中，海权的内涵、外延与意义，与中国对海洋利用的深度和广度相关。
第二，国内动力与压力交错。
在“蓝色国土”这一概念逐渐被国人认同的时候，国内倡扬海权的声音便一浪高过一浪。这也是海洋事业在中国将会迎来快速发展阶段的动力。但是，中国历史上对陆地的依赖，区域经济发展平衡的“矫枉过正”，海洋事业发展的散乱无序，安全、法律法规、智力支持等公共物品的缺位，也使中国的海上强国之路无时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