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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尚书》可以说是意义的源泉和中心，每个人依照《诗经》、《尚书》所昭示的真理、教诲和记载的典范，针对不同场合进行合理地推衍运用。
“取义”的大量运用也就催生了“断章”的产生，这是因为虽然诗篇本身有长短，但对特定场合的需要来说，短的诗句都嫌太长，更何况较长的了。于是从篇中截取短篇，或取出几句来运用的做法应运而生。断章的含义在于使诗篇“箴言化”、“语录化”，只有“箴言化”才能意义凝练，才能准确地说明问题。由此可见，人类社会的某些文本因其神圣和权威而在日常生活有广泛应用，它们必然会被断章而用，必然会“箴言化”和“语录化”。从先秦时期的作品中，无论赋诗还是引诗，都是断章而用，还没有看见过赋全篇或引全篇的情况。不过，无论赋诗还是引诗，既然是“取义”，那就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算是一种对文本的再次加工行为，它们包含了赋诗的人或引诗的人对所赋、所引的诗句的一种理解。在赋诗和引诗的过程中，有的是根本不会受原诗所表达的意思的限制，有的是单纯考虑诗句的字面意思，有的是通过原诗所表达的意思进行引申。 这样随意从个别诗句中“取义”，完全不受整首诗意思的约束的加工方式必然会导致对文本解释的随意性，就会产生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情况。“取义”的这种随意性其实是一种提高诗句使用效率的表现。但是它同时也存在着弊端，那就是为《诗经》本义的解释带来了困扰。
（二）赋诗言志
“赋诗言志”我们可以说它是口头语言的一种“隐语”表达方式。春秋之际是一个大分化大改组的动荡时代，春秋时代是奴隶制崩溃的前夜，因此它面临的任务就是摧毁旧世界。在这么混乱的时代，存在这样两种矛盾：一方面是尔虞我诈大大小小的战争，一方面又是伯叔同族兄弟的呼唤；一方面是兽性的流血，一方面又是温情的“礼义”。在这种矛盾的现实中体现了人们除了杀戮以外，也需要相互接触利用，这样各国间的朝聘会盟增多了，在朝聘会盟中负有外交使命的大夫等人，当然需要一些语言修饰。斡旋于这种矛盾现实里，需要武力，更需要智力，当然就需要委婉言辞。而《诗经》是经过众多的无名言语大师们加工的文本，这种蕴涵丰富的言语的文本就承担起这个使命，具有这种意义的《诗经》为担任外交使命的行人和贵族阶级子弟所掌握就是十分必要的了。
赋诗是“口头文学”的一种重要的表现形式，“即使在文字和文本经典出现以后，‘口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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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是经典化的一个重要的实现方式。大量的‘闻之’、‘闻之曰’显示出，引证者获得被引证的内容的途径，不一定是以往的阅读，而是可能来自聆听他人的传述。”
（2）
春秋时期诸侯卿
大夫在燕礼、享礼、朝礼、聘礼以及会盟等正式交往的仪式场合，通过口头的形式诵读《诗经》中的诗句以表达意愿，这样的形式起到了以诗代言的重要作用。赋诗也就是把诗作为表达自己意愿的一种特殊的语言。这种“赋诗言志”的方式是人们借诗来言志，即借他人之诗来言赋诗者之志的“代言”、“借言”的方式，实际上也就是美化语言、修饰语言，使语言表达得更完美的一种方式。“借”和“代”都说明诗在语言运用上的长处和特点，能将抽象的道理具体化、形象化、审美化，是一种艺术化了的语言。因此，在政治外交以及日常生活中就引用诗作为语言表达的工具和载体。这种“诗”化语言或者说艺术化语言比一般语言更有魅力和功效。如：
（13）秋七月，齐侯郑伯为卫侯故如晋，晋侯赋《嘉乐》。国景子相齐侯，赋《寥萧》。
子展相郑伯，赋《瑙衣》。叔向命晋侯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齐君之安我先君之宗桃也，敢拜郑君之不贰也。”国子使晏平仲私于叔向，曰:“晋君宣其明德于诸侯，恤其患而补其阀，正其违而治其烦，所以为盟主也。今为臣执君，若之何?”叔向告赵文子，文子以告晋侯。晋侯言卫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国子赋《害之柔矣》，子展赋《将仲子兮》，晋侯乃许归卫侯。（《左传·襄公二十六年》）
卫侯因为要复君位而攻打作为臣子的孙林父统治的戚地，被受孙林父之托的晋国趁他赴盟时拘禁了起来。齐侯与郑伯为了解救他来为他说情，晋侯设宴招待他们，并先在宴会上赋《嘉乐》，取其“嘉乐君子，显显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意思是称颂齐、郑两君有好的德行，善于安民及善于用人。实际上晋国国君己经知道他们两人的来意，却故意出以奉承之语，实则是“顾左右而言他”。国景子则代表齐侯赋《寥萧》，取“既见君子，孔燕岂弟，令兄令弟”等句，意思是晋国与郑国如同兄弟，请晋念及兄弟之情，答应郑的要求。这样的请求若直说必然显得很唐突，然而却通过诗这样一种形式委婉含蓄地表现出来了。而子展代替郑伯赋《绪衣》，暗示晋侯不要因为执囚卫侯，失了大国的政治风度，于规劝中颇有指责之意。国景子赋《髻之柔矣》，取其“马之刚矣，髻之柔矣，马亦不刚，髻亦不柔”的句意，暗 （
陈来:《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春秋时代的宗教伦理与社会思想》，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12月北京第l版，页171。转引自《左传赋诗研究》毛振华 硕士论文 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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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晋侯不要因为执囚卫侯，失了大国的政治风度，于规劝中颇有指责之意。子展更是耐不住了，赋《将仲子》，取其“岂敢爱之，畏之多言。仲可怀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句意，责备晋侯不明事理，为作为臣子的孙林父拘禁其国君，难道不怕别人议论吗?这无异是说晋人欺君。如果直说，晋侯肯定受不了，但子展用诗来暗示，晋侯理喻了，于是“乃许归卫侯”。子展的这一手法的确厉害。用欺君之罪攻击晋侯，那晋侯无论如何也是阻挡当不了的。《将仲子》本为言爱情与礼教冲突的诗，运用于讽劝晋侯释放卫侯以避免国际舆论的不利影响的意思。赋诗是春秋时代人们运用符号学原理的一大发明，这种“微言相感”、“借诗喻志”的社会交际手段，确实有其不可替代的妙用。
“赋诗言志”也就是把诗文当成“隐语”，用其象征意义达到交际的目的，具有婉约、含蓄、优游、典雅的特点。比喻作为一种思维方法，它既用之于作诗之学，更用于用诗之学。“赋诗言志”的用诗思维方式是象征式的、比兴式的。有些时候会出现语言晦涩的情况，但大多数情况下彼此都能心照不宣，“不着一字，尽得风流”。根据所赋之诗观其志所依据的是诗的文字意思。但是，由于赋诗者往往只取诗的部分意义或引申义，赋诗者的志意或隐秘动机，也只能通过隐喻方式表达出来。从观者这一方面来说，他可以猜测赋诗者的隐喻所指为何。这种猜测虽然仍是以《诗》作为隐语的惯用意义为依据的，但由于一首诗的引伸义并不是绝对固定的，因而对隐喻的解释也会完全不同。
四、赋诗的文化意蕴
春秋战国时期，赋诗成为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那么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呢?我们从文化历史的角度来讨论一下：
（一）春秋赋诗是西周礼仪形式的遗留或变体。
西周时是否有赋诗这回事我们还没有确切的考证。但是我们从礼乐文化演变的内在逻辑来看，在西周初期诗歌作为乐章乃是礼乐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可能存在随意赋诗明志的事。但是随着诗歌功能的演变，在正式的礼仪节目之后的“无算乐”渐渐发展起来，并因此而导致了“变风”、“变雅”的勃兴，这恐怕才是春秋赋诗的主要来源。“无算乐”如何进行？当然不会是乐工自作主张随便演奏歌唱，而应该是宴享的参加者们随意指定的，也就是顾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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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先生说的“点戏”。既然是出于个人意愿的行为，在所“点”之乐歌中就必然体现了个人的兴趣、爱好、乃至某种意图，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这种最初出于娱乐目的而发展开来的“点戏”行为，在西周之末、春秋之时渐渐脱离宴享娱乐的范围，而演变为一种借诗歌之意来表达意见或情绪的方法。“点戏”的形式也由乐工奏唱变为点戏者自己来“赋”了。由于受过同样的教育的贵族们绝大多数都对那些诗歌文本极为熟悉，故而渐渐形成了一套“赋诗明志”的通则，即使赋诗者要表达的意思比较隐晦，听之者也一样可以迅即理解其意决不会出现误解。《左传》中所记载的70次左右的赋诗活动中，除了有齐大夫庆封的茫然不知以及卫国的宁武子、鲁国的穆叔曾因主人的赋诗不合礼制而不拜谢外，并无一次理解有误的情况。这说明在当时的贵族生活的文化空间中，诗歌真的成了一种特殊的言说方式，成了人们彼此沟通的重要交往方式。
（二）诗歌原来所具有的那种庄严性、高贵性恰好符合了贵族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的自我认同需求。
我们曾经说过，西周的礼仪制度具有确定贵族身份的政治意义。贵族之所以是贵族除了政治上、经济上的特权地位之外，还必须有着日常生活方式上的特殊性。就是说他的一言一行都要透出神圣与高贵。否则即使他政治上、经济上高高在上，也会受到民众的蔑视——就像今天的老百姓看不起那些腰缠万贯却言谈乏味、举止粗俗的像暴发户一样。贵族之所以成为贵族必须有文化上、生活习俗上不同于常人而又为常人所认同、所羡慕的地方，必须是时代最高文化价值的承担者，否则他们就只能是暴发户或者已经堕落的旧贵族。周公的制礼作乐使西周的统治阶层成为真正的贵族。这个贵族阶层直到春秋中叶之前一直是社会主流文化的承担者。诗歌本来是礼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使它的功能发生了重要变化，从仪式化的歌舞乐章成了一种言说方式，但它依然具有某种神圣的色彩，正是这种神圣色彩使它作为言说方式依然可以成为贵族的身份性标志，也使贵族在用这种方式进行交流的过程中感到自己的高贵身份得到了确证。庆封之类的贵族因不懂得这种交往方式而受到轻蔑就是因为他有损于这种贵族的身份性。因此赋诗只能是中国古代贵族文化发展到一个特定时期才会出现的现象，正如两晋、六朝的清谈只能是士族文化发展到一定时期的产物一样。
“诗”具有身份性标志的意义，同时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人们的身份。西周以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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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学校都以诗教作为主要教育内容之一，因此精通《诗》就意味着受过良好教育。而受过良好教育、精通西周以来的文化则是一个诸侯国不可战胜的标志。班固说：“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常揖让之时，必称诗以喻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这里的“别贤不肖”和“观盛衰”主要不是从诗的内容来看，而是从赋诗者对诗的熟悉程度和借诗来表达意愿的准确程度来看的。如果一位大夫不能迅速领会别人赋诗的含义，或者不能恰当地赋诗来表达本人的意愿，就会被对方轻视。所以并不是说诗这种言说方式在表达自己的意愿方面有什么突出的优势，而是这种言说方式在当时的具体语境中凑巧成为显示文化修养与实力的身份性标志。于是赋诗成为一种特殊的游戏规则，要进入贵族社会的游戏中就要遵守这种规则。就如同两晋的名士们见面时常常要说一些玄远深奥的话题以显示身份一样。
但是，“诗”作为贵族文化修养的主要内容之一而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并不意味着它仅仅是贵族身份的标志，对于贵族阶层而言，“诗”的确具有极为具体的实用价值：在日常交往中，特别是在政治、军事、外交等场合，“诗”是表达意见、表明态度、传达信息的一种特有的方式。观《左传》尽管引者所要表达的意思与诗句本身固有的意义往往风马牛不相及，往往极为隐晦难测，但听者却从不会会错其意，而是立即就能准确地明白赋诗者所要表达的意念。这说明“诗”在当时的确是一种在贵族社会中具有普遍性的交往话语系统，每首诗，甚至每句诗都有某种不同于其原本意义，但又较为固定的“交往意义”。是贵族教育和具体的文化语境赋予了“诗”这种特殊的交往功能。
（三）诗歌所独有的含蓄、委婉特性
无论是请求别人如何，还是拒绝别人的请求，用赋诗来表达意思都比直接说出来得委婉一些。这样至少不会令对方觉得过于难堪。《诗大序》说风诗“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郑玄《六艺论》说诗可以对君主“诵其美而讥其过。”可以说准确地指出了用诗歌表情达意这一含蓄的特征。用这种方式来“美”，不能算是阿谀奉承；用这种方式来“刺”，也不能算是恶意诽谤。郑国的大夫伯有之所以敢于赋《鹑之奔奔》来讥刺自己的国君，也正是基于这种特殊言说方式所具有的委婉性。
五、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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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承载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昭示了必须遵行的道德原则；它汇集了先祖的聪明和智慧，启发了历代不易的真理。在春秋时代《诗经》代表着一种同一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人们以共同的价值尺度通过赋诗来表达意愿。而当今社会，人人都有自己的价值标准，形成了多元的意识形态，当然不会再使用赋诗来表达自己的意愿了。这种改变不单单是一种文化现象的改变，更是一种社会结构的根本改变。因此，我们说，语言与社会是相互依存的而存在的，社会结构的形成会制约着人们对语言的使用，随着人们语言的不断发展变化，一旦达到了新的统一，这就意味着新的社会结构形成了。语言和社会都在这样的动态平衡中发展演变。
参考文献：
1.刘利，纪凌云 译注 《左传》[M] 中华书局2007.03 2.程俊英 译注《诗经》[M]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08 3.余时英《士与中国文化》[M]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4.公木《先秦寓言概论》[M] 齐鲁书社 198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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