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待人接物问题
（一九三八年七月二十六日）
同志们！
在民族抗战的大时代，动员全国绝大多数的人民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争取抗战建国彻底胜利的主要关键。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一个革命者，一个革命的政党，必须要有先进的科学的革命理论，正确的坚定的革命主张，实现这些主张的正确办法，以及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关于待人接物问题，即为这种办法中的重要的一部分。
我们共产党人，在待人接物问题方面，同样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上。马克思列宁主义不但要求估计到中国社会各阶级在革命中的地位、作用及其相互间的区别，而且也要求认识一切中国人所有的民族的、社会的、历史的、文化的、思想的、风俗习惯的各种传统与特点。在待人接物问题上，估计到中国人的这些传统和特点，再加以改造与发展，使之适合于中国革命的要求，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重要任务之一。我们相信在这个问题上加以注意，对于动员全国最大多数的人民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定有很大的帮助。
我现在就这个问题提出一点意见，是否有当，希望同志们讨论。
要有伟大的胸怀与气魄
在待人接物方面的第一个要求，就是要有伟大的胸怀与气魄。
这就是说，决不要把党派的偏狭成见去看待无党无派的人，似乎除了本党本派的人外，那些无党无派的人都是不中用或不好的人。这种态度，显然是完全不正确的。“宽宏大度”—— 这本是中国人从来所称道的美德。一个革命的党派固然因为代表一定的社会历史利益，会有自己一定的党派性；固然根据自己的政纲吸收了一个阶级或几个阶级中的最先进分子；然而这并不是说除了这些先进分子外，就没有能干的与有用的人了。相反的，一党一派所吸收的优秀分子究竟有限，而人民大众中间有才干的与有用的人却是无穷的。革命的党派需要善于学习《中庸》上所谓“天地之所以为大”的精神，不但应该从他们中间不断的吸收最先进的分子入党，扩大自己的革命队伍，而且应该吸收一切非党的积极分子参加一切革命工作，依靠他们或经过他们的帮助，来完成革命的事业。如果人们的眼光，只限制在现时自己党派内的几个人身上，只相信这些人是可靠的，甚至想以这些人来包办一切，甚至“包而不办”亦在所不惜，那我们可以说这些人是决然不能成就什么大事业的。
这就是说，决不要以一个幻想的公式去对待人，似乎只有合乎这个公式的才是好人，而不合乎这个公式的，就是坏人。这种态度显然是完全不正确的。因为天下的人虽然有着“人”的共同点，然而仍然是多种多样的。不但各党派与各党派间的人不相同，各阶级与各阶级间的人不相同，即在同一党派同一阶级内的人，虽是又有他们的共同点，也是不相同的。我们决不能把天下各种各样的人装进一个幻想的公式里去，这是非常显然的。如果一切不合于幻想的公式的人，就是坏人，那就怕天下坏人占大多数而好人却占少数了。如果这样，那未来光明社会的建立，还有什么希望呢？事实所证明的，也正好相反。不合于公式主义者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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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有才干能做事的人，却正多着呢！
这就是说，决不要把自己的眼光限制在个人的家属、朋友、师生、同事、亲戚等更狭小的圈子之内，似乎只有在这个圈子内的人才是可靠的，在这个圈子以外的人就不可信任。这种态度显然是完全不正确的。因为在一个人的家属、亲戚、朋友、师生、同事中间固然也有可用之才，然而这个圈子究竟是非常狭小的，要在这个圈子之内解决天下大事，当然是不可能的。这种小圈子主义的现象，在中国旧社会内甚为普遍，其流毒亦甚深。关于这一点，想来用不到任何的说明了。
这就是说，决不要以一时的好恶去对待人。同志们不但要善于能如“禹闻善言则拜” ，并要能够在一定的原则下，服膺中国古人所谓“不念旧恶”，实行恕道。人们的弱点，在于常常欢喜恭维自己、奉承自己、拍自己的马屁的人，而有这样弱点的人，对于那些正直不阿、大公无私的人，却常常抱有厌恶与不快之感，对于过去有过争论的人，有过恶感的人，常常表示怀恨。这种态度显然是完全不正确的。事实上，那些善于恭维自己、奉承自己、拍自己马屁的人，正是那些最容易把事情弄坏的人。而那些能够经常指出与批评自己的缺点与错误的人，却正是对于事情最有帮助的人，最可宝贵的人。历史上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中国人从来所最为称道的美德之一，是“从谏如流”。事实上，在中国历史上，凡是愿意事业成功的，都是知道这点的。反之，都会陷于失败。所谓“禹汤罪己，其兴也勃，桀纣罪人，其亡也忽”，这已成为中国人公认的历史真理。而承认这个真理，就是一方面要善于自己批评自己，另一方面又要善于接受他人对自己的批评，不讳疾忌医。孟子说：“不信仁贤则国空虚” 这句话在国难的今日，是具有特别价值的。李世民（唐太宗）也说过以下几句中肯的话：“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抗日建国的事业，是一种极艰难的事业，如果不善于“以人为镜”，以求战胜敌人之道，则事业的成功是很困难的。如把人们对于自己的诤言、劝告、批评，当做人们对于自己的攻击，当做人们要破坏自己的威信，当做人们要同自己争取地位或所谓“争领导权”，这种人不论今天占据着何等重要的位置，是断然不能成就大事的。至于因为某人过去同我有过争论，有过恶感，所以我始终怀恨在心，这种小气的态度，也是错误的。相反的，不论某人过去对我如何不好，只要今天与我们的抗战建国的目标是共同的，那我们就应该不念旧恶，互相宽恕，大家一齐为共同目标的实现而奋斗。
最后，这就是说，我们必须善于找到同人家合作的共同点。许多人常常善于“吹毛求疵”，善于找人家“岔子”，善于找人家与自己的不同点，因而他们不能同任何人合作，始终陷于孤独。这种态度，显然是完全不正确的。怎样从一个同我在各方面都不相同的人中间找出今天为了革命事业而合作的共同点，即使是很小的共同点，这正是我们所应该学习的本领。只有善于在各种共同点上与各种人们进行合作的人，从各方面推动人们与我们一同行动的人，才能把最广泛的人们团结起来，组织起来，走向一个伟大的总的战斗目标。“落落寡合”、“洁身自好”的人，也许是非常清高的，然而究竟不能成就什么大事。
以上各点，都是造成伟大的胸怀与气魄的必要条件。气量狭窄、“目光如豆”的个人与政党，是决然不能“识人”、“容人”与“用人”的。这样的个人，这样的政党，决然不能成就什么大事业，难道还用其他的证明吗？因为谁都应该明白：抗战建国、改造旧社会建立新社会的伟业，决不是靠少数人所能成功的。这里需要成千成万有才干的人，需要千千万万普通的人，不很合乎公式主义者的理想的人。没有他们的参加，任何伟大的计划，是不会实现的。
在目前民族抗战的伟大时代，我们认为凡对于抗战建国有一点用处的人，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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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成为我们的好朋友。我们应该以同志的态度去对待他们，同他们发生亲密的关系，而且善于使用他们的才能，使他们能够为了国家民族尽他们的责任。就是这些人对于我们（即拿我们共产党来说吧）还有成见和误会，我们也决不能以此为理由而疏远他们。相反的，我们的责任，正是要同他们接触，正是要以自己光明正大的言论与行动去消除他们对于我们的成见与误会。
所以在待人接物方面，我认为首先要有伟大的胸怀与气魄，要能够打破一切成见、一切公式、一切小圈子、一切私人的好恶等的限制，而容纳各种人材，使用各种人材，以便“人尽其才”，使他们在民族抗战中起他们的作用，即使是不大的作用也好。这种在抗日总原则下的“博爱”、“宽宏大量”、“兼容并包”的态度，是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条件。
同志们都知道，我们是真诚地为实现国内各抗日党派的团结而奋斗的。我们希望大家，希望一切党派，在驱逐日寇的大目标上，减少磨擦，当然更不该互相排挤，而是需要互相帮助，互相让步。现代中国人必须善于警戒自己民族有过的历史覆辙。宋代欧阳修在《朋党论》一文中，曾正确地论到君子需要“为一大朋”，所谓“善人虽多而不厌”，而国赖以兴。同时欧阳修又痛切的论到各代暴君的惨兴党祸，诛戮善类。他说到，“后汉献帝时，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为党人”；唐昭宗时，“尽杀朝之名士，或投之黄河”，说是“此辈清流，可投浊流”。结果，都乱亡其国。我以为我们现在特别需要沉痛记忆的，乃是明末罪恶贯盈的魏忠贤奸徒们排除异己、清除善类的流血党祸。魏忠贤奸徒们外纵强敌，而在内则对于一切善类概指为东林党而去之，因此就弄到“群小无不登用而善类几空”。《诗经》上 说 得 好：“人之云亡，邦国殄瘁”。民族的精华既被淘汰，而外祸披猖，就更不可收拾。现在日寇经过一切亲日派汉奸托派以破坏我国内部团结，力图排斥一切赤心为国的民族先进分子——首先就是力图排斥中国共产党人，并力图将一切民族先进分子、热血青年男女概指为共产党，而以去之为快。这点，正是需要一切抗日革命的政党、一切爱国的同胞，所要特别警觉的。而要以历史的覆辙为鉴戒，就需要大家尽量发挥我民族本有的“宽宏大量”的美德，善于吸收一切民族的精华，而不限于少数人。
然而伟大的胸怀与气魄，决不是同一切人“同流合污”。中国古代哲人说，一个人的人格应该“至大至刚”，这是很对的。一方面要宽大，另一方面却要坚定。一方面要具有远大的眼光和抱负，要宽宏大量，善于容纳人，另一方面却必须有坚强的气魄，为着一定的真理，而具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 大丈夫态度。要“疾恶如仇”，要“临大节而不可夺”，要“黑白分明”。必要“至大”，才能成其“至刚”；也必要“至刚”，才能成其“至大”。偏狭小人说不上“大”，也说不上“刚”，这是很明显的。我们要善于同一切人合作，要能够“兼容并包”，这并不是无原则无目的的同一切人苟合。不是的，一个革命者，一个革命政党的任务，是要引导一切同我们合作的人逐渐走上坚决革命的道路，走上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后战胜日寇、建立民主共和国、直至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道路，使我们真能成为他们的好朋友、教师，使我们的行动真能成为他们的模范。
要有“循循善诱”与“诲人不倦”的精神
所以，待人接物方面的第二个要求就是要有中国古代哲人那种所谓“循循善诱”与“诲人不倦”的精神。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说，决不要为人们觉悟程度的不齐而表示失望，决不要轻视或鄙视任何思想落后与思想复杂的人。我们常常看到有些先进分子只欢喜跟同样先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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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高谈阔论，而且谈起来可以终日不倦，以后就很快成为知己朋友了。但是对于思想落后或思想复杂的人，则表示不愿意接近，表示冷淡，三言两语之后，即表示“话不投机”，不愿再谈了。这种态度，显然是完全不正确的。这实际上等于放弃了我们自己的责任。因为我们的责任，正是要引导这些思想落后与思想不正确的人成为同我们一样进步的分子。我们要能够善于接近一切“名流学者”、“庸夫俗子”、“三教九流”、“引车卖浆”之流，善于找到同他们接谈的机会，善于同他们进入精神上的接触，从具体的日常生活的问题，纵谈到一般的政治问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了解到他们内心的情绪与要求，他们的思想与感觉。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找出各种提高他们觉悟程度的具体办法。
这就是说，决不要以强迫命令的方法去让人们接受我们的意见。这种强迫命令的方法，也许可以一时使人家接受我们的意见，然而这不过是勉强的暂时的接受，不是自愿的长期的接受。这种接受是很少用处的。我们应该以思想上的民主态度来代替思想上的强迫命令。我们的意见应该公开提出来，同大家商讨。因为如果我们的意见是光明正大的，是合乎大家的要求的，是基本上正确的，那么这种自由的商讨，不但不妨碍我们的意见的实现，而且更能使我们的意见易于为大家所接受，做到使人\中心悦而诚服。同时，我们的意见也决不会没有错误，这种商讨，就可以考查我们的意见是否正确，使我们意见中的缺点与错误能够在商讨中得到改正与充实。而且也只有这种思想上的民主态度，才能使人们把自己心胸中所有的思想，大胆的无顾忌的和盘托出，使我们能发现其中的错误缺点而给他们以纠正与克服的机会。思想上的强迫命令或统制，结果只能使人们把自己的真心真意深藏起来，使我们反而无法去纠正与克服他们的真正的错误与缺点。我们在共同商讨中的主要方法，应该是启发式的，而不是教训式的；应该是从旁帮助，而不是“越俎代庖”。只有这样经过对方以自己的努力得来的思想，才能真正成为他们自己的思想。这种思想，才是最可靠的，最有力量的，能够使人们行动起来的思想。
这就是说，决不要对什么人都使用千篇一律的八股文章与老调。人们的阶级、阶层、社会地位、家庭职业、生活经历、习惯、性情、文化程度、年龄、希望、要求等各不相同，所以引导他们走上革命道路的方法也不能完全相同。例如对于工人所说的话，不能相同于农民，也不能相同于知识分子。如果千篇一律去进行工作，结果必然是牛头不对马嘴而遭受失败。虽然我们知道全中国最大多数的人都会参加到革命中来，但是他们将要经过的具体道路，决然不会完全相同的。有的经过康庄大道，笔直的向目的地前进，有的则经过许多羊肠小道，迂回曲折的前进，这些都是自然的现象。因为我们所对付的，是复杂的活生生的活人，而不是模型里铸造出来的死人。这里主要的基本的种商讨，就可以考查我们的意见是否正确，使我们意见中的缺点与错误能够在商讨中得到改正与充实。而且也只有这种思想上的民主态度，才能使人们把自己心胸中所有的思想，大胆的无顾忌的和盘托出，使我们能发现其中的错误缺点而给他们以纠正与克服的机会。思想上的强迫命令或统制，结果只能使人们把自己的真心真意深藏起来，使我们反而无法去纠正与克服他们的真正的错误与缺点。我们在共同商讨中的主要方法，应该是启发式的，而不是教训式的；应该是从旁帮助，而不是“越俎代庖”。只有这样经过对方以自己的努力得来的思想，才能真正成为他们自己的思想。这种思想，才是最可靠的，最有力量的，能够使人们行动起来的思想。
这就是说，决不要对什么人都使用千篇一律的八股文章与老调。人们的阶级、阶层、社会地位、家庭职业、生活经历、习惯、性情、文化程度、年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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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等各不相同，所以引导他们走上革命道路的方法也不能完全相同。例如对于工人所说的话，不能相同于农民，也不能相同于知识分子。如果千篇一律去进行工作，结果必然是牛头不对马嘴而遭受失败。虽然我们知道全中国最大多数的人都会参加到革命中来，但是他们将要经过的具体道路，决然不会完全相同的。有的经过康庄大道，笔直的向目的地前进，有的则经过许多羊肠小道，迂回曲折的前进，这些都是自然的现象。因为我们所对付的，是复杂的活生生的活人，而不是模型里铸造出来的死人。这里主要的基本的原则，是要善于使人们从实际的行动中，从经济的政治的与思想的斗争中，从切身的经验中，锻炼他们自己，提高他们自己的觉悟程度，使他们成为坚决的革命的战士。脱离行动、脱离斗争、脱离切身经验的宣传教育工作，是浮面的，不深入的，不能动员人们为了革命而牺牲奋斗到底的。
这就是说，对于人们的错误与缺点，要诚恳的劝导，采取忠恕的态度。错误与缺点是谁也免不了的，错误与缺点是要改正的。因此，对于有错误与有缺点的人，我们应该不怕麻烦的以诚恳态度去劝导他们，而且要善于利用具体的事实向他们证明，他们的错误与缺点，对于他们自己的事业何等不利。要有一而再，再而三的忍耐心，以至诚与忠恕的态度去感动他们。千万不要把“大帽子”（如汉奸或机会主义者等大帽子）随便戴在人家的头上，随便以讥笑谩骂与打击斗争的态度，对待犯错误与有缺点的人。即使有人在再三劝导之后，对于自己的错误与缺点，还是不能了解，我们也要有等待他们觉悟的忍耐心。要给他们以充分的时间去思索，去纠正自己的错误与缺点，不要操之过急。我们总要更多的设法给人家一条自新的活路，不要把人家“逼上梁山”，使人家“走投无路”！
这就是说，要善于根据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形，群众具体的要求和情绪，去进行教育群众和说服群众的工作，而坚持反对“朝三暮四”，“东倒西歪”的各种动摇，反对有时看到革命形势的有利条件就兴高采烈到疯狂盲目程度，有时看到革命形势的不利条件就垂头丧气到悲观绝望程度的那种从这一极端跳到另一极端的现象。中国古人有句话说，“过犹不及”，“过分”与“不及”都是不正确的。中国人过去讲究的“中庸之道”，如果不把它像古代及现时的许多人那样解释成为折衷主义，调和主义，如果不像过去和现在许多人那样，认为它是把历史的东西和思想当成僵死不变的东西和教条，这就可以看作一定历史事物在一定时间空间中所持的坚定的、中肯的、恰当的、如《中庸》上所谓的“强哉矫”的立场。一切过分的、偏激的或庸俗的、不及的论调，都是夸大片面性的结果。只有坚定不动摇的不偏不倚的正确立场，才能使人们迈步前进，才能有力量去克服一切困难，才能教育人们正确的把握现实与改造现实。我们共产党人所进行的两条战线的斗争，即是反对过分与不及的偏向的斗争。一些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看成简单的“过激”言论，这实在是由于他们的无知。
在目前民族抗战的大时代，我们认为中国人中除了极少数死心塌地甘为日寇走狗的败类之外，绝大多数都是愿意为中华民族的最后解放而奋斗的。只要我们能够以“循循善诱”与“诲人不倦”的精神去进行教育，就一定能使全中国绝大多数人都成为民族解放的良好战士，而使反对我们的力量减少到最小限度。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使全中国的人同我们一起，向着光明的前途迈进。一切真正的革命者，真正革命的政党，决不能采取愚民政策，决不能惧怕民众走向自我觉醒，走向自由与光明的道路，而应该使自己成为他们的好朋友，成为他们的模范，成为他们的教师，使他们成为自由与光明的坚决拥护者。旧社会中人们的愚昧与无知，是人类进步的极大障碍。我们的任务是在扫除这种障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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