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急功近利的学风。例如，对于理论联系实际作简单化庸俗化的理解，把基础理论的研究当作脱离实际来批判，认为任何理论都必须收到立竿见影之效。十年内乱时期形而上学猖獗，实用主义横行一时。林彪提出急用先学，做什么学什么，一度成为指导思想。实用主义恶性膨胀的结果便是抛弃系统知识和基础理论，否认完整准确地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必要性，扬言只要背诵一小本语录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拨乱反正，实用主义受到了批评。但我们在划分实践观点和实用主义的区别上还没有给予充分的注意。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实践检验真理的标准，同时又必须划清实践观点和实用主义的界线，以防止实用主义所起的以紫夺朱混淆是非的作用。
我觉得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中所举的一个例证很值得我们思考。他说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扩大耕地，砍光了森林，虽然当时收到了效益，可是失去了森林也就失去了积聚和贮存水分的中心，以致使这些地方后来竟成了荒芜不毛之地。这个例证告诫我们在坚持实践观点的时候不能采取急功近利的态度，必须把眼光放远，不能只顾眼前之效。正如列宁所说，“实践标准实质上决不能完全地证实或驳倒人类的任何表象。这个标准也是这样的?不确定?，以便不至于使人的知识变成?绝对?，同时它又是这样的确定，以便同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一切变种进行无情的斗争”。（《列宁全集》第１４卷第１４２—１４３页）
认识论中的另一个问题也值得我们探讨，即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这一问题，目前理论界已有所涉及，值得我们注意。我们已经习惯地认为，一旦形成概念、判断就进入理性认识，就反映了本质。这是一种误解。实际上有大量的概念、判断只反映了现象，并未反映本质。另外，说感性认识只是感觉、印象，这也不妥。概念也有发展过程，就是由抽象概念到具体概念或由知性到理性。因此，不能说一旦形成概念，就掌握了本质。这是把问题简单化了。
德国古典哲学自康德起采用了三范畴，即：感性、知性、理性。后来黑格尔也承袭了这一用法，只是赋予了不同的涵义。我认为在认识论中可以考虑用感性、知性、理性三范
畴去代替感性和理性两范畴，这样就可避免前面所说的那种缺陷。划分知性和理性的区别很重要，因为这有助于辨清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界限。按照黑格尔的解释，知性的特点是坚执固定的特性和各种特性间的区别，凭借理智的区别作用对具体的对象持分离的观点。它把我们知觉中的多样性内容进行分解，使它们变成简单的概念、片面的规定、稀薄的抽象。所以，知性所达到的只是抽象概念或抽象的普遍性。它不能反映事物的整体、本质和内在联系。这种抽象的普遍性不是把个体性和特殊性统摄于自身之内。用通俗的话说，就是它拆散了事物的多样性统一，使本来具有内在联系结合在一起的各种特性变成只有松散的外在关系。黑格尔所解释的知性和理性的区别是恩格斯所肯定的。他在《自然辩证法》中说，黑格尔所规定的知性和理性的区别是有意思的。长期以来，我们几乎把知性这一概念完全摒弃，以致常常使它和理性的概念混淆起来。从而知性的分析方法也就往往被视为正确的方法而通行无阻，以致成为简单化、概念化的思想根源之一。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提出了研究政治经济学的两种方法，一种是由浑沌的关于整体的表象出发，在分析中达到越来越简单的概念，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作出一些最简单的规定，这是十七世纪古典经济学家所采取的方法（即知性分析法）。另一种是由上面的行程再回过头来，达到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马克思把这称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并且断言这才是科学的正确方法（即辩证的方法）。后一种方法才达到具体的普遍性，也就是说才反映了事物的整体、本质和内在联系。不过，我们同时也要注意马克思并不是全盘否定知性的分析方法。照他看来，知性分析方法出现在认识过程的一定阶段，它只在一定范围内方有效准，一旦越出这个范围就会变为谬误。知性分析方法是有片面性的。采用这种方法的人往往以为抓住了事物的某个主导方面，即所谓抓要害，就算抓住了事物的整体和本质。事实上事物的主导方面不是孤立自在的，而是和这一事物的其他方面紧密相关，彼此相涵，有着不可拆散开来的内在联系，从而构成多样性统一的总体。因此，我们要记住列宁的话：必须把握、研究事物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才可以防止错误，防止僵化。我国历史上一些尊重事实治学严谨的学者也说过一些值得注意的话。比如，戴震所提出的“巨细必究，本末兼察”，我觉得就可以参考。在认识论方面象这类问题还有不少，都值得我们去认真探讨。倘使我们在认识论的研究方面有所突破，有所前进，那么就可以使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得以提高。我觉得这在我们的理论
建设中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三、马克思主义与文化批判
继承过去的遗产，吸取外国的东西，必须有批判，不批判就无法继承和吸取。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要在各个学术领域中树立起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旗帜。他又提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后来，批判的名声被搞坏了。特别是在十年内乱中，所谓大批判已经变质为恫吓诬陷的手段，这就需要拨乱反正，为批判恢复名誉。批判一词原是德国古典哲学使用的术语。康德的哲学就称为批判哲学。按其本义，所谓批判指的是对旧形而上学的各个范畴加以重新的衡量和估价。这也就是说，对于那些从未经过追究的既成范畴去进行考核，探讨这些范畴究竟在什么限度内具有价值和效用。批判是不接受未经考察过的前提的。就这一点来说，批判具有反对盲从，反对迷信，提倡独立思考的积极意义。十八世纪的启蒙学者可以说是开创了批判精神的先河。恩格斯说：“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知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自然，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不是以思维着的知性为依据，而是以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把一切放在实践的法庭上去衡量、去再估价。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不是宗教，因此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也就是科学精神，不接受未经考察过的前提的。这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作为革命的科学理论，它本身也是在不断经受实践的验证的。
马克思主义向来认为原则不是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不能用原则去剪裁事实，而只能从事实中把原则抽绎出来。在封建时期，我国的经生讲究家法，师之所传，句句都是真理，一字毋敢出入，背师说即不用。但是清代也有一些具有胆识的学者，不为这种僵硬刻板的法度所拘。近代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就不乏这种具有卓见的人物，戴震就是一个杰出的代表，他的《孟子字义疏证》就是一本精湛之作。难道我们今天马克思主义者不更应以这些前人作为光辉榜样并力求超过他们吗？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就是以这种实事求是的批
判精神作为自己立身行事的准则，并建立他们的伟大学说的。马克思在１８４４年写的《手稿》中就已指摘了国民经济学把应当加以论证的东西当作理所当然的东西的错误。他还说他们就如神学家用原罪来说明罪恶的起源那样，把应当加以推演的东西当作历史的事实了。马克思主义和这种独断论的态度相反，它接受实践的检验，自觉地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毛泽东同志说马克思主义是不怕批评的。就包含着这种意思在内。在我们党内有两次都在马克思主义领域内进行了严格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第一次是在１９４２年的延安整风。第二次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冲破长期存在的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为目标的解放思想。马克思主义具有生命力，因为它是革命的，而不是僵化的，所以它不怕批评和自我批评，经得起实践的检验，并在实验的检验下充实自己，发展自己。
我们在贯彻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上，曾经产生过偏差和错误，“文化大革命”中的所谓“大批判”就是开国后历次思想批判运动的消极因素的发展和恶性膨胀，它为少数野心家利用，以致造成一场全民大灾难。全国解放初期，我们曾警惕过“无产阶级文化派”所犯的错误，对我国文化遗产，特别是对戏剧采取了比较谨慎的态度，因而所犯错误较少，成绩也较显著。这和我们如何认识并掌握作为文化批判依据的某些马克思主义原则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是主张批判继承的，这就是既有肯定，又有否定，既有克服，又有保存。这就是“扬弃”。过去我们很少谈否定之否定律，这对批判继承问题有一定影响。否定之否定是黑格尔辩证法中的一条规律，同时又是他构成自己哲学体系的主要原则。他的体系毫无例外地都是按照自在——自为——自在自为即否定之否定的三段式构成的。黑格尔为了使自己的哲学纳入这个整齐划一的三段式的结构，往往采取了人工强制性手段，特别是在由一个环节向另一个环节过渡时就显得十分晦涩，甚至神秘。但是，唯物主义者是完全可以批判地吸收黑格尔的这一思想，并运用它来观察历史的。黑格尔认为哲学的发展不外是一种哲学体系推翻另一种哲学体系，但尽管如此，哲学史却并不是错误陈迹的展览。他认为每一种被推翻的哲学都作为一个低级阶段保存下来了。比如辩证法就超越了同时也包括了诡辩论、怀疑论、相对主义。这种历史发展上的否定之否定的观点，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肯定的。但在我国理论界却未受到应有的重视。这大概是受到斯大林把否定之否定律当作黑格尔的遗迹力加摈斥的影响。毛泽东同志也没有纠正这一偏颇，他对否定之否定律也有意见。他的文章中从未提过这一规律。听说，他以为生活中有些例子很难用否定之否定规律
去说明。比如封建社会否定奴隶社会后资本主义社会又否定封建社会，就没有包括低级形态在高级形态上的复归现象。但这是由于某些规律具有这样一种特性，即它只在更宽广的时空领域内才有效准。正如恩格斯在《致苻·博尔吉乌斯》中说的：“我们所研究的领域愈是远离经济领域，愈是接近于纯粹抽象的思想领域，我们在它的发展中看到的偶然性就愈多，它的曲线就愈是曲折。如果您划出曲线的中轴线，您就会发觉，研究的时期愈长，研究的范围愈广，这个轴线就愈接近经济发展的轴线，就愈是跟后者平行而进。”比如，私有制否定原始共产社会后，共产主义社会又否定私有制社会，这就构成了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规律。固然，象黑格尔那样采用人工强制手段运用否定之否定律建立整齐划一的三段式的体系结构是牵强附会的，但我认为也不可由于他机械运用的缺陷就否定这一规律。否定这一规律就会把文化发展的曲线进程看作简单化的直线进程，并且还会产生更严重的恶果。我以为，“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所谓“彻底决裂”以及把过去文化一概斥为封资修加以消灭，是和长期以来不讲否定之否定律，歪曲科学的批判精神分不开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不是简单的全盘否定，而是含有前面所说的那种扬弃的意义。
我们曾对批判继承文化遗产问题做过一些探讨，这几年更有突破。例如，以唯物唯心或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来划线去评价文化艺术遗产，就是曾经引起过讨论的问题。我们坚持唯物主义，这是不容置疑的，但是把过去思想的发展史概括为唯物论和唯心论两条路线的斗争，并且认定只有唯物的才是好的，值得继承的，而一切唯心的都是坏的，必须抛弃，这就有些简单化了。列宁曾经说，“聪明的唯心主义比愚蠢的唯物主义更接近于聪明的唯物主义。”（《哲学笔记》第３０５页）黑格尔哲学就是聪明的唯心主义，它比那些被恩格斯称为江河日下和叫卖小贩的庸俗唯物主义者（即愚蠢的唯物主义者）更接近辩证唯物主义（即聪明的唯物主义）。（⑷⑸）现实主义原则也是我们要坚持的，但如果把千百年来的文艺史一律归结为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斗争，那也失之简单化。根据这种观点就无法解释许多文化、文艺历史事实。难道文学史上许多伟大作家、诗人不是不仅是现实主义者，同时又是浪漫主义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