则是没有异议的。两者都表示冲突根源应该从社会结构和社会机制里面找。而要真正解决某一特定的冲突，也要通过改变一些社会事实来实现。! x9 p5 M- J\ 三. 整合, G\ 可以说，功能论与冲突论各自说明了一个事物的两个侧面，既提供了对社会的一定解释力，又遇到了社会复杂性的难题。而由于有了达伦多夫和科塞对社会学理论的建树，功能主义和冲突论逐渐融合成为了现代的冲突理论。 现代冲突理论研究冲突的起源与形成，也强调社会冲突的“正”功能，比功能主义更具有建设性。它认为冲突不仅导致了社会不和谐，它还具有社会整合的作用，其兴趣在于冲突通过怎样的机制推动变革，阻止社会系统的僵化。现代冲突论在承认社会冲突的普遍性的同时，将社会和谐作为了研究落脚点，并建设性地认为社会冲突具有社会整合的功能，是社会变迁的动力。稳定本身是个中性词，可能意味着良性的秩序，也可能意味着保守、滞后、不公平、酝酿着危机的秩序。表面的稳定可能在为激烈的社会动荡酝酿爆发力，良性、持续的政治发展才能为社会与政治稳定提供长治久安的活力。 & T [' y% L3 t- s6 Y3 s; p2 _ 现代冲突理论的出现很有效地解决了达伦多夫和科塞关于冲突观点的区别，也很好地融合了两者的联系，它将两者的冲突思想的精华展现了出来
在谈到有关社会冲突理论的时候，不能忽略米尔斯。这位最早对帕森斯功能主义进行批判的人，这位被称为20世纪50年代最有影响的批判者的美国“非主流社会学家”，是公认的社会冲突论的先驱。他批判了社会结构的约束力量对个人发展的制约，并在这一基础上阐述了社会冲突思想。在《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1951）一书中，米尔斯谈到“繁琐的等级划分往往使个人出于孤立状态，同时也使得个人的技能变得支离破碎”，“很多中产阶级的业余时间都用来满足他们的地位需求方面了”。米尔斯以中产阶级为切入点，提到了人们在社会结构中的无奈忙碌、疲于应付，提到了人们自身与社会对立的一面。在《权力精英》（1956）则指明了在经济和政治上占有更多资源的精英们的决策决定了社会基本结构和趋向，左右美国中下层普通民众的生活。他给我们提出了不同阶层间的人爆发冲突的可能性。
社会冲突理论吸取了早期马克思、韦伯和齐美尔的冲突思想，经达伦多夫和科塞的发展，逐步成为具有很大影响力的社会理论。科塞的冲突理论主要是继承了齐美尔思想并加以扩展完善而成。从本书的十六个命题的书写结构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一点，其遵循了“齐美尔冲突思想——解释阐述——穿插例证——总结归纳”这样一个行文模式。所以读起来清晰明了，结构紧凑而有序。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于孙立平教授的翻译水平。
关于冲突人们很早就发现了它的存在，马克思、齐美尔、韦伯之后，到第一代美国社会学家和芝加哥学派都强调了冲突及其作用。可是二十世纪中期的几十年里，随着社会学研究向公共、私人领域转变，社会学家的立场也进行了转变。强调整合与秩序的结构功能论居主流地位。科塞在本书导言中表达了对这一立场的不满，提出讨论社会冲突分类和功能的必要性。 科塞在本书中主要讨论了如下几种冲突类型，它从分类入手将功能予以阐述，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第一，现实冲突和非现实冲突。这种冲突的分类来源于齐美尔的“作为手段的冲突”和“作为目标的冲突”。以前在读布劳社会交换论的时候同样看到了区别目标和手段的提法。作为手段的交换是获取外在报酬，作为目的的交换本身可得到情感上的认可和支持。这里与之类似，现实中的冲突是为了追求满足，追求没有得到的目标。而非现实冲突可归结为“释放紧张状态的需要”。二者的区别在于：现实冲突是为了获取一定目的的需要，如果通过其他途径可以达到同样目的，那冲突这种形式就可以避免。比如劳资冲突时，劳方通过较为激烈冲突手段像罢工、抗议、游行可以获得缩短工作时间，提高待遇的目的，若劳方还可以通过其他合
理方式获得相同的目的，那冲突就可能被取代；非现实冲突因是“释放紧张状态的需要”，它只能做冲突对象的调换而不能取消冲突本身。
同交换中有混合交换一样，冲突中也有混合冲突，由于人们所处情景的复杂性，情感的非理智性，再加上宣传家的作用。两种冲突往往交叉混合。区分两种冲突的目的在于找出冲突的根源，寻求最适当的解决办法，从而有助于社会的控制和稳定。
第二，内群体冲突与外群体冲突。内群体冲突发生在群体内部成员间，其剧烈程度与人格投入有关。当那些将更多人各投入到群体中，积极参与群体生活中的人发现群体中有“叛徒”或“异端分子”的话，必然会产生一种爆烈式的反应。因为叛徒会离开本群体加入他群体中，威胁原先群体的存在。而异端分子虽然仍然在本群体中活动，保持本群体核心价值观和目标，但思路手段的不同会使他们分裂群体，给群体带来伤害。所以群体对异端分子的敌意要比变革者的敌意更强。
与外群体冲突会增强内部凝聚力，并且外部冲突与群体结构起到一定影响，所以一些小的群体倾向于不断在外部寻找敌人，从而维护群体团结。
第三，意识形态冲突。意识形态冲突具有“更高尚、更激进、更冷酷无情”的特征，因为个人抽去自身人格甘愿为集体利益奉献。从历史中我们会发现，意识形态冲突存在时间长久，人们参与面广。到现在东西方某些意识形态冲突仍存且难以弥合。在这里就要提下知识分子，知识分子通过掌握的知识优势对意识形态冲突具有强化作用。通过极富感情色彩的意识形态语言来将不同层次群体的矛盾冲突转化为意识形态的冲突。而这种意识形态冲突又很可能被别有用心的政治家所利用，从而达到鼓动公众反对另一个国家的目的。
第四，初级群体中的冲突，科塞也进行了一些讨论。像夫妻、家庭这种凭借血缘、亲情、爱情结合在一起的初级群体一般来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不大，因为群体内的成员会为了紧密地群体而去化解消融彼此的冲突。可一旦潜在冲突难以化解，越积越深，其毁灭性是非常严重的。
在读本书中一直萦绕于心的一个问题是科塞通过他自己的分类是否将冲突各类形式全部囊括在内了。文化冲突是否属于意识形态冲突呢？当今社会流行的“文化本位”和“社会本位”冲突是否可以用知识分子群体和普通大众群体的冲突进行解释呢？比如于丹，她通过自己对中国古典文化的解读，将两千多年前的经典通俗地介绍给大众，赢得了公众的喜欢。然而，一些专门研究这些的学者却认为于丹对经典的解读存在了太多的错误，对公众是个误导。那以传承、发扬、完善文化为指向的“文化本位”重要呢，还是以社会需求、公众需要为指向的“社会本位”更重要呢？这些问题都是需要我继续思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