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固然与吉登斯一贯的寻求超越“左”和“右”的二元选择模式而采取的比较温和折中的批判态度和学术立场有关，他在把对现代性问题的反思推向深入的同时，也反对任何一种极端的激进路线。但是，另一方面，吉登斯认为：风险社会、反思性现代化或激进的现代化与那种力图解构现代性的“后现代”思潮并不是一回事。“后现代”思潮否定或者说摈弃了现代性构思中的合理成分，但实际上像资本主义的扩张、科学与技术变迁的后果、民主的扩大等等这些现代性的动力源泉依然存在，现代社会并没有消逝。
所以，要分析和解释现代性问题的形成原因，仅仅发明一些诸如“后现代“之类的新概念是不够的，相反，我们必须重新审视现代性本身的特征，我们只有也只能通过现代性去反思现代性，从而使现代化获得“新的涵义和雅致”。在西方社会的理论界，对现代性的反思，首先是指检审工业化现代的危机和后继问题，并由此建构社会现代化的更新理论。
这种理论认为：反思性现代化作为当前的现代化的特定阶段，其特征是：科学化日益成为社会实践的一种政治行动，国家、集团的决断———风险行为无不以科学的推论为前提。因此，需要检审科学在实践中的政治化，分析作为政治行为的理性前提的科学化可能引发的冲突和后果。吉登斯对此是十分认同的，他指出：“今天我们所面临的许多不确定性正是由人类知识增长创造出来的。”“过去一直将科学与技术看作政治之外的事情，但是这种观点也已经变得过时了。”
在吉登斯看来：我们所面临的新风险当中，有许多在没有科学分析工具情况下是无法察觉的。但是，对风险的评估不能简单地交给科学家去做，也不能简单地接受科学家们的研究结果。因为新的风险情形的特征在于科学家们相互之间经常存有分歧，而且，所有形式的风险估算和应对策略，都暗示着对价值观和所中意的生活方式的考虑，它们还与权力和既得利益体系关系密切。
所以，政策制定者们能够依赖的、线条清晰的一系列发现现在是不存在的：相反，倒是研究萌生了许多模糊的结论和备受争议的解释。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对那些并非起源于政治领域的风险加以政治上的管理。于是，政府的众多政治决策都会涉及到管理风险。但是，在风险社会里，政府的决策往往存在着两难选择的困境，缺乏现成的解决良方，因为新型风险的特点是：就连它们是否存在也是有争议的。
因此，作为“风险管理者”的政府“在产生风险决策的每一个步骤上，都需要有一定的协商程序，这一程序通常必须有专家、政府和外行人士参加，许多风险情形的复杂性通常意味着协商的范围必须是非常大的。”
（3）风险的两重性
吉登斯在阐释现代社会的风险问题时并不是片面、单纯地描述风险的各种负面影响，而是强调了风险是具有两重性的。吉登斯提出：风险社会的出现并不完全与避免危机有关，风险有其积极的方面，从积极的角度来看，风险社会是一个人们的选择余地扩大了的社会。
所以说，“风险一方面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了我们所面对的各种风险———其中最大的风险是由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另一方面又使我们的注意力转向这些风险所伴生的各种机会。风险不只是某种需要进行避免或者最大限度地减少的负面现象，它同时也是从传统和自然中脱离出来的、一个社会中充满活力的规则。”
我们生活在一种由风险的影响普遍化而形成的“风险文化”之中，风险的主题将社会政治的各种不同领域联结了起来，我们越是要就未来事件作出积极的决策，我们就越需要从风险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因为“世界的现代性质与其说是以任何特定的科技、制度或信仰体系为特征，不如说是以当代社会新提供的浩如烟海的机遇和风险为特色”。
为了全面、准确地认识风险，吉登斯列出了一个风险矩阵：
在这个风险矩阵中，机会与创新显然是从风险的积极方面来考虑的，因为风险给人们提供了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发展道路的可能和机会，人们通过积极创新去把握这种机会，就可能把理想化为现实，这在经济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积极地利用风险作出投资决策被看作是市场中最富有活力的一个方面。而安全与责任则是针对风险的消极方面提出的。正如吉登斯所说的那样：“我们一个人的生活是如此，全人类生!!!\活在整体上也是如此；一方面，我们很容易看到可以把我们从过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许多新机遇；另一方面，我们几乎到处都能看到灾难的可能性，在许多情况下很难确切地说事情会朝哪一方面发展。”
在当代社会，有些维持我们共同生活的手段恰恰是对人类共同生活的主要威胁，所以，无论人们是否愿意，有些风险是人类所不得不共同面对的。那么，如何防范和降低风险带来的负面影响，谋求一种相对安全的环境，这就涉及到承担风险的责任问题。德国社会学家贝克指出：“工业社会与风险社会的差异，首先是由财富分配与风险分配来区分的。”!+#（，%)-.）吉登斯也认为：“谁应当对（无论是个人、国家，还是其他组织所采取的）当前行为的将来后果承担责任，是新型政治主要关注的问题之一———如同在情况恶化的时候，由谁、怎样、以及利用什么资源提供安全保障的问题一样。”
既然没有人可以逃避风险，那么被动地经历风险与积极参与风险、主动预测风险之间就存在着根本的区别。因此，吉登斯极力主张应当形成一个政府、企业和劳动者都成为负责任的风险承担者的社会，正是基于这种观点，吉登斯对西方国家现行的福利制度展开了批判。吉登斯认为：福利制度最初是作为一种提供生活保障的国家体制、作为一条防范风险的途径而发展起来的，它产生于“自然界仍是自然界，传统仍是传统”的社会背景之中，与私人保险的早期形式一样，它是在外部风险的假设基础上建立的，为人们防范诸如疾病、伤残、失业等事故提供集体保险。
所以，长期以来，福利国家制度一直被看作是实现社会公正和收入再分配的一种手段。但是，随着风险社会的到来，这种旧式的福利制度出现了日益严重的危机，其表现并不单纯是在财政上的，更是一种在“人造风险”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中出现的风险管理危机。因为这种福利制度不但创造了一种依赖性的文化氛围，甚至导致了一种“道德公害”：就是人们理性地利用福利所提供的保障，来改变自己的行为，比如人们利用福利救济逃避劳动，就在事实上制造了新的失业。这样，福利国家“与其说是资源的0汇聚点，倒不如说是风险的所在地”。
针对现行的福利国家制度存在的严重弊端，吉登斯提出了他的改革方案，倡导一种积极的福利：要在关注经济利益的同时关注心理利益的培育，要尽量在人力资本上投资，并进一步把福利供给的重组和公民社会的积极发展结合起来。为了更准确地表达其改革思想，吉登斯还提出用“社会投资国家”的概念取代福利国家的概念，据此对社会实行有效的风险管理。这种有效的风险管理，“并不仅仅意味着减小风险或者保护人们免受风险影响；它还意味着利用风险的积极而富有活力的方面，并为风险承担提供必要的资源。”在这里，风险承担不单是企业家活动中的固有因素，它同样也适用于劳动力。
综观吉登斯的现代社会“风险”思想，我们不难发现其内在的逻辑性和鲜明的现实性。它不仅阐述了对现代性问题的深刻反思，同时也指明了认识现代性本质的新的路径。它一方面向人们展示了现代社会的各种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又为人们指出了通过社会改革，不断积极探索的前进方向。而且，无论是对现代性现状的认识，还是对现代性未来的把握，吉登斯
都不是盲目乐观或者消极悲观的，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其风险思想“已经超越了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之分。风险既是我们生活的动力机制，也是我们面临的新两难困境的中心难题。??在机遇和风险之间，能否达到有效的平衡，就取决于我们自己了。”
应当看到，吉登斯对现代性的阐释是以西方社会作为出发点的，其现代社会的风险思想也是依据对西方社会现状的分析研究而提出的。西方社会在经历了简单现代化之后，已经步入了反思性现代化的新阶段。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目前大多面临着简单现代化和反思性现代化这双重境域。因此，在相互联系日益紧密的全球化时代，西方社会的反思性现代化的影响也会渗入到发展中国家，从而使其现代化的情形变得更为复杂，以致在人们的思想认识上产生诸多的困惑。
因此，强调现代化的风险意识就显得尤为重要。我们既不能把现代化设想为完美无缺的境界，以为一切问题都会随之迎刃而解，但也不能把现代化看成是充满灾难的“陷阱”，以偏概全地从怀疑走向否定。因为现代化是强国富民的必由之路，是谋求赶超先进的发展中国家不得不面对的风险决策，其机遇和挑战并存。我们一方面应当尽量防范和减低现代化这种风险的消极影响，另一方面也必须极力利用和发挥现代化这种风险的积极作用，趋利而避害，这才是一种可取的正确态度，也正是我们对吉登斯的现代社会“风险”思想进行分析研究的意义所在。
（4）现代社会风险的成因 吉登斯认为，“风险社会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今天影响着我们生活的两项根本转变。两者都与科学和技术不断增强的影响力有关．尽管它们并非完全为科技影响所决定。第一项转变可称为自然界的终结；第二项．传统的终结。”所谓自然界的终结，是指主要由于科技变迁的加剧．在物质世界的各个方面当中，现在未受人类干预影响的即使有，也是寥寥无几，在某一时刻．大约50年前．我们不再那么担心自然界可能会给我们带来的不幸。而是开始担心我们已经给自然界造成的后果。这一转变为人们踏入风险社会带来了一个重要的起点。而生活在传统消亡之后，实质上就是生活在人们不再听天由命的世界上。这一转变，贝克称之为“个人化”。
“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我们会遭受坐上现代性的毁灭性力量之背的那些负面后果?”吉登斯提出了几种理由。首先是现代世界在设计上的失误，那些设计现代世界各种要素的人犯了一系列的错误。其次是操作者的失败。但吉登斯却认为其他两个因素才是具有根本的重要性．即：意外后果和社会知识的反思性。也就是说，一个系统性的后果根本不可能被完全预知．新知识持续不断地将系统推向新的方向。由于所有这些原因，我们不能完全控制毁灭性力量，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完全掌握现代世界。”事实上，吉登斯关于社会风险(他有时又称风险社会)原因的阐述，除了以上几种说法外，还提到现代性的三个动力机制在其中的作用：
第一个是时空分离与重组。在前现代社会，时间与特定的社会行动的地点相联，只有当全世界拥有标准化的时间，时间摆脱特定空间的制约．才使得跨越无限时空距离、对社会关系进行规则化控制的现代组织成为可能。于是，现代性导致了全球化，没有人能脱离由现代性所导致的转型：
第二个推动力是被吉登斯称之为社会结构的“脱域机制”，即社会关系被从地域化情境中“提取出来”，并跨越广阔的时间——空间距离去重新组织社会关系。日常生活的许多领域从个人的经验中脱离，被符号化，并成为专家系统的专门技术领域。于是，对那些抽象系统的信任成为人们日常行动决策的基础，因为每个人最多只能占用专门知识与技术的表层肤浅部分。这样一来。在使得某些生活领域中风险性降低的同时．又建立了一种没有人能直接控制的社会影响方式，反而促成了一些先前年代知之甚少或全然不知的高后果风险；因为个人经常碰到决定命运的危机时刻，需要通过反思。组织自己的生活规则，
第三个动力：反思性。前现代的社会是通过传统或习俗维持的，现代社会依赖理性，但却并未将其视为必然的具有道德意义的外在权威，相反，怀疑倒是现代理性的普遍特征．甚至将极端的怀疑制度化，坚持所有的知识都采取假说的形式，于是，自我必定是反思性地产生出来，在多元化的权威中进行选择。
（5）风险社会或社会风险的后果
阅读吉登斯的著作，我们可以看到，吉登斯基本上认为，风险作为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它对社会的影响是深远和全方位的。比如，吉登斯认为：。“风险社会的出现带来了几项有趣的后果。这些后果应当引起任何人的关注。”
一、随着人为风险的扩散，风险有了新的加剧。新科技对我们产生着长期的影响，随之而来的是对人们已经认为理所当然的种种做事方法的几乎没完没了的修正。在这样一种社会秩序下，前途越来越令人劳神费力。同时也越来越晦涩难解。把握前途的直接线索很少。有的只是多样化的“未来可能性”；
二、人造风险的普遍化造成这样一种新的道德气氛：决策工作所受到的困扰一方面来自于对“耸人听闻”的指控．另一方面又来自对“欲盖弥彰”的指责。这种政治困境是司空见惯的，但却没有现成的解决良方；
三、从积极的角度来看，风险社会是一个人们的选择余地扩大了的社会。选择余地现在显然是依据阶级和收入而不同地分配的。由于习惯的做事方法变得充满问题，所以人们必须在从前被认为理所当然的行为规范所指导的种种领域中作出选择，而科技创新通常使人们的选择范围扩大成为可能：
四、在风险社会中，现代化的涵义有所不同，反射性现代化能适应现代秩序中的极限和矛盾．人类社会可能从简单的现代化进入反射性现代化(或者自反性现代化)；
五、人们与科学的关系发生了变化。现在人人都认识到科学的本质上的可疑陛质； 六、必须重新审视福利国家，吉登斯认为，福利国家的危机并不纯粹是财政上的，它是一个被新型风险的左右的社会中的一场风险管理危机。而以上每一个的影响又是极其重要而不可忽视的。
（6）风险社会中的主体策略
至于如何对待现代社会的风险?针对人们通常容易产生的恐慌心理．吉登斯一再提及“同以前存在的社会秩序形式相比，一个风险社会。其内在的危险性或危害性并不更大。前现代社会中，没有风险观念，其原因在于，人们把危险当作命中注定。危险要么来自于上帝．要么仅仅来源于人们认为是理所当然地存在着的世界。风险理念与实施控制的抱负，特别是控制未来的观念密切相关。虽然风险社会概念或许使人想到一个危险性增大的世界。但是情况并不一定是这样。实际上，这是一个越来越一心关注未来(还有安全)的社会，风险观念由此产生。”
吉登斯不仅关注宏观的社会变迁，也关注现代社会中个人的境遇。我们接下来就会看到，吉登斯视野中的主体对待风险的不同态度，和采取的不同策略。现代生活不可避免地会与危险相伴，这些危险不仅远离个人的能力，也远离更大的团体甚至国家的控制。甚至，这些危险对千百万人乃至整个人类来说都可能是高强度的和威胁生命的，这些风险并不是什么人刻意选择的。灾祸临近感已成为当今时代的一大特征。现在人们正在经历的全球性风险的巨大后果，是现代性脱离控制、难以驾驭的关键。
我们如何能经常不断地把具有极大威胁却又远离个人控制的危险铭记在心呢?对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不可能的。那些整天都在忧心核战争是否会爆发的人，很容易被人认为是神经错乱但是在日复一日的日常生活中，这种观点会变得麻木起来。甚至在某个公众集会上收集这些话题的人也容易被看成是歇斯底里和笨拙可笑。
吉登斯认为，生活在高度现代性世界中，便是生活在一种机遇与风险的世界中。这是为
适应自然的支配和历史反思性所创造的那种体系的必然衍生物。为此，就现代性的风险景象做出适应性反应而言，非专业人士和专家之间的重大区别并不明显。他区分了四种可能的适应性反应：
第一种是实用主义地接受现实，这种反应的中心论点是生存，不是一种从外部世界的退却，而是一种实用主义的参与，从而维系着对日常问题与目标的关注。实用主义背后的态度既可能是悲观主义的论调，也可能是充满希望的想法，二者彼此矛盾地共存。
第二种是持久的乐观主义，它实际上是坚持启蒙主义的态度，一种持之以恒的对天意理性的信仰，而不论当前威胁着我们的危险是什么。在分析了人们通常对于社会风险的适应性反应如麻木、悲观、盲目乐观等的基础上，吉登斯认为。“我们不能消极地对待风险。风险总是要规避的。但是积极的冒险精神正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经济和充满创新的社会中最积极的因素。生活在全球化的时代里意味着我们要面对更多的各种各样的风险。我们在支持科学创新或者其他种类的变革中．可能应该表现得更为积极些，而不能过于谨慎。”
第三种：与上述态度对立的是犬儒式的悲观主义。这种态度设定了与后果严重的危险引起的焦虑之间的直接关联。犬儒主义并非冷漠，也非认定就只有厄运，它是通过幽默和厌倦尘世的方式来抑制焦虑和情绪上影响的模式。
最后一种适应性反应是激进的卷入，是针对已察觉的危险之根源的实践性搏击。持此态度的人认为，在我们面临严重问题的困扰时，我们仍然能够而且应该动员起来以降低其影响或者战胜它们。当然，自发运作的风险，与那些建构到社会生活的约束因素中去的，或者是建构到一个人所认可的生活方式中去的那些风险之间，是有差别的。
制度化的风险环境提供了某些个体能够对稀缺的风险资源加以选择的情境，这包括他们自己的生活。然而，自主运作的风险，与一种以漫无目的的方式对个体产生影响的风险之间的区分，常常是含混的，而且并不总是与外在的制度化风险环境之间的区分有明确的对应关系。正如前面所提到的，植入现代经济中的风险因素几乎影响到了每一个人，无论某个特定的个体是否是在经济秩序中表现为积极主动。
他还特别提到对运用科学知识来解决风险问题的看法，吉登斯认为，“由于生态方面的危机，对科学产生敌对态度。甚至进一步对其他的理性思想也采取敌视的态度，这种态度显然是不可取的。因为没有科学的分析手段，我们甚至不能认识到这些危机。”当然，由于一些存在的问题，人们与科学的关系也应当与以前有一些变化。吉登斯认为，“对于科学技术的更为公开的处理方式并不一定会消除是公开还是隐藏的这种两难困境，但也许能使我们减少一些更具破坏性的后果的产生。”
此外，在毁灭性力量和它所带来的种种风险面前。吉登斯还向我们建议了一种表面上看似荒谬的乌托邦现实主义。也就是说，他试图在乌托邦理想和现代世界的生活现实之间找到一种平衡。他甚至对各种社会运动寄予厚望，希望它们能够在处理现代世界的某些风险和指点我们走向一个风险被改善的社会方面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
在对信任和风险概念的解释上，吉登斯认为，信任不是与风险而是与突发性联系在一起的。面对突发性事件结果，信任总是具有信赖的涵义，而无论这些结果是由于个人的行动还是由于系统的运作造成的。风险和信任交织在一起，信任通常足以避免特殊的行动方式所可能遇到的危险，或把这些危险降到最低的程度。在信任所涉及的环境框架中，在某些情况下，风险的类型是可以被制度化的。在这里，技术和机会是限制风险的因素，但是通常风险是经过周密估算的。
因此，今天的个体就可能会遭遇到专家系统。在现代性的状况下，情况恰恰是在专门领域中，对于外行人及专家来说，依据风险和风险评估来思维，或多或少是一种常会出现的训练。对于已经侵入我们日常活动中来的专家系统的大部分内容来说，我们全都是外行人。专家系统的扩展，加上现代制度的发达以及专家领域的进一步狭窄化，这似乎是技术发展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