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不可避免的后果。专家系统变得越来越集中，领域也越来越狭小，因此，任何特定的个人都能够声称自己是专家。即使是在专家达成某种共识的领域当中，现代知识的变化与发展的特征，致使外行的思维和实践的过滤回馈(filterback)效应，变得十分模糊而又复杂。
专家的意识如此经常性的不一致，以至于甚至专业人员也会发现，他们自己对于核心部分的特定专家领域也跟外行一样，要面临同样的选择。在一个没有终极权威的系统中，甚至专家系统中最珍贵的信念也是要面临修改的。授权作为现代性的反思性的一部分，一般都能为外行人所获得。但是，对于这种权威是如何被翻译成信任并付诸行动的，还是存在问题的。因此，运气或宿命论的某个特定要素，允许一个人与某种部分合理的决策并行。而这种部分的合理性是指在地方性的或专家性知识范围内而言的成立。
关于专家系统的难点，吉登斯以核发电的例子作了说明，对于核发电，专家们当中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但对普通人而言，他无法确定谁的观点正确，因为这些意见都具有权威的分量。因此，在吉登斯看来，这正是人们信赖专门知识的窘境：没有所有权威的权威可以求助。因而在我们生活的不同领域中，我们大家都是专家，又是外行。但在某一点上，人们必须决策，或不决策，但却无人和权威可以求助。
（7）对其思想的评价 与马克斯·韦伯和马克思对现代社会的负面性分析有所不同。吉登斯对社会风险的研究是多维度的，这一方面与现代性是一个涉及多种层面因素的问题而风险性又是现代性的双重性之一有关，另一方面，也是吉登斯社会结构化理论原则与方法的必然结果。
“因为吉登斯所说的社会结构化，是人们按照实践意识和话语意识通过社会实践而展开的，人们思想意识活动在社会结构化过程中充当能动的支配性因素。无论是社会结构化中的制度重建。还是其中的群体与组织的变迁．都要从人们的思想意识中去寻找它的动因。并且。人们的思想意识本身就是具有二重性结构的构成因素”。
因而，我们看到，无论是对社会风险的表现形式、成因、后果及其对策的论述都涉及到了现代社会制度结构转型，并以现代社会制度结构转型为前提，研究现代社会生活的变化如何改变人们的生存空间和生存状态．进而引起人的自我意识的深刻变化，然后又以变化了的心态去重构现代社会。风险作为现代性双重性特征之一的观念与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1984年)、尤其是结构化理论中对时间和空间重要性的强调非常切合。社会风险毁灭性力量的意象有点像正在通过时间和跨越物理空间向前运动的东西。
然而，毁灭性力量的意象却不能很好地切合吉登斯对能动行动者力量的强调，这一意象似乎赋予这种现代机制比操控它的行动者以更加强大的力量。这也是吉登斯理论中的一个自相矛盾之处。因而，我们在对人为风险的危险|生充分认识的前提下，还应对人类凭借自身的力量来解决风险的能力不悲观。
此外，吉登斯在论述“现代性”问题时，在对前现代与现代、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作比较时，没有太多地涉及发达国家之外的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国家。他的分析主要是针对先发的、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所论及的现代性亦是一种起源于西方的制度性的转变。而现代性的一个主要结果是全球化，那全球化趋势和背景下的中国的现代性更令人关注，中国的现代性在如何发生与发展?其动力来自什么?尤其是作为现代性的特征与后果的社会风险在中国又有什么样的特征?这些论题都需要我们认真地去研究的。
吉登斯的社会风险思想对人们的启发是多方面的。对于今天正在从事现代化建设的中国人来说不无意义。吉登斯关于风险意识的分析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总的说来．作为一种社会变迁的现代化，不可能没有风险，更为重要的是，不少风险是过去我们根本没有经历过的，有些甚至不可能想象得到。因此，我们要加强现代化进程中可能会出现的风险研究，以便加以防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