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简述我国产品质量法关于产品责任时效的规定
19世纪中期，产品责任作为一个法律问题首次在英国司法判例中出现，而后逐渐形成为相对独立的法律领域。进入20世纪后，产品责任问题更是随着生产社会化的不断扩大而日益突出，各国的产品责任立法也是逐步走向了成熟和完善。
我国亦是如此。1986年的《民法通则》对产品责任做了原则性的规定，1993年又分别通过了《产品质量法》（下称《产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下称《消法》），对产品责任的规定更加明确和具体。但是，经过多年的司法实践，上述法律也凸现出了许多不足。2002年初我国民法学者梁慧星和王利明分别负责起草了《中国民法典·侵权行为法编》草案建议稿，产品侵权责任作为侵权责任的一种重要类型，两建议稿均予以重视，对产品责任法律制度的有关内容进行了具体明确的建构。
学界一直对产品责任及产品责任法的概念等问题上进行着讨论。
有的学者认为产品责任是指由于产品质量不合格而造成他人人身、财产损害的，产品的生产者和销售者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它是一种财产责任。
有的学者认为产品致人损害的民事责任，简称产品责任，是指产品在使用、消费过程重中因产品瑕疵造成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害所引起的民事责任。
有学者认为“产品质量法是指为了调整产品生产与销售、以及对产品质量进行监督管理过程中所形成的社会关系而由国家制定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并认为“我国产品质量法是产品质量管理法和产品责任法的统一体”，其特点是治理综合化；管理系统化；功能社会化的特点”1993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础上制定的。它将产品（实即商品）的管理监督与产品的质量责任结为一体；将对产品质量的事前监督、事中监督和事后监督统一起来；将立法重点移向“防患未然”，而非仅“治于已然”。这些都使我国的产品质量立法，既借鉴国外产品责任理论，又总结我国产品质量立法经验，成为一部比较先进的和现代化的产品责任质量法。
关于产品责任请求权时效。《产法》第33条第2款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损害要求赔偿的请求权，在造成损害的缺陷产品交付最初用户、消费者满十年丧失；但是，尚未超过明示的安全使用期的除外。”笔者认为，该规定尚欠科学，其不合理之处在于它忽略了那些在身体中逐渐蓄积而损害人的健康的物质所致损害的情形和须经过一定的潜伏期后才出现症状的损害。而梁建议稿第82条第2款则给我国的立法做出了非常有益的尝试，其规定为“对于在身体中逐渐蓄积而损害人的健康的物质所致损害，或经过一定的潜伏期后才出现症状的损害，此10年除斥期间从其损害发生时起算。”笔者认为，梁建议稿该条的设计是对美国1979年《统一产品责任示范法》的借鉴[11]，它不仅有利于保护消费者的利益，而且也充分体现出了法律所应具有的人性化基础和温暖的人文关怀。
关于产品责任诉讼时效的特别规定
诉讼时效是平衡生产经营者利益和用户、消费者利益从而稳定社会经济关系的重要法律手段。
在美国，各州对产品责任诉讼时效的起算方法有较大差异，故《统一产品责任示范法》建议，一般诉讼时效为2年，从原告发现或者在谨慎行事情况下应当发现产品的损害及其原因时起算。该《示范法》还通过规定产品的安全使用期来体现最长诉讼时效，即规定10年为最长责任期限，除非明示了产品的安全使用期长于10年。
我国《产品质量法》在借鉴各国经验的基础上，对产品责任诉讼时效作出了与美国《统一产品责任示范法》基本相同的规定。（二）关于举证责任
《欧共体产品责任指令》规定：“生产者应当对其产品的缺陷造成的损失负责。”“受害人应当对损害、缺陷及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负举证责任。”我国的《产品质量法》虽未明文规定如何举证，但按一般法律原则，也应是由受害人举证。生产者产品责任构成的三个要件（缺陷、损害、因果关系）都须由原告举证，而生产者过错不属责任构成要件故毋需举证。但在司法实践中，通过举证责任倒置的方法，减轻受害人的举证责任，也是十分必要的。
（三）关于抗辩事由
严格责任并非绝对责任，各国产品责任法对生产者都规定了一定的抗辩事由。
美国《统一产品责任示范法》规定甘冒风险为抗辩事由，即消费者发现了产品缺陷而愿意承受的，生产者不承担责任。同时规定，产品的误用可以成为抗辩的理由。至于“发展风险”即将产品投入流通时的科学技术水平尚不能发现之缺陷是否为抗辩理由，多数州将其作为免责条件。
《欧共体产品责任指令》规定生产者不承担责任的情形有：未将产品投入流通；缺陷在产品投入流通时并不存在；产品非生产者为销售或经济目的而制造或分销；为使产品符合强制性法规而导致缺陷；产品投入流通时的科技水平不能发现缺陷存在；零部件制造者能证明缺陷是由于装有该零部件的产品设计或制造者的指示造成。《指令》同时规定，成员国可对发展风险作为抗辩事由作出保留。
我国立足自己的国情，借鉴国外经验，规定了生产者对产品缺陷的免责事由：（1）未将产品投入流通。产品未进入流通，不可能对消费者产生损害。（2）产品投入流通时缺陷尚不存在。缺陷是在产品脱离生产者控制后，由其他人造成的。（3）产品投入流通时的科学技术尚不能发现缺陷存在。这是对发展风险免除责任的规定。在判定是否属于发展风险时，应以当时社会具有的科技水平为依据，不是依据生产者掌握的科技水平。如此规定，有助于鼓励科技进步，激励生产者开发新产品，使用新技术，将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民法通则第１３６条规定，身体受到伤害要求赔偿的，以及出售质量不合格的商品未声明的，诉讼时效为一年。缺陷产品属于质量不合格之严重者，且产品责任案大多有受害人身体受到伤害之损害事实。１９９３年颁布的产品质量法关于缺陷产品致人损害诉讼时效的规定不同于民法通则之规定。该法第３３条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损害要求赔偿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自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益受到损害时起计算。因产品存在缺陷
造成损害要求赔偿的请求权，在造成损害的缺陷产品交付最初用户、消费者满十年丧失；但是，尚未超过明示的安全使用期的除外。”?
在实践中，是适用民法通则第１３６条、第１３７条，还是适用产品质量法第３３条呢？笔者以为，原则上应当适用产品质量法第３３条之规定，但民法通则第１３７条所规定的“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长诉讼时效期间”可以参照适用。理由如次：（１）民法通则与产品质量法，从侵权与赔偿的角度来看，存在普通法与特别法的关系。特别法优先于普通法之适用，为法律适用的基本原则之一。只有在特别法无规定时才适用普通法。产品质量法对时效期间及长期时效均有特别规定，故应适用产品质量法。但产品质量法对特殊情况下法官得延长诉讼时效期间的裁量权没有作出规定，故应适用民法通则。民法通则第１４１条对此留有余地“法律对诉讼时效另有规定的，依照法律规定。”（２）民法通则颁布于１９８６年，产品质量法颁布于１９９３年，新法优于旧法之适用，亦为法律适用的基本原则之一。因此，有关缺陷产品致人损害的请求权诉讼时效，原则上应适用产品质量法。（３）产品质量法对缺陷产品致人损害的请求权诉讼时效之规定较之民法通则关于“出售质量不合格的商品未声明”而致人损害的请求权诉讼时效之规定，更为具体、科学，既较有利于保护受害者（诉讼时效期间比民法通则之规定长一年），又利于促使当事人及时行使权利、了结纠纷（长期时效期间比民法通则之规定短十年），还照顾到产品责任案的特殊情况，规定了符合实际、便于操作的时效期间的计算起点以及安全使用期的除外情况。?产品质量法第３３条有以下几层含义：（１）产品责任之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自受害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益受到损害时起计算。所谓“应当”知道是指在同等条件下一个诚信善良之人（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
ｍａｎ）凭借其一般的知识、见识和判断能力能够知道。“知道”的内容应当是权益受到损害这一事实。（２）长期时效期间为十年，从造成损害的缺陷产品交付最初用户、消费者之日起计算。长期时效期间的含义是，如果超过这一期间（十年），即使发现损害并且在发现损害后的适当时间（两年内）请求赔偿，法院一般也不予保护。质言之，缺陷产品第一次售出后已满十年，再造成损害者，法院一般不再保护受害者。（３）除外情况。如果产品有
明示的安全使用期，则不受上述长期时效期间的限制。如何在实践中正确地理解和运用“安全使用期”这一除外情况的规定呢？笔者认为，不是明示的安全使用期与十年长期时效相加而得出这类产品责任的长期时效期间，而是分别两种情况处理：Ａ、如果明示的安全使用期短于十年者，长期时效期间应为十年；Ｂ、如果明示的安全使用期超过十年的，则以明示的安全使用期为长期时效期间；Ｃ、无论明示的安全使用期是否超过十年，如果产品有明示的超期使用的危险警示，受害人超期使用产品而受到危险警示所提及的损害时，属于不当使用，产品的制造者和销售者不承担责任。?
应当指出的是，民法通则关于当事人自愿履行义务（第１３８条）以及时效中止（第１３９条）和时效中断（第１４０条）的规定，也是适用于产品责任诉讼的。
4、简述纳税人的权利
.纳税人权利是指依据税法学原理，结合宪法和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纳税人在税的开征、税的征管和税的支出等领域，在税务立法、税务执法、税务司法等阶段应当享有的与实际享有的实体权利和程序权利。
对于纳税人的权利界定有二分说和三分说等观点。二分说认为，纳税人的权利包括自然权利和税收法律关系中的权利两个方面。自然权利是指与纳税人的自然存在相联系并与纳税人息息相关的部分权利。自然权利具体包括：（1）人身自由与人格尊严权。（2）获取信息权。（3）保护隐私权。（4）忠诚推定权。纳税人有权被认定是诚实的，除非有足够的相反证据给予否定并经法庭判决。这也称为“守法假定”原则。（5）享受专业和礼貌服务的权利。在税收法律关系中产生的权利主要有：（1）税法适用的公正性。（2）法定最低限额纳税权。纳税人只应依法交纳其应缴纳的税款。（3）争议抗辩权。（4）税务行政复议和诉讼权。三分说只是将税收法律关系中的权利分为两大部分：基本权利和派生权利。“纳税人在纳税活动中必须具备方可实际履行纳税义务的部分我们称之为基本权利；随着纳税人纳税行为的进行，其所参与的税收法律关系的发展而生成的权利则为派生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