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领域的观念嬗变与大众传媒的公共性
——评阿伦特、哈贝马斯与泰勒的公共领域思想
黄月琴
摘要：本文通过对阿伦特、哈贝马斯、泰勒的公共领域思想脉络的分析，考察不同的公共领域观对公共性以及媒介的不同论述和思考。作者指出公共性是一个含义多元的且不断变迁的概念，在不同的政治经济脉络和权力格局中有不同的含义。以此为框架，作者对大众传媒公共性问题作出现实批判和理论探讨，指出传媒的公共性需要在特定社会情境中展开研究，且与媒介实践直接相关。
关键词：公共领域 公共性 大众传媒 阿伦特 哈贝马斯 泰勒
在西方学术界，关于公共领域的研究甚丰，不同的论者对公共领域有不同的研究取向和价值判断。一般认为，其中有建树的代表性论者除了众所周知的哈贝马斯外，还有美籍德裔犹太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和加拿大政治学家查尔斯·泰勒。他们的研究虽然各有面相，但彼此并不孤立，在时间上呈现出一种承前启后的思想嬗变历程。阿伦特开启了公共领域研究端序，建立了以古希腊城邦政治生活为典范的共和主义古典式公共领域模式。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思想很大部分继承自阿伦特，但他的贡献在于在阿伦 特的基础上进一步去思考如何使公共领域与现代性接壤，并社会历史性地考察了公共领域在资本主义代议制民主制度内部如何实现的过程，从而构建出一个自由主义代议制民主条件下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类型。泰勒认同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念，但是他显然更加关注公共领域在现代社会条件中如何建制化的问题。他试图挽救哈贝马斯式的已然瓦解的公共领域，引入了B·安德森的“社会想象”的概念，另辟蹊径地以社会讨论的议题为维度去重新定义公共领域，并且把公共媒介作为现代公共领域构成的基本要件。
公共领域的建构在现实中绕不开大众传媒的问题。从欧美早期的“印刷资本主义”（安德森，2005），到当前电子信息媒体的发展，新闻媒介已经越来越深入地渗透社会结构，中介民主生活，英国学者彼得·达尔格伦称之为“符号环境媒介化”（Peter Dahlgren，1995a）。许多公共领域论者都把对传媒的考察放到了重要位置。公共领域与大众传媒的公共性在本质上具有同一性，都是公众沟通、公共利益与民主参与问题，以国家—社会的视角来看，都代表了社会公众的一方如何与国家展开互动，进行权力制衡与利益博弈，并如何在社会内部实现自我协商、自我调节。具有公共性的大众传媒既是现代公共领域建制的重要因素，也是现代公共领域存亡与否的重要现实表征。二者都内在地通过公众舆论的形成、聚合与扩散得以运作。二者之关系，正如泰勒所言：公共领域内的媒体品质与功能，可以深深决定公共辩论的品质与范围（泰勒，1998a：207）。
公共领域概念在中国学术界的引入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随着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被译介到国内开始的。因而国内许多研究者对公共领域的认识局限于哈贝马斯的论述框架之中，始终未能打开视野，甚至把公共领域概念完全等同于哈贝马斯所指的特定的自由主义模式下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在中国传媒研究学界，上述认识误区更为明显，除了哈贝马斯之外，对阿伦特、泰勒的公共领域理论至今缺乏关注，更鲜见探讨。阿伦特、哈贝马斯和泰勒的公共领域观是一个思想谱系，不对它们作全面的了解和研究，就谈不上对公共领域理论的完整理解。实际上，阿伦特和泰勒的公共领域思想同样蕴含着深刻的传媒研究价值。另一方面，学界对公共领域与传媒关系的理解，也存在颇多“泡沫”和误区，除了从“传媒中心观”出发，强调大众传媒对公共领域建构的重要性外，对二者之关系缺乏一种政治的、民主的和实践的考量，对公共领域与传媒的公共性问题尚缺乏足够认识和探讨（潘忠党，2008a）。
本文旨在对阿伦特、哈贝马斯和泰勒公共领域思想嬗变进行浅绘，分析不同的公共领域观念对传媒的不同论述，并揭示公共领域与大众传媒公共性问题的相关性。其后，本文试图以公共领域理论为指导框架和规范性要求，对大众传媒公共性问题作出现实批判和理论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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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阿伦特到哈贝马斯：两种公共领域模式的嬗变与大众传媒公共性批判
公共领域思想在某种程度上是由汉娜·阿伦特（1906—1975）启其端序。一般认为，她最先为公共领域理论提供了思辨的资源与解释的基本架构。在1958年出版的《人的条件》（Human Condition）中，阿伦特将公共领域阐释为一个由人们透过言语及行动( speech and act) 展现自我,并进行互动与协力活动(act in concert) 的领域。
阿伦特在她的政治哲学中，毫不讳言对古希腊公共生活的向往。她的公共领域观与对人的价值的强调紧密相连，这一思想就来源于古希腊关于“人”的理念。在古希腊，人是“观照至高存在并据之以行动者”（ 洪涛，1998：14）。言语是对神的“至高存在”的观照，同时也是一种政治实践。人必须依观照而行动，言行一致就是古希腊最重视的政治品格——“勇敢”的体现。城邦是公民对话和行动的场所、参与和共享的空间，人只有在城邦才成其为人，人的生活就是在城邦中的公共生活。这就是亚里士多德说的“人是政治的动物”，“城邦外的人，非神即兽”的含义（王寅丽、陈君华，1998）。阿伦特从古希腊城邦政治实践以及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理念出发，形成一套独特的行动理论。她将人的生命活动区分为三种基本形式：劳动、工作和行动。劳动和工作是解决人类自身生存和繁衍的手段，基本属于“私”的领域，而行动是唯一不需要物质中介的人际间相互交往的“公”的活动，是具有开创性和主动性的人的活动。从这个基本区分出发，阿伦特进而形成了“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概念。公共领域的“公共性”在这里意指彰显、开展、表现，而这一切都发生于“有他人在场”的领域或空间，他人在场目睹、耳闻、见证、辨认，解释、判断所出现与发生的行为、言论、现象与事件，公共领域即指这一言行开展的空间。公共领域是个人展现自己的地方,而“展现”对人们来说“构成了存在”,人的存在感依赖于展现,因而也就依赖于公共领域的存在。
阿伦特认为虽然公共领域是大众的汇集之处,但是存在于其中的人都处于不同的位置。只有从不同位置和方向对同一事物进行观察,以致使聚集在它周围的人们在多样性中看到了同一性时,公共领域才具有现实性。“被他人所见所闻,其意义只来自这一事实:每个人都是在不同的位置上去看去听的。这就是公共生活的意义。”（阿伦特，1999）因而公共领域是一个价值和观点多元的空间。每一个公民在公共领域中的言论和行为都在其他公民前面显现着自己是“谁”。公共领域为每一个公民的参与提供了舞台和以公共成就延长个人有限生命的机会。菲利普·汉森评论说“在阿伦特看来，公共领域是存在的戏剧发生的地点，它的舞台是‘彼此的利益’（inter-est）。这是一个‘现世的空间’，在分离个体的同时又将他们联合起来。因此这是多样性的基本条件，它提供了一个场所，一个人的‘生命本质’在这里借助话语与行动之流展示自我。”（汉森，2007）这一评论精炼地概括了阿伦特公共领域观的思想核心。
阿伦特的公共领域理念开拓了当代政治思想的视域，成为政治论述的一个重要议题。她的这一理念的建立除了以上所述的古希腊政治哲学传统为基础外，还建立于她对西方发生过的政治实践与思想的历史解释。出于自身作为犹太人在二战期间的惨痛经历，阿伦特对于“宣传”与“极权主义”保持着高度警惕与深入省察。在1951年出版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中，阿伦特解释了纳粹与斯大林的极权统治销毁人的政治实践与空间的过程。在后来的《论革命》、《共和危机》等著作中，阿伦特扣紧她对古希腊城邦政治、古罗马共和、美国与法国革命，20世纪60年代的学生运动的历史解释，阐明政治实践与公共领域的真实意义。行动理论是阿伦特公共领域思想的中心，公共领域由人的言语和行动所开创与塑造，而行动归根到底也是一种言语的形式。阿伦特对行动的强调也是对言语与公共领域关系的强调。尽管有人用古希腊、罗马的市集或广场（agora）来比喻阿伦特所说的公共领域，但阿伦特强调公共领域是一个动态的而非实质性的空间，具体展开于人的政治实践活动当中。有学者则干脆称阿伦特的公共领域为“以实践为取向的空间方法学”（蔡英文，2006）。
基于上述的解释途径，阿伦特公共领域被研究者分为两种模式，一是所谓“争胜模式的公共领域”，这一模式建立于她的行动理论以及她对古希腊城邦政治的历史诠释。另一模式以阿伦特对美国革命的历史解释为脉络，建立“沟通与互为主体的公共空间”（Benhabib，1996a；蔡英文，2006））。尽管这两种公共领域模式似乎存在内在的紧张关系，但是它们共同表现为阿伦特对“什么是政治性”（what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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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olitical）、“什么是公共性”这个问题的回答：政治惟有在同一空间出现的地方才能存在，在这个空间上，人彼此承认公民的身份，彼此处在一有限定架构的共同世界，透过各自的言行彰显其个性，回答“我是谁”（who am I）的问题；另一方面，人们经由谈论与说服，表现合作与沟通，参与公共事务，体认“共和政治传统”与“公共幸福”（public happiness）。这个同一空间就是阿伦特所指的公共领域。
阿伦特的公共领域的理论建立在对西方现代性进行批判的思想基础之上，她对现代性的重要建制，如市场经济、市民社会、主权国家以及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都给予否定性的批判。在这种思想基础上，阿伦特自然不会观照作为现代性重要表征的大众传媒，也没有具体考察大众传媒与公共领域的现实联系。正因为如此，她的公共领域理论的局限性在于跟现代性的社会情境难以产生接合之点，也难以呈现意义，显得黯然不彰（许纪霖，2007：93）。然而，阿伦特没有直接谈论传媒并不意味着传媒研究者可以完全忽略她的思想价值。特别是当人们意识到广受瞩目的哈贝马斯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模式难以适用于现代社会和跨文化语境，认识到现代普遍的代议制民主存在自身难以克服的障碍，以及看到当代新媒体的崛起对于公民个人所呈现出的政治实践意义时，我们从她对古典的公共性的阐释中，从她强调公民个人的言行实践和政治参与的公共领域模式中看到宝贵的思想资源和传媒研究价值。
在现代社会，代议制民主使得人民参与政治的方式仅局限于选举制度，但参与投票对于公民而言远谈不上是真正的政治实践。政治与个人的日常生活日渐疏离。大众文化、消费文化使政治性的公众蜕变为私人性的原子化个人与 “散众”。阿伦特指出，政治是人的本性，政治性是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之一。一个人除了为解决生物必然性进行的劳动、工作外，最重要的生命价值在于展现自我个性、参与公共生活。她认为言语和行动是公民参与政治的两种主要方式，而行动归根到底也是一种言语的形式：“所谓行动就是在恰当的时刻找到恰当的言辞??只有单纯的暴力才是无言的。”（阿伦特，1998：60）所以，在阿伦特式的在政治实践中，“言语且惟有言语才有意义，一切公民所主要关心的就是相互交谈。”（阿伦特，1998：61）公民保持沉默，或听任宣传的宰制，就意味着极权的产生。而在现代社会，媒体的话语体系构造了公共领域的交流体系，“媒体的兴起赋予语言以一种新的显著性”，大众传媒成为公共领域最重要的论坛之一。对于现代媒介化社会中的公民个人，政治参与绝不应仅局限于被动的选举投票，更应该充分利用媒介发出自己的言语，通过媒介展现自己的意见、与他人进行理性沟通、共同讨论公共事务、达致社会共识。这不仅使社会实现“以权利制约权力”的民主制衡，遏制极权主义的滋生和蔓延，同时也使公民获得个人生命的自由和永恒，体认公共生活的欢愉和福祉（public happiness），创造新的政治面貌。特别是新媒体的兴起，公民个人获得了更多的参与、利用和驾驭大众传媒的便利和自由，互联网上的新闻组、留言板、博客与电子邮箱等手段为表达对公共事务的意见、以言语参与公共生活，践行民主政治创造了更多可能，提供了一种“先于制度”的空间。传统的大众传媒在新闻实践中，与网络媒体主动或被动地互动和呼应，也在不断突破原有的新闻常规，增进公民的媒介再现与近用机会。大众传媒在这种新技术发展和公民参与的背景下，也因此获得了一种新的公共性。
哈贝马斯基本上继承了阿伦特对古希腊时代公私领域区分的研究,以及她对近代社会领域兴起的批判。Benhabib 指出,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是得益于阿伦特,他后来的交往行为理论也是运用阿伦特的资源的结果。哈贝马斯的著作《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在一开始就是哈贝马斯与阿伦特之间的对话。而且,哈贝马斯对“劳动”和“交往”的严格区分也深深地受阿伦特著作《人的条件》的影响,阿伦特发现的人类行为的语言结构也是哈贝马斯后来的交往理论的主要推动力之一。Benhabib 甚至更明确地判断:阿伦特的“公共空间”概念正是她给予哈贝马斯的重要遗产(Benhabib，1996b： 199 - 203)。但是，哈贝马斯也跳出了阿伦特的思想史架构,而试图给予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一个社会历史式的分析。他的创新和贡献在于通过对公共领域的历史性追溯,为当代自由主义民主政治提供了一种理论范式或批判的模式。
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哈贝马斯指出，他所说的“公共领域”是一个特定的历史范畴，是从18世纪至19世纪初英、法、德三国的历史语境来阐明的一个理想类型，指由具批判性的私人所组成的以公众为主体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在这里作为私人的公众可以自由地集合、自由地表达他们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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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普遍利益问题展开讨论, 形成公众舆论。并且和公共权力机关直接相抗衡”（哈贝马斯，1999：2）。公共领域中的公众达到较大规模时, 公众交往就需要一定的传播和影响手段, 这时报纸、期刊、广播和电视就成为公共领域的媒介或者说媒体。
正是在这种社会历史式的细密考察中，哈贝马斯注意到了大众传媒的作用。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哈贝马斯详述了早期的小型报刊怎样使得“私人”聚合而成公众，公众如何以报刊为平台和论坛来形成批判性公共舆论的过程和样态。他的这一论述，成为资本主义早期报刊民主政治功能的权威性论述，许多西方媒介学者在此基础上展开媒介与政治研究。在哈贝马斯式的公共领域内，公共舆论的形成始终遵循开放、平等、理性的原则规范，大众传媒在其中充当公共意见形成的重要平台和机制。正如汤普森所指出的，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体制实际上是由报纸及后来的大众传媒放大的交流网组成的（汤普森，2005a）。哈贝马斯著作中所考察的18至19世纪这一历史时期，正处在西方资本主义上升阶段，资产阶级在社会中逐渐获得了广泛的代表性，以早期报刊为主的大众传媒的兴起正是资本主义发展与技术革新相结合的产物，此时的资产阶级及所控制的公共领域和大众传媒因而具有了广泛的公共性，且公共领域的公共性与大众传媒的公共性在这一时期内在地重叠于公众舆论的形成过程之中。
但哈贝马斯认为晚期资本主义时期传媒的发展已逐渐背离了公共领域的精神。由于资本主义国家垄断政策和社会福利政策的大规模推行，过去私人的事务现在成了国家的事务，反过来，过去国家的事务现在亦成了私人的事务。“社会国家化、国家社会化”使得国家和社会就由分离走向了融合，市民社会结构遭到极为严重的破坏，公共领域由此走向了崩溃，资本主义面临合法化危机，资本主义国家再也不可能获得维持其生存所必不可少的来自于公共领域的理性力量和公众支持（李佃来，2006）。换句话说，资本主义国家的公共性遭到了破环和质疑。同时，作为这种变迁的重要表征，大众传媒进入了大量产制的商业化时期，私人商业利益侵入传媒的公共性，公关和广告技巧的大量运用，新闻和资讯被有意识的操作，政治人物和大型商业机构可以在媒体中“经营民意、制造共识”。公众“开放、平等、理性”的意见表达权利被巧妙的移花接木，公共领域变为政治秀场和表演舞台，批判与理性消失了，新闻业变成了某些私人的机制，变成了私人利益侵入公共利益的入口。不仅如此，哈贝马斯还批判了对立于私人商业媒介的另一种媒介类型：欧洲的公共服务媒介。出于阻断媒介业走上美国私人企业自然垄断的道路，英法德等欧洲的新兴广电媒介成为官方、半官方的组织，以保护其公共传播功能。但这样一来，传播机构最初的基础被彻底颠覆了。因为按照自由主义公共领域模式，这种具有批判精神的公众机构应掌握在公众手中，不受公共权力机关的干涉，媒介已异变成了社会权力的综合体。因此，哈贝马斯断言，与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相比，一方面，大众传媒由于商业化、一体化发展，其影响范围和力度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公共领域理应相应地扩展了，另一方面，它们却越来越远离这一领域，重新集中到过去的商品交换的私人领域。“如果说过去报刊业只是传播和扩散私人公众的批判，那么现在这种批判反过来从一开始就是大众传媒的产物。”（哈贝马斯，1999：225） 也就是说，大众媒介已被私人利益和国家权力所操纵和统治，而被操纵和被统治的大众媒介又对公共领域进行了操纵和统治。由此，公共领域的公共性消解了，变成了“再封建化”的““伪公共领域”。在这里公共领域公共性的消解与大众传媒公共性的消解是同一过程的产物。
二、从哈贝马斯到泰勒：由批判的公共性转向以公共传媒为纽带的公共领域观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是否适用于思考现代社会中政治与传播机构发展的模式，许多学者提出质疑，如汤普森认为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思想在今天并不具有批判尺码的价值，对于20世纪资本主义晚期的环境大体上是不适用的（汤普森，2005b）。原因在于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思想是在印刷媒介有限流通的小型公共论坛的条件下产生的，而现代新的技术媒介已改变了现代社会互动、交往与信息扩散的条件。而且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公众参与是一种激进的人人参与公共论坛的思想，远离了20世纪晚期的政治现实和可能性，因为，对于代议制民主政治下的社会制度，人们至多能希望的是，有关政治组织的活动信息能更多地扩散，能有更多样化的传播渠道，更强调建立一种机制来使这些活动得到负责任的控制。在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仅仅是政治决策过程的规模和复杂性就限制了公众参与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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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尔斯·泰勒大体认同上述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模式的批判。他的公共领域思想虽然也同意哈贝马斯对于公共领域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兴起的观点以及公共领域开放、平等、理性交流的基本原则，但是，他也认识到上述民主的规模与公众的参与的悖论和矛盾。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对已然瓦解了的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模型如何得以重建的问题的思考，促使他更加关注公共领域在现代社会条件中如何建制化的问题，并把信息技术环境下的现代传媒的公共性问题提到了首要位置。
泰勒引入了B·安德森的“社会想象”的概念，认为社会公众已不再是需要面对面交谈而得以聚合的共同体，而是一个大众媒介所聚合的 “想象的舆论共同体”，而公共领域也是一个可以观念重塑的“社会想象”。因此他没有囿于哈贝马斯所设置的公共领域的理想规范，而是另辟蹊径地以社会讨论的议题为维度去重新定义公共领域，并且把公共媒介作为公共领域构成的基本要件。泰勒认为在现代大型社会里，除个别的例子外，民主决策的制定要聚集所有人民开会是未曾发生也不会发生的。“而真实的状况则是一连串分散的过程，包括透过媒体的公开讨论，投票选举等等”（泰勒，2005a：203），继而，泰勒把现代公共领域定义为公共媒体所提供的分散讨论的无形的公共空间。在这里，泰勒摒弃了哈贝马斯式的对大众媒介的文化批判观，而看到了现代社会深深嵌于大众传媒这一现实，并赋予它一种积极意义。今日相当一部分公共空间已经无须当事人亲自进入，电子媒介特别是互联网的出现，为“地球村”内的公民提供了新公共讨论场所——电子广场（electronic agora），它在某种程度上令昔年的雅典广场和18世纪的咖啡馆相形见绌。泰勒认识到现代大众传媒对于公共领域参与者的聚合超越于时间、空间的同一性，不囿于面对面的交流与沟通。“公共领域所产生的公共意见是经由公共讨论而来的。即使参与者从未在同一地点聚会”（泰勒，2005a：207）。公共领域中社会成员除了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小型聚会外，更可以通过不同的媒体沟通（印刷物、电子读物），在其中他们可以讨论共同关心的问题，因此也能够对这些问题形成共同的意见。在这个公共领域内，人们差不多根本不会相遇，但是他们可以被看作能够通过媒体建立的讨论的公共空间相互联系起来的公众。在18世纪，书籍、小册子、报纸等等在有教养的人群中传阅，传递着各种主题，分析、论证、相互援引又相互辩驳。而在当代社会，包括报纸、杂志、书籍、和电子传媒在内的公共传媒，组成一个更大的无形的“想象的舆论共同体”，以共同的话题将分散在各地乃至全世界的陌生人结合为一个现代的公众（泰勒，2004）。因此这个公共领域不是真正的物理空间，而是由议题所串联而成的形而上空间。它不限定于某一个固定的论坛，而是由同一个议题在不同时间的延展下的数个讨论所共同构筑而成。这个公共领域，泰勒称之为元论题性的公共空间（metatopical common space），并认为它才是现代社会真正的公共领域。在某种意义上，泰勒在哈贝马斯的基础上扩展和重新定义了公共领域。
泰勒把公共领域定义为公共媒体所建构的分散讨论的元论题公共空间，并且把公共媒体看作是“非直接隶属于政治系统的媒体，或政治立场中立的媒体”（泰勒，2005a：207）。在这里，大众传媒的公共性被提到了首要位置，公共传媒成就了公共领域的公共性。但什么是公共传媒？泰勒一方面认为公共传媒应具有独立于政治权力和系统的性质。另一方面，从泰勒本人的思想来看，他所要求的传媒的公共性还应该具备市场机制，是市民社会的一部分。在《公民与国家之间的距离》一文中，泰勒阐释了西方民主对于公民与国家之间距离形象的想象有两大阵营，其中之一是让市场经济尽可能免受国家的干预，让公共领域尽可能与政治领域全然分开，完全由宣称绝对政治中立的媒体组成，持这种观点的阵营深以为，政治以外的力量是保护自由的主要堡垒。泰勒也以此为基础发展了他的市民社会理论，认为在任何有所作为的市民社会里，都存在着两种机制，其中一种是公共领域。在公共领域中，整个社会透过公共媒体交换意见，从而对问题产生质疑或形成共识。另一种则是市场经济，主要功能在于经由谈判达成互惠的协定。”（泰勒，2005b）由此观之，泰勒对于大众媒介的观点似乎更偏向于自由主义阵营，认为独立于国家权力的市场的媒体是保证公共领域运转的机制。但泰勒的局限在于并没有就此分析市场机制作用下的媒体如何保持其公共性，或者说公共领域与传媒如何在政治宰制之外如何免除市场的侵蚀，以保持二者的公共性的问题，而这个问题恰是哈贝马斯所关心并加以深入批判的主题。因此，泰勒的公共领域虽然具有哈贝马斯所缺乏的对现代媒介条件的适应和拓展，但是对于大众传媒的公共性如何在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如何实现和保持这一问题，仍然没有根本的推进。泰勒以公共传媒为基础的公共领域观也因此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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