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了一层形而上的理想主义色彩。
在这里，从哈贝马斯到泰勒，公共领域及公共性的含义又一次悄然转换，从哈贝马斯所指的公众政治批判的公共领域和公共性已被泰勒所建构的“想象的舆论共同体”（公众）因为共有议题/话语而生成公共领域和公共性所代替。
三、 公共领域观念嬗变中的启示：对公共性以及传媒公共性的思考
作为公共领域的核心概念，公共性是一个复杂多变的政治性范畴，没有恒定统一的内涵。依古典时期的理解，“公共性”一方面是指公民关心或共享的事物，另一方面也指有共同利益的“社群”或“共同体”（community）。在现代自由主义思想中，公共性意指跟社会相对的国家权威或“公法”，也表示与私有物相对的事物，包括社会活动。在黑格尔与马克思的思想传统里，公共性表现于“公民社会”与“市民社会”的对比，前者的主体是公民，关注公共利益，后者则关心与他人相竞争或合作的私人经济利益，强调不受国家权力干涉的独立性。从阿伦特、哈贝马斯和泰勒的不同论述中，我们就能看出，随着不同典范的公共领域模式的嬗变，相关的公共性概念及内涵也在随之变迁。阿伦特所认为的公共性是古典时期公共性“res publica”( 公共事务或政治参与)的含义，强调公民个人政治实践与政治参与的理念。哈贝马斯所指的公共性是现代自由主义传统中，以市民社会理念为基础的具有政治批判性的概念。哈贝马斯批判和质诘二十世纪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公共性和民主政治的式微，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女性主义者则批评哈贝马斯理论中的公共性隐含着“同质性”和阶级性，无视平民、劳工、女性等弱势群体，这种“公共性”其实潜藏着排他性和阶级性，不具多元性和解放性。泰勒所指的公共性既不是阿伦特的古典的公共性也不同于哈贝马斯的自由主义的公共性，而是一种新的公共性。泰勒去除了哈贝马斯公共性概念所包含的私人有产者的阶级性含义，突破了哈氏概念公众形成的前提条件，看到了在现代信息技术社会，公共性的概念已变得非物质化、非空间化而且越来越脱离同在一处对话的思想，已越来越联系大众传播技术媒体所生产和提供的各种可能性，而成为一种新的公共性。正如汤普森所言，“大众传播的发展非但没有敲响公共生活的丧钟，却产生了一种新的公共性，并且从根本上改变了大多数人能经历公共事务的条件以及在今天参加所谓的公共领域”（汤普森，2005c:267,268）。与哈贝马斯对大众媒介公共性的批判相反，泰勒把公共领域理论建立在大众传媒相互连接、相互指涉、相互对焦而构成的新的公共性的基础之上。
因此，不同历史结构脉络下定义的公共性没有齐一的内涵，不同的公共性表述则呼应了不同的政治环境，指陈了不同的价值及规范。如夏铸九所说，身为公共领域核心的公共性是一种“既定权力关系下的论述的建构”，其内涵端视“制度层面的斡旋中介”，从林林总总的论述来看，公共性是一种“非物质化的‘公共幽灵’”（夏铸九，1994：35）。大众传媒作为公共领域的建制与公共舆论中介，所再现的“公共性”也一样性质各异，混沌不明，甚至虚有其表，
“公共性”这个概念在传播研究中始终占有关键性的位置。从早期的李普曼的研究、传播批判学派的阐述到近年来关于各种公共媒体的探讨，始终聚焦于“公共性”话题。这一方面是由于传播研究者关注身负“第四权”的重责大任的媒体，看重媒体与公共利益（public interest）之间的紧密关系；另一方面，媒体再现经验、建构认同、形塑社会关系，理论上，公众经由大众媒体进行沟通，了解彼此对公共事务的意見，“公共性”由此而生。但是，对于政治体制各异的人类社会来说，公共领域既不是一个天然存在的社会机制，，公共性也不是一种大众传媒天然具有的不证自明的品质，二者皆要受制于所处的特定的政治经济环境和权力格局，都与民主政治的现实处境直接相关。具体地说，大众传媒公共性还体现于特定社会内部大众传媒所有权的规制、传媒资源使用和分配规则、公众的媒介近用现状以及媒介工作者的媒介实践之中。换句话说，大众传媒的公共性问题虽然意义重大，但它不是某种可以模式化、抽象化解释的规范性教条或自然属性，而是一个需要在特定社会场景中展开讨论的问题。
如何区分和辨明特定社会中公共领域、公共性、传媒公共性的真伪存废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不同的研究者有不同的主张。达尔格伦直截了当地强调公私之辨的重要，他认为，任何要解析大众传播媒介与公共领域之间关系的研究必须先对公、私范畴的定义及其影响加以说明。公私分际因时因地俱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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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不待言，故达尔格伦认为要从媒介每日的论述实践与机制中去详究。他将电视的产业（industry）、视听文本（sets of audio-visual texts）、以及社会文化经验（sociocultural experience）合称为“电视三棱镜”（television prism），主张从这三棱镜去分析电视的公共性；就产业而言，要看的面向有组织的结构与动力、运作上专业的框架、以及政治经济；就电视文本而言，要关照其对话的形式与对不同观点的敏锐度；就社会文化经验而言，要注意阅听人经由视听所感受到的文化生态。“公共性”与这三者息息相关（Dalhgren，1995b）。达尔格伦的模式提供了观察“公共性”的角度，而新媒体的公共性研究同样地指陈了“公共性”的暧昧。研究显示网际网路上电子布告栏中讨论版对公共事务的讨论之所以无法延续，在于参与讨论者对于议题的社会性、公共性看法不一；是应付诸公论？还是事属个人选择，应任由个人定夺？凡此种种，都反应了发言的参与者对“公共性”的认知不一。网际网路堪称把关性低的媒体，然而，因为参与讨论的人对“公共性”的认定不一，从沟通的议题、到论证的论据，屡屡遭到缺乏“公共性”的质疑，参与者各执一词，很难达成共识。Gumpert和Drucker（1998）分析人们在网络传播中为保护自己的隐密性而采行的策略，指出疏离的网上人隐身于匿名之后，以不涉入的姿态旁观他人发言，这种新媒介的使用样态透露了另一种假公共性的危机。台湾学者夏铸九从台湾公共电视的现状出发，认为应从政经时空背景的脉络探讨公共性的定义，并质疑现实中所谓“公共媒介”公共性的虚矫，揭开其为商品化和私有化的烟幕。学者潘忠党在讨论中国新闻改革开放历程时，强调公众主体性建设以及媒介实践对于媒介公共性的重要性，他直言在缺乏公众主体性的体制条件下，任何个人、党派或群体都不具备为公众代言的正当性（legitimacy），任何个人、党派或群体代表公共利益的宣称，都只能是毫无现实根据、缺乏正当性基础的政治操作（潘忠党，2008b）。他因而强调传媒的公共性是在体制场景下传媒实践所体现出的逻辑，离开了传媒的实践，任何体制安排都与传媒的公共性之间没有必然的逻辑关联。这些论述和批判对复杂的公共性以及传媒公共性的研究而言，无疑具有重要推进作用，在进行这种规范性阐述的同时，在研究路径上，学术界也多有探索，有的从新闻专业主义的角度出发，考察新闻工作者对“公共性”的认知与实践（陆晔，潘忠党，2002）；有的采用扎根法研究，考察“公共媒介”内部关于“公共性”概念的衍生与变换（方念萱，2002）。有的则从“媒介再现”和“媒介近用”的角度出发，探讨大众媒介公共性的不同层面与问题。这些研究和探索已为未来的研究打下好的基础。
在国内传播学界，从总体上看，对公共领域、公共性和大众传媒公共性的认识和讨论还停留在浅层次之上，呈现出教条化和片面化的倾向，学界论者还难以真正有效地运用公共领域的理论资源去分析中国传媒的历史和现实实践。而要做到这一点，首要一步则应放开视野，对多元化的公共领域思想以及复杂的公共性观念进行全面的深入地探讨，以寻求更广泛的理论资源，并且扎根于本土媒介实践，去检视和验证诸如阿伦特、哈贝马斯、泰勒等多种模式的公共领域观和大众媒介公共性之间的合理性关联，为未来构建出适合本土实际的公共领域和公共性媒介提供解释资源和理论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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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s
the transition of thoughts about public sphere and the publicity of mass
media
---- A comment on the public sphere ideology of Arendt,
Habermas and Tay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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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ang Yue-qin
Abstract: By analyzing the train of thoughts about public sphere from Arendt, Habermas to Taylor, the author reviewed the different statements about the publicity of mass media which is related with the different opinions on public sphere. The author pointed out that the publicity was a plural and changeable political concept which had different meanings under the different political economical contexts of the society. Taking this as the frame, the problem of mass media’s publicity was criticized by reality and explored in theory.The author suggested the issue on the publicity of mass media should be related with the concerned social situations and the media practices.
Keywords: Public sphere, publicity , public media, mass media , Arendt, Habermas, Tay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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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页：
公共领域的观念嬗变与大众传媒的公共性
——评阿伦特、哈贝马斯与泰勒的公共领域思想
黄月琴
作者信息：黄月琴
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07级博士研究生，湖北大学新闻传播系讲师 1974年出生，女，湖北通城人
联系电话：13396096065 Email: hbuhyq@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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