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名字的由来：
堂吉诃德堂吉诃德的真正名字在小说中有所提及，原名应为“哈罗那”，另一处叫“吉哈诺，那么他又如何唤作“堂吉诃德”的呢？在小说中他以骑士自居，自称为“堂吉诃德。台。拉。曼却”，他觉得这样可以标明自己的籍贯，而且以地名为姓可以为本乡争光。阿Q 有一回，阿Q似乎姓赵，但第二日便模糊了。那是赵太爷的儿子进了秀才的时候，锣声镗镗地报到村里来，阿Q正喝了两碗黄酒，便手舞足蹈地说赵太爷是他本家，可第二天阿Q被赵太爷差地保来“请”了去，赵太爷暴跳如雷地给阿Q一个嘴巴，问他怎么会姓赵，哪里配姓赵，从此连姓什么的权利也被剥夺了。而文中也未可知道阿Q到底姓什么，名字也不可考，在《阿Q正传<序>》里，作者说听别人叫阿Q为阿Quei，因找不到字与之对应，所以就简略为阿Q了。堂吉诃德尚且有自我命名的权利，而阿Q的名字既不是自己的命名，就连自己姓什么的权利都被限制了，两个人的差异便由此分化而来 2.2、有“识”与无“识”
堂吉诃德乃西班牙一个偏远乡村拉?曼却的村野老儒,年约50,体格强健,一个穷困潦倒的下级贵族,这位绅士,“一年到头闲的时候居多,闲来无事就埋头看骑士小说,看得爱不释手,津津有味,??他好奇心切,而且入迷很深,竟变卖了几亩田去买书看,把能弄到手的骑士小说全搬回家。”这样一个“十足的书呆子”发了狂,立志要当骑士,去行侠猎奇,把书里那些游侠骑士的行事一一照办。堂吉诃德是一位有教养的骑士他能读会写,知识丰富,涉猎广泛,好发长篇大论。具有高于时代、超于常人的社会理想,企图通过自己的刀剑,消灭一切不平和暴行,建立他所理想的,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世风淳朴、人人平等的“太古盛世”。于是,身为知识分子一员的堂吉诃德肩负使命,以“九死而不悔”的政治抱负,“以天下为己任”,竭力拼杀,赴汤蹈火,可歌可泣。再来看生活在中国的清末至辛亥革命时期的阿Q又是何种“行状”呢?阿Q是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农村的一个赤贫者。“三十岁左右,样子平平常常”,又瘦又乏,拖着一条黄辫子,头皮上亮着块癞疮疤,满身虱子。阿Q的社会地位低下,地地道道的农村无产者;他无家无室,孑然一身,被统治者剥夺的一无所有,连姓名、籍贯都很渺茫,寄居在土谷祠里;靠打短工维持生计,“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他的财产,除了一顶破毡帽,一付旱烟袋和几件最起码的破衣衫外,便一无所有。阿Q不识字,无文化,谈吐木讷,他所拥有的“学问”也不过是从条凳、葱丝烧鱼、打麻将和女人走路的姿态等方面区分城乡的差别。他的存在仅仅是为了能活着,没有理想和目标,当然最终也“投机”革命,可结果却落了个杀头的罪名,从而葬身于革命,做了革命的牺牲品。他的不觉悟以及农民阶级所固有的狭隘、自私性较之堂吉诃德的崇高理想怎能不使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呢？
2.3人生目标
堂吉诃德——英武的骑士书中有段描写：“他已经失去了理性，天下的疯子没有像他那样想入非非的，他要去做游侠骑士，披上盔甲，拿起兵器，骑马漫游世界，到各处去冒险。猎奇冒险，把那些游侠骑士的行事一一照办，他要消灭一切暴行，承当种种风险，将来功成业就，就可以名垂千古。他觉得一方面可以扬名，为国家效劳是美事，也是非做不可的事。一次堂吉诃德在命名好自己的名字之后，又将自己的马命名为”驽軐难得”。他认为骑士没有意中人就好比树没有叶子和果子，躯壳没有灵魂。基于这样的考虑，他把腌猪肉的一个农家女阿尔东沙。罗任索作为自己的意中人，并且将他的名字改为杜尔西内娅。台尔。托波索，他觉得这个名字就像他为自己以及自己一切东西取的名字一样，悦耳、别致，因为它带些公主贵人的意味，很有意思，他会为他的杜尔西内娅小姐立下赫赫有名的骑士功绩，而且认为是空前绝后、当世无双的，他要一如既往地干下去。这便是堂吉诃德的人生目标。阿Q——闲置的游民他似乎整天就游荡在大街上或者小酒馆间，没有堂吉诃德建功立业的凌云壮志，即使是在后来他差点去参加革命，也是瞻前顾后、畏首畏尾的，他的出发点就是想要升官发财、报复赵太爷，假洋鬼子之流，为了一显自己的风光。而最终却以在与他人的口角中得胜中陶醉，沾沾自喜，心满意足。如：与小D的打斗，欺负小尼姑等，他颇有一种得胜的愉悦心情。与堂吉诃德相比，他纯粹是为自己而活的狭隘心态。
堂吉诃德和阿Q两人都处在社会历史的过度阶段,这一革命“契机”客观上引发两人的革命行动———堂吉诃德的行侠“复古”以及阿Q的“造反”。堂吉诃德是怀有建立骑士道这样崇高的理想而到处行侠的,他认为“天叫我生在这个铁的时代,是要我恢复金子的时代,一般人所谓的黄金时代。各种奇事险遇、丰功伟绩,都是特地留给的。”在他的行侠途中,路遇一队被押送的苦役犯,在听了他们的陈述后说:“老天爷叫我到这个世界上来,实施我信奉的骑士道,履行我扶弱锄强的誓愿。”为了他的信念他不断出击,但过时的封建骑士制度怎么能承受资本主义的巨大冲击力?我们伟大的骑士先生对世界的感觉方式跟世界本身发生了严重的错位。堂吉诃德企图在一个骑士游侠已成陈迹的时代复兴他的骑士道梦想,找不到合适的时代和方式,最终演绎了一出悲剧。阿Q是在不自觉中“自然而然地”去寻求革命的。这种“自然而然”使他根本不知道什么是革命,“以为革命党便是造反”,他以为革命就是“我要什么就有什么,我喜欢谁就是谁。”于是也像堂吉诃德般出了马。结果,最先碰到假洋鬼子的钉,后来把嚓”换成“耳朵嗡的一声”完结了生命。他的革命就是要实现“老子天下第一”的心愿,使未庄“鸟男女”们跪下来求他饶命;享用元宝、洋钱、洋纱衫、秀才娘子的宁式床;根据自己的审美标准挑选女人。他的这种个人占有思想和以往的统治者有何两样?阿Q身上所固有的
农民阶级的目光短浅、自私、保守、落后??使其革命走向失败。
2.4、崇高与荒谬的精神胜利法
堂吉诃德与Q二人同样脱离实际,耽于幻想,但阿Q毫无独立意识自由人格,是一个完全失去“自我”的精神胜利者,大举他的“精神胜利”旗帜,完全不去正视现实,却又在虚妄的幻想中获得荒谬的自我陶醉,以虚拟的胜利来自我麻醉、自欺欺人,借以逃遁现实,由此将精神麻木推向极端。他把虚妄当作可能,把幻想看成现实,把失败作为胜利,从中享受无穷的乐趣。他自诩姓赵,夸耀“先前阔”,被人揪住黄辫子,在壁上碰四五个响头,他会想“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像样??”他挨了赵太爷的打,便以“现在的世界太不成话儿子打老子??”聊以自慰;当别人对赵太爷和钱太爷的儿子称赞时,连老婆都没有的阿Q竟幻想着“我的儿子:会阔多啦!”直到临死,阿Q还想“孙子才画的很圆”,至此,精神胜利法达到极致,也将阿Q推向悲剧的顶点。堂吉诃德遭到痛打,却“私自庆幸,觉得这种灾殃是游侠骑士份内应有的。”在他看来,“名人而不遭毁谤,那是绝无仅有的,”“好人都受到这样的毁谤,游侠骑士的经历,决不会都一帆风顺”。当他被关在笼子里押解回乡时,依然安慰自己:“干了我们这一行,这种灾难都是免不了的,否则我就不是个有名的游侠骑士了。在其超凡的想象力的煽动下,脱离现实,耽于幻想,把风车当巨人,把羊群当军队,把苦役犯看成受害的骑士,他每每猛冲过去,乱战一阵。为了推行骑士道,他不怕人们议论和讥笑,更不怕侮辱和打击,尽管被打掉牙齿,打断肋骨,削掉半只耳朵,甚至被关进笼子,他也不以为苦,反以为荣。他深陷自己设下的骑士陷阱不能自拔,直至疯死!
堂吉诃德秉承骑士铲除暴行的精神，时时处处总以“解救他人于水火”为己任，如，大战风车（他认为是危害人民的魔鬼）、解救小男孩（其实并没有像他期待的结果那样救了小男孩，反而致使那个小男孩陷入更痛苦的皮鞭之苦）、解救被劫持的贵妇人（事实上也不是被劫持，而是去为自己升职的丈夫送行），这些行为都是他的臆想，纯属一厢情愿，荒谬，反而为别人带来不便，然而他的动机却是真诚的，他想解救他人，在这点上，我们是否也该宽恕他的鲁莽呢？阿Q——麻木不仁，欺软怕硬的阿Q并不像堂吉诃德那么正义，乐善好施而是对他人麻木不仁（谈论杀革命党人“你们可看见过杀头么？”阿Q说，“咳！好看，杀革命党唉，好看好看??”）并且欺软怕硬，当他被假洋鬼子敲了文明棍之后不敢予以回击，而是把这窝囊气归结于碰见了小尼姑，把所有的愤怒迁移到小尼姑身上。与他人的口角中，他以为别人怕他的他就出手，打不过的就说是“君子动口不动手”并求饶，在精神上得
胜后又津津乐道，愉快地跑到酒馆喝了几碗酒，又与别人调笑一番，口角一通，又得了胜，愉快地跑回土谷祠放倒头便睡。
2.5、悲剧性的喜剧人物
阿Q和堂吉诃德的喜剧性格都有着深刻的内在悲剧因素。在他们一系列明显的荒谬可笑的思想行为深处，都存在着一种潜在的、处于萌芽状态的、因而是不成熟的合理性的因素，在它们还没有成熟为一种行为力量之前，它们往往以歪曲了的形态附着在喜剧性的思想行为之上，构成了他们作为喜剧性格的一部分，而不易为人们所觉察。但它们毕竟是一种客观存在。理论研究的任务是把它们抉发出来，这样做，不是为了削弱喜剧性格的完整性和一致性，相反，可以使人物的喜剧性格表现得更强烈，更有说服力，使这种喜剧性格不致流于油滑和无稽的地步。被剥夺姓名权利的阿Q曾想获得自己的姓氏，这是正当的、合理的，但是这个合理的愿望在现实生活中是被压抑着的，只能在酒后放肆时泄露了出来(伴随着作者夸张的描写，显得多么可笑！)可是，阿Q却因此而遭到赵太爷的痛斥，当一个“你不配姓赵”和一记耳光的细节把阿Q和赵太爷的阶级对立如此尖锐地揭示出来时，读者就不是嘲笑他行为的荒谬，相反，油然产生出对阿Q的同情，在笑声中掺和着眼泪。阿Q的“女人”“狂想曲”是滑稽的，他向吴妈的求爱也是可笑的，但赵太爷可以娶“小”，秀才娘子能生育，而小尼姑又骂他“断子绝孙”，为什么三十来岁的阿Q产生要娶妻生子的愿望，就不是自然和合理的呢？何况为这场“恋爱的悲剧”阿Q付出了何等惨重的代价，这一切难道不能激匡人们的无限同情吗?可以说，在阿Q每一个喜剧行动的背后都蕴含着悲剧性的内在因素。堂吉诃德同样如此。在他的着似疯傻颠狂的行动中，人们不难发现他是一个善良而又可爱的人，他的荒诞不经的思想行为并没有淹没他那合理而崇高的情趣和意向。生活，在他疯狂的头脑中被颠倒了，但他主观上却是竭力要按照往昔“黄金时代”的面貌把颠倒的生活再颠倒过来。他为维护骑士制度作出的种种努力，是那样的虔诚、真挚、而又执着没有丝毫的做作和矫饰。
悲剧性的喜剧性格和喜剧性的悲剧性格，看起来是矛盾的，但并没有将阿Q和堂吉诃德造成双重性格，它们完美而和谐地统一在一个完整的艺术典型之中，使两个形象都具有正当合理的思想内核和“可笑可怜”的主要性格特征。让人们在讽刺的笑声中否定他们的否定性品质，又在叹息中肯定他们的肯定性品质，人们因他们的痴迷和狂乱而感到好笑，又因为他们的不幸和屈辱而付之同情。当然，评论者为了证明某一类社会现象或性格特征，在援引这两个艺术形象作为例子时可以有选择地强调他们性格中的某一侧面。例如，马克思在论述经
济、政治和宗教制度都是和特定的生产方式的要求相一致的观点时说：“堂吉诃德对于自己的错误还应该付出严重的代价，因为他以为漫游的骑士是与一切社会经济形态同样地可以并存的”。马克思又在论述济金根覆灭的原因是由于他作为垂死阶级的代表起来反对现存制度时，说济金根“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个堂吉诃德，虽然是被历史上认可了的堂吉诃德”。斯大林在谈到那种连简单的工作都做不好而要妄想去解决复杂问题的人时说：“堂吉诃德之流所以叫堂吉诃德，就是因为他们失去了起码的生活嗅觉”。对于阿Q，人们也往往注意并强调他的精神胜利法，把一切自欺欺人，自以为是，掩饰和忌讳错误缺点而又不能正视现实的人，比喻为阿Q或“阿Q主义”。所有这些观点，都侧重于突出形象的喜剧性格，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种种列举某一侧面的做法并不能替代对艺术典型的美学性格的全面评价。作为一个完整的美学性格，阿Q和堂吉诃德应该是悲喜剧性格的统一。高尔基正是从两方面来评论堂吉诃德的，一方面是他的喜剧性，认为他虽然是“最正直崇高的”，但“却是可笑的”，同时又说：“不可克服的障碍阻止了劳动者的自由创造。可是过去一向是有堂吉诃德的，而且直到现在还有；他们心里不管怎样要干出美好、不同凡响的事情来的那种从古就有的愿望没有熄灭。”鲁迅论述堂吉诃德形象时，也是全面的，认为他的立志打抱不平，想斩妖服怪，除暴安民的动机是不错的，就是不自量力也不能算错，他只是不知道他所活动的环境，“已不是那么古气盎然的时候了”，所以他是一个“十足老实的书呆子”。他的“ 打法”是荒谬的，于是“只落得闹了许多笑话，吃了许多苦头，终于上了大当，受了重伤，狼狈回来，死在家里，临死才知道自己不过是一个平常人，并不是什么大侠客。”这些评论包含着对堂吉诃德悲喜剧性格的全面理解。同时鲁迅还曾把堂吉诃德同中国“青年援马团”作比较，认为中国的这些人，不过是一批假堂吉诃德，如果“真痴真呆”的真堂吉诃德，还是“可笑可怜”的悲喜剧人物，那么这批“假痴假呆”的假堂吉诃德只能是“真叫人哭笑不得”的喜剧人物了。别林斯基从美学性格角度对堂吉诃德作了精辟的全面分析，他说：“在一切著名的欧洲文学作品中，象这样把严肃与滑稽，悲剧与喜剧，生活中的庸俗糟粕与伟大美丽的东西交融在一起的例子，甚至还是不完善的例子，只能在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里找到”。
至于阿Q的性格，人们一般都根据鲁迅的社会政治思想和创作思想来评论，即“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就是说，在阿Q的形象中，是凝注了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审美评价的。所谓“哀其不幸”，就是同情他的不幸遭遇，同情他的正当的愿望不可能得到实现，我们由此看到了阿Q性格中存在着悲剧性的因素，他是个悲剧形象；所谓“怒其不争”，就是否定他的落后、愚昧和不觉悟，鞭挞他的那套精神胜利法，通过讽刺和批判，给予辛辣的嘲笑，并促使其觉醒。从这方面来看，阿Q的性格中，又存在着喜剧性因素，他又是一个喜剧性的形象。总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