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全球CDM市场减排的最大供给者，这是中国的机遇；我国发展低碳经济面临的挑战是，存在许多市场和制度障碍及我国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11]
胡鞍钢（2008）指出，我国高密集的生产和消费煤炭的方式使发展低碳经济面临巨大的压力，近几年我国经济高速发展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目前经济发展与环境问题日益尖锐，这是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紧迫性所在。由于全球气候变暖是人类的共同挑战，仅靠一个国家的努力远远不够。提出通过广泛国际合作来减少我国的碳排放，国际合作包括政治协商、科研合作、技术合作、人力资源开发等。[12]
付允、汪云林、李丁（2008）阐述了低碳城市的理论内涵，介绍国内外典型低碳城市的发展现状，提出能源发展低碳化、经济发展低碳化、社会发展低碳化和技术发展低碳化的低碳城市概念。[13]
潘家华（2009）认为，我国调整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及发展林业碳汇的空间有限，针对这样的约束条件，提出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三个措施：第一，提高能源效率；第二，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第三，引导消费者行为。[14]
（二）采用技术分析方法研究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相关问题
张雷（2003）用多元化指数方法分析了经济发展对碳排放的影响，认为经济结构的多元化和能源消费结构的多元化会导致国家从以高碳燃料为主转向以低碳为主。[15]
陈文颖、高鹏飞、何建坤（2004）用MARKAL-MACRO模型研究碳减排对中国能源系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若从2030年开始减排，减排率为10％～46％时碳边际减排成本在45～254美元/t之间；实施碳减排将导致化石能源等影子价格的上升、各种能源服务需求的下降，还将引起终端以及一次能源消费结构的变化。最终，能源消费量将由于燃料结构的优化和能源服务需求的减少而减少，在高减排率下一次能源煤的比重将大大下降，而低碳和无碳能源特别是核能的比重将大幅度上升。[16]
《中国现代化报告：2007》（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2007）根据1960-2002年各国人均CO2排放量的变化趋势得出，部分国家符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部分国家不符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17]
林伯强、蒋竺均（2009）利用传统的环境库兹涅茨模型模拟和在二氧化碳排放预测的基础上预测两种方法，对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拐点和预测作了研究，得出的结论是：（1）中国二氧化碳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理论拐点对应的人均收入是37170元，即在2020年左右出现拐点。但实证预测表明，拐点到2040年还没有出现；（2）除了人均收入外，能源强度，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都对二氧化碳排放有着显著影响，特别是能源强度中的工业强度。所以，要减缓二氧化碳排放的增长，关键是降低能源强度，尤其是工业能源强度。[18]
付允等（2008）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论证了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方向、方式和方法，即以低碳发展为发展方向，以节能减排为发展方式，以碳中和技术为发展方法。[19]
谭丹等人（2008）测算了我国工业各行业近十几年来的碳排放量，运用灰色关联度方法分析了我国工业行业碳排放量与产业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产业产值与碳排放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通过测算工业各行业单位GDP碳排放量的变化得出：我国工业行业中碳排放量大的行业主要是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电力煤气及水生产供应业等重工业行业，而诸如皮革、毛皮、羽绒及其制品业，医药制造业，塑料制品业等行业的碳排放较小。[20]
（三）碳预算方案、方法论研究
潘家华、陈迎（2009）提出，以气候安全的允许排放量为全球碳预算总量，设为刚性约束，可以确保碳预算方案的可持续性；将有限的全球碳预算总额以人均方式初始分配到每个地球村民，满足基本需求，可以确保碳预算方案的公平性。根据历史排放和未来需求进行碳预算转移支付，设计相应的资金机制，使碳预算方案具有效率配置特征。不同于分时段、临时目标的《京都议定书》途径，这样的碳预算方案是一
个全面涵盖的整体性一揽子方案。然而，由于气候变化问题已泛政治化，许多技术性问题需要国际政治与外交谈判才能解决。[21]
潘家华、陈迎指出，碳预算方案的方法论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和改进。例如目前的计算过程中，所有累积排放的计算都采用直接累积方法，从科学角度看，排放对大气中CO2浓度的增加程度随时间衰减，应该引入衰减函数，采用衰减法进行累积排放的计算。但衰减函数的精确计算需要复杂的气候模式，尤其是涉及未来排放路径对大气浓度的影响，没有观测数据的校正，不确定性很大。从定性角度看，发达国家历史排放多，未来有条件大幅度减排，而发展中国家历史排放少，未来排放增长趋势明显。因此，引入衰减函数进行累积排放的计算，淡化了发达国家的历史责任，对发达国家是有利的。碳预算方案的方法论中有一些参数的选择可能引起争议。例如，全球减排的长期目标、历史累积排放计算的起始年等。有些争议可以通过谈判来解决，有些则可进行敏感性分析，来研究这些参数对计算结果的影响。[21]
（四）碳汇⑦与农林和其它土地利用关系研究
发展低碳经济，林业碳汇是重要的发展机制之一。林业碳汇是指，植物吸收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并将其固在植被或土壤中，从而减少气体在大气中浓度的过程、活动和机制。
潘家华（2001）认为，碳汇即从大气中清除二氧化碳的过程、活动或机制为林业发展提供了机遇。[22]
王岩、李全修（2009）认为，基于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在因化石燃料所导致的全球碳排放仍不可避免地持续增加的情况下，由“农林和其它土地利用”（AFOLU）所产生的自然碳汇活动成为发展低碳经济极为重要的议题，并将在国际气候变化制度中扮演关键角色。目前，尽管中国已在CDM项目及核证减排量供应量方面领先，但主要分属于能源活动和工业活动领域，除了几个试点性的林业碳汇项目外，基于AFOLU活动的CDM项目极少。发挥AFOLU活动的最大碳汇潜力需要具备的重要基础是林地的产权保护。建议政府在AFOLU的碳汇价值评判、农林地权属和流动等方面做出明确的制度安排，通过制度创新，将引进的、研究制定的CDM标准、规则和技术应用在东部发达地区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地区之间、企业之间、城乡之间，并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不同的区域性碳交易市场，以促进AFOLU所产生的自然碳汇能力的不断提高。[23]
七、碳排放权交易
（一）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及实践
《京都议定书》设立了三种借助“市场”运行的“遵约机制”：排放交易（ET）、联合履行机制（JI）和清洁发展机制（CDM）。排放交易是发达国家间遵约的机制，超额完成减排义务指标的国家，可以将其指标以贸易的方式转让给未完成减排义务的国家，以实现其减排承诺；联合履行机制也是发达国家间的遵约机制，国家间通过项目合作，一些国家所实现的减排单位可以转让给其他国家；清洁发展机制是发生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机制，是指允许发达国家的投资者从其在发展中国家实施的并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减排项目中获取核证减排量。即发达国家提供资金、技术，帮助发展中国家减排，减排量在经过国际机构核证后，可用于抵减发达国家承诺的约束性义务。这三种机制的目的，就是试图把碳排放额度作为一种商品在各国间交易转让，剩余的碳排放额度是交易的对象，获得剩余碳排放额度的最终手段是采取低碳技，低碳技术的创新与进步则需要借助市场的激励作用来实现。
三个借助市场运行的机制具有“境外减排”的特点，即不是在本国实施减排行动，目的是在全球范围内寻求最低的减排成本和路径。其中蕴含的思想是：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产生的温室气体减排对大气产生的效果都是一样的。由于国家之间发展水平的不同、劳动力成本的差异等，即使采取同样的行动，其所需的减排成本会有较大的差异。这种客观存在于不同国家之间的减排成本差异为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的建立提供了基础。《京都议定书》三个机制是基于市场的、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经济政策和刺激手段。
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就像股票交易制度一样，需要一个交易平台。虽然，目前碳市场规则还在制定、完善中，尚未形成全球市场，但是，各国、各地区都在发展自己的区域性的碳市场。 欧盟排放交易体系是目前世界最大的区域碳市场，涉及欧盟27个成员国以及列支敦士登和挪威共29个国家、近1.2万个工业温室气体排放实体，有巴黎Bluenext碳交易市场、荷兰Climex交易所、奥地利能源交易所（EXAA）、欧洲气候交易所（ECX）、欧洲能源交易所（EEX）、意大利电力交易所（IPEX）、伦敦能源经纪协会（LEBA）和北欧电力交易所（Nordpool）等8个交易中心。美国也积极参与碳交易市场的建立，于2003年成立芝加哥气候交易所（CCX），是全球第一个也是北美地区唯一的自愿参与温室气体减排量交易并对减排量承担法律约束力的市场交易平台。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碳市场成交额的增长速度惊人，2008年成交总额为1263.45亿美元，预计2012年全球碳市场交易总额将达到1500亿美元，有望超过石油市场成为世界第一大市场。[24]
近两年，中国在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及核证减排量供应量方面发展迅速。2007年中国清洁发展机制项目产生的核证减排量的成交量已占世界总成交量的73%，2008年占到84%。杨志、郭兆晖（2009）认为，虽然中国的实体经济企业为碳市场创造了众多减排额，但是，中国处在整个碳交易产业链的最底端，所创造的核证减排量被发达国家以低廉的价格购买后，通过它们的金融机构的包装、开发成为价格更高的金融产品、衍生产品及担保产品进行交易。发达国家正在全力吸引中国的金融机构参与到他们所建立的碳金融市场中，进而赚取中国资本的利润。如2008年6月，中国卖给欧洲买家的核证减排量的现货价格为11欧元/吨左右，而同样代表一吨二氧化碳当量的欧洲市场交易的欧盟配额的2014年12月到期的期货价格高达19欧元/吨。中国由于没有自己的交易体系，所以无法获得相应的定价权。如果不尽快发展碳交易市场，在未来的全球碳市场中，中国将重蹈在国际石油市场和钢铁市场中丧失定价权而受制于人的覆辙。参与构建碳市场，一方面可以成为中国在金融危机中参与国际金融市场体系构建的“突破口”，另一方面也可以成为解决我国节能减排事业发展的瓶颈——绿色技术应用不足问题的有效途径。[24]
中国开始探索构建自己的碳市场。2008年8月，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北京环境交易所挂牌成立，9月25日，天津排放权交易所挂牌成立，这是全国第一家综合性排放权交易机构。虽然这三个交易所只能从事清洁发展机制下的交易，但重要的意义是，中国节能减排开始通过建立市场化机制、通过专业化平台来运作，不再仅仅依赖行政手段。
（二）碳排放权交易研究
我国碳排放权交易方面研究的文献出现的较晚，直到1998年，才有一篇文章发表，2003-2005年发表的数量只有11篇。从2006起，开始关注碳排放权交易方面研究，仅2006年就发表了11篇。之后逐年增加，到2009年12月19日哥本哈根大会闭幕为止，已发表了50篇左右。在前几年的文献中，报纸居多，没有一个系统的论述，近两年，伴随着发展低碳经济的热潮，以期刊形式发表的系统的理论论述增加。见图3。
图3：碳交易文献数量时间分布 数据来源：中国知网
陈文颖、吴宗鑫（1998）提出了两种综合考虑公平和效率的碳权混合分配机制，并确定了碳权交易价格，在此基础上对全球碳权交易情况进行模拟。此外还分析了碳排放权交易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以及不同碳权分配机制对全球碳权交易收益的影响。[25]
刘伟平、戴永务（2004）对国内研究碳排放权交易的研究进展、碳排放权交易中各国初始碳排放权的合理配置、碳排放权交易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和对中国林业的影响等重要问题的研究情况进行了述评。指
出，后京都时代即第三个承诺期到来时，鉴于中国碳贸易不加约束造成国际产业转移而带来温室气体排放数量的快速增长，发达国家要求中国参与温室气体减排或限排承诺的压力将与日俱增。[26]
杨红强（2005）认为，利用《京都议定书》1-2承诺期对发展中国家无减排义务的有利安排，中国应慎重参与国际碳贸易，在合理有效利用碳贸易带来的技术与资金转移的前提下，重点加快后期谈判中碳贸易与本国环境保护协调机制的建设。[27]
岳杰等（2009）在企业内部碳交易机制的基础上，引入期权理论，研究碳排放初始分配市场的定价策略问题，以期得到相对合理、完整的期权定价模型，达到降低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风险的目的。[28]
杨志（2009）指出，碳交易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有机结合，代表了未来世界经济的发展方向，在引领节能减排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中，碳市场将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中国应从全球金融战略的视角积极参与碳市场的构建，充分发挥自己的话语权，研究碳市场的定价机制。[29] 碳交易本质上是一种金融活动，但与一般的金融活动相比，它更紧密地连接了金融资本与基于绿色技术的实体经济。碳交易市场一方面是与虚拟资本、金融创新、绿色技术（产权）、低碳信息咨询、新经济所需人力资源和教育培训等等相关的信息经济市场，另一方面是与低碳经济的生产要素和产品市场以及现代服务业的市场相关的企业经济和产业经济的市场，因此，构建信息平台是极为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只有构建真实而强大的信息平台，才能最终构建碳市场。[30]
刘铮、陈波（2009）认为，目前CDM的发展尽管很快，但却不存在继续大规模扩张的基础和条件。中国碳市场的发展不能依赖于CDM，CDM也不可能成为发展低碳经济的主要工具。中国如果要参与碳市场的构建，要通过金融手段引导低碳经济的发展，则必须建设自身独立的减排标准和交易系统，并与经济模式的转型有机结合起来。具体到CDM市场，政府必须不断加强监管，建立一套规范的管理系。要控制CDM项目开发的节奏，严格惩治违规行为，并逐步建立规范的减排量购买合约，保证CDM项目的注册和签发成功率，维护业主的收益。碳市场是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社会信用体系的基础之上的，如果没有坚实的信用基础，碳交易只能是空中楼阁，必然会崩溃。[31]
王留之、宋阳（2009）通过对全球碳交易市场的分析得出，许多发达国家积极参与碳交易并获得可观的收益，而我国的碳交易仍然处于被动的局面。提出，通过金融创新，引入新的金融产品和模式，大力发展碳金融，来改变我国碳交易的被动局面，并促进我国的节能减排工作和产业结构的调整。[32]
八、碳税研究
除了碳排放权交易制度，还可以采用碳税政策来实现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减排。
碳税⑧是指针对二氧化碳排放所征收的税。碳税征收目的不是增加税收，而是通过税收结构调整，引导能源清洁使用。碳税的设计应该尽量缓冲实施碳税对行业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的影响，通过对燃煤和石油下游的汽油、航空燃油、天然气等化石燃料产品按其碳含量的比例征碳税，来实现减少化石燃料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⑨与总量控制和排放贸易等市场竞争为基础的温室气体减排机制不同，征收碳税只需要额外增加非常少的管理成本就可以实现。从理论上说，碳税将碳排放造成的外部性内部化，从而修正被扭曲的价格信号，优化资源的配置。碳税被认为是有效的碳减排政策工具[33]，目前, 瑞典、丹麦、芬兰、荷兰、挪威、意大利等国已开征碳税。
高鹏飞，陈文颖（2002）应用所建立的一个中国MARKAL-MACRO模型，研究了征收碳税对中国碳排放和宏观经济的影响。研究的结果为：（1）征收碳税将会导致较大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损失；（2）存在减排效果最佳的税率。[33]
魏涛远，格罗姆斯洛德（2002）利用一个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定量分析了征收碳税对中国经济和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结果表明，征收碳税将使中国经济状况恶化，但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将有所下降。[34]
王淑芳（2005）介绍了碳税的理论基础及其在一些国家的征收实践，总结和分析了国内外一些学者关于实施碳税影响温室气体减排、经济和能源系统运行的研究结果，得出：碳税是碳减排的一种重要经济手段，对能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具有积极的作用，而且具有财政收入的特点，对国家政府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同时其政策实施的可操作性较好，并且在一些国家已取得一些经验。[35]
刘强等（2006）通过应用电力部门综合资源规划评价模型，研究电力部门引入碳税和能源税对发电技术选择、电价以及环境排放的影响，得出：通过征收碳税或能源税，一方面可刺激电力部门采用更多的高能效技术和清洁技术，改善我国的电源结构，促进电力部门的技术和燃料构成向着更清洁和高效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可减少电力系统温室气体及其他污染气体的排放。[36]
张明文等（2009）利用1995—2005年我国GDP、能源消费和资源税样本数据，通过构建基于面板数据的计量模型，分析了征收碳税对我国28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的经济增长、能源消费与收入分配的影响。结果表明：征收碳税能够提高我国大部分地区的经济规模，同时对东部地区的能源消费具有抑制作用，但扩大了大部分地区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的收入分配差距。这说明，现阶段我国应该分地区、分税率进行碳税征收，以使我国大部分地区在保持经济增长和体现社会公平的前提下实现节能减排的目标。[37]
九，不同的声音
关于低碳经济，存在一些反对的声音。在这些反对声中，可以分为两类，一类认为，人为因素造成的气候问题是个伪问题。气候变化是地球表面温度随着时间的推移周期变化的，是一个不受人类影响的自然现象，在自然力量下，人类社会生活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微乎其微，可以不予考虑；另一类认为，低碳经济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阴谋。
马中（2008）认为，由于欧美有技术、资金上的优势，利用气候问题设局，通过低碳经济来引导或制约国际经济的发展进程。[38]
普林斯顿大学的威廉·哈勃教授（2009）认为，“很少有政客、市民或者科学家会耗费太多的精力去钻研这些支持全球变暖的数据，这是费心费力的工作，但只要坚持钻研的人，最终会变成怀疑论者。”他坚持认为，目前支持全球变暖趋势的数据和模型上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他指出，过去地球曾有更大的变暖现象，而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并没有增加。[39]
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林德森（2009）认为，实际上气候一直在变暖和降温间反复，气候是否异常变暖，尚无定论。地球大气中的温室物质实际主要是由水蒸气和高空云层构成的，即使人类排放的二氧化碳和气候变暖有直接关系，那也无需恐慌，因为人类排放的二氧化碳所占温室物质比重实在太小。气候变暖背后有更多元的利益动机，投机者和银行明显看到，碳交易可以产生一个数万亿美元的市场，象高盛成为气候变暖的热情游说者，而对于一些政治家而言，迎合选民的气候信仰，是拉拢选票的法宝。[39]
十、小结
可以看到，低碳经济的行动和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但是，仍然有许多问题需要探讨。
1、理论研究还需要深化。目前，关于低碳经济的概念很多，含义及概念之间的关系缺乏系统的梳理，一些基本理论和基本关系不够清晰，这是影响公众、企业、甚至政府不能够正确认识低碳经济相关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
2、低碳经济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需要深入研究。低碳经济的发展成本、可以获得的利益、适用技术的研发、资金融通、市场调节机制、政府的政策、法律等相关制度的构建，都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协调低碳经济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所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
3、国内经济发展程度不同地区发展低碳经济的“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政策和协调发展机制需要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