障了富民目标的实现。致力于富民强村、繁荣和壮大农村经济，是包括苏州市在内苏南地区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一条重要经验。按照这一经验启示，苏南各地明确提出，城乡一体化以富民为核心，要求通过进一步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实力，促进农民新型合作组织发展，帮助农民创业就业，促使劳动密集型产业、涉农工业和农产品加工业由城市向农村转移，大力发展现代农业，着力推进农业产业园区建设，积极培育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促进以企带村、村企互动，实现富民强村目标，通过经济发展不断推进城乡融合。
三、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是实现城乡融合的关键
党和政府历来十分重视“三农”问题，社会各界也十分关注“三农”问题。1979年9月的十一届四中全会、1998年10月的十五届三中全会、2008年10月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都对“三农”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并作出专门决定，并且从中央到地方几乎每年都要召开农村工作会议。改革开放以来还先后印发了14个有关做好“三农”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专家学者研究“三农”问题形成的成果之多，超过任何一个国家，也超过任何一个学科。经验表明，凡是一直受到重视的问题，一方面说明是牵涉全局不能回避而必须着力解决的重大问题，另一方面说明是尚未得到根本解决的老大难问题。“三农”问题解决起来之所以难，是因为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根深蒂固并且惯性力量极强的城乡二元结构，在不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前提
下解决“三农”问题，只能治标不能治本，只能一时性缓解问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真正认识到“三农问题的病根是城乡二元结构” 〔4 〕并下决心破除城乡二元结构，还是最近这些年。特别是在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有利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 〔5 〕（p465）任务的基础上，2008年10月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作出了“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 〔1 〕 （p671）的重大决策，并从城乡统筹、制度建设等方面对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做出了系统部署，使解决“三农”问题进入了目标明确的深入推进阶段，也使“三农”工作进入了可持续的良性运行状态。国家和地方围绕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所设立的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点，通过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在实践中取得了显著成效，也确证了城乡二元结构是“三农”问题的病根。这说明，推进城乡融合，关键在于破除城乡二元结构。
四、城乡统筹是实现城乡融合的基本方法
城乡统筹，就是统一筹划，兼顾城市和乡村矛盾的双方，用辩证法的两点论处理好城市和乡村的关系。实施城乡统筹的主体是政府，即在政府主导下，按照统筹兼顾的方法处理城乡关系，改变过去重城市发展轻农村发展，甚至以牺牲农村的利益换取城市发展的做法。当然，新中国成立后一定时期内实施城市偏向政策有其历史
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因为要把一个贫穷落后的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把重点放在推进国家工业化上，而要在原本“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推进国家工业化，只能靠农业的积累提供原料和资金。时至今日，依靠农业为工业发展提供原始积累的任务早已完成，到了着力推进城乡统筹发展的新阶段。城乡统筹是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基本方法。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些地方就提出了这一工作思路，特别是东南沿海发达地区，在乡镇企业发展和小城镇建设的带动下，城乡关系开始发生转换，城乡一体化开始启动，城乡之间开始融合。在此基础上，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的市场化改革阶段，城乡一体化和城乡融合有了进一步的推进。但这个阶段的城乡一体化，其动力主要来自基层和市场的自发性力量，缺乏上下联动的政府主导。所以这一阶段的城乡融合只能取得有限的成果和局部的经验。
2002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六大提出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 〔5 〕 （p17）的论断，标志着由政府主导上下联动的城乡一体化开始启程，特别是2008年10月召开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五个统筹”：统筹土地利用和城乡规划，统筹城乡产业发展，统筹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统筹城乡劳动就业，统筹城乡社会管理，这“五个统筹”是对统筹城乡发展从五个方面所作的细化。在“五个统筹”基本精神指导下，许多地方结合实际提出了推进本地区城乡融合的具体方法。如，四川省成都市作为国家批准设立的
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提出了“六个一体化”的城乡统筹方法：城乡规划、城乡产业发展、城乡市场体制、城乡基础设施、城乡公共服务、城乡管理体制一体化。江苏省提出了经过充实完善后的“五个一体化”的城乡统筹方法，即城乡发展规划一体化，城乡产业一体化，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一体化，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城乡就业一体化。苏州市作为江苏省确定的城乡发展一体化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城市也提出了“六个一体化”，即城乡发展规划、资源配置、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就业社保和社会管理一体化。广东省中山市作为《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所列的“统筹城乡发展综合改革试点”也提出了“五个一体化”，即城乡人口一体化、城乡空间布局和基础设施一体化、城乡经济发展一体化、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城乡生态环境一体化。除此之外，还有些地方提出了“七个一体化”、“八个一体化”，等等，这都是根据各自实际所提出的由政府主导下的城乡统筹的具体方法。无论几个一体化，最终目标是要达到城乡全方位的融合，其中也应当包括十七届六中全会新提出的“城乡文化一体化” 〔6 〕。 五、制度创新是实现城乡融合的重要保障
仅有城乡统筹的方法还实现不了城乡融合。事实上，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毛泽东就提出了用统筹兼顾的方法处理城乡、工农等重大关系问题，但在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机制下，统筹兼顾的方法并没有在处理城乡关系中发挥出应有的作用。不是方法不正确，而是缺
乏城乡统筹的制度保障。
1954年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提出的二元结构，即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指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工业和技术落后的传统农业同时并存的经济结构，“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通过工业化的反哺带动和城市化的推进融合就可以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并实现城乡一体化” 〔7 〕。但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不仅是一种二元经济结构，还是一种二元社会结构，它以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为基础，把城乡居民分为两种不同的身份，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使城乡居民在教育、就业、医疗、社保领域所享有的权益甚至在交通事故的赔偿标准上都有很大不同。与此同时，国家还实行了偏向城市的宏观政策，使得农村的农产品和土地、劳动力、资金等生产要素低成本甚至无偿流入城市，支持城市的工业化。公共财政也几乎演变成了专为城市服务的城市财政，如在基础设施的建设上，城市的基础设施由国家投资建设，农村的基础设施则基本上依靠农民自筹资金建设。长期实行这种城市偏向政策的结果，必然会造成并固化城乡经济发展中的差距，使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更加突出。
制度创新是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根本保障，要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必须通过制度创新实现城乡发展的体制机制变革。无论是“五个一体化”、“六个一体化”，还是“七个一体化”、“八个一体化”，没有体制机制作保障，城乡一体化就会中途停滞。“如果说一般的城乡二元结构是工业化进程初期自然分化的结果，那么，我国城乡二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