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老夫子》中的高尔础，身为一个女校的历史教员,虽然易字“尔础”以表仰慕俄国文豪高尔基之心,还发着“中华国民皆有整理国史之义务”的宏论,其实是一个不学无术，成天只知道“打牌、看戏、喝酒、跟女人”的文化流氓。靠着对新文学的皮毛知识和对历史的肤浅了解，竟然受聘到“贤良女校”做教员，这本身就是比较可笑的了，然而更让人不能接受的是，其真正的目的只是为了去看女学生。鲁迅充分运用了“将生活中的丑恶揭露给人看”的喜剧模式，给了这位“新派”的“知识分子”辛辣的讽刺。高老夫子的教学，除了对自己知识不足烦躁愁苦外，关心的只是自己在女学生前面的仪容和表现：“上堂的姿势应该威严，额角的瘢痕总该遮住；教科书要读得慢，看学生要大方。”而因为自己的浅薄和目的的不纯导致讲课失败后，曾经自以为留心新学问、新艺术而看不起黄三之流的高老夫子，思想上马上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高老夫子回到自家的房里许久之后，有时全身还骤外一热，又无端的愤怒，终于觉得学堂确也要闹坏风气，不如停闭的好，尤其是女学堂，------有什么意思呢？喜欢虚荣罢了！”“女学堂真不知要闹到什么样子，自己又何苦去和她们为伍呢？”最后，我们的高老夫子终于又恢复了其“老杆”的本性，在麻将桌上“世风也终究觉得好了起来。”其本质真是“苟安则喜，苟惊则慌”的俗人。
四铭和高尔础身上这种极端丑陋的负面人格正是封建文化的长期熏陶、新思潮的强烈冲击所致,他们表面是在宣称维护社会道德，而实际上他们的灵魂已经完全腐朽，是封建道德的卫道士，是不学无术的文人败类。
四、封建制度的破坏者和反抗者
《在酒楼上》的吕维甫，曾经是接受过新教育，到城隍庙里去拨神像的胡子、议论改革中国的方法以至于打起来的，虽然激进然而进步而可爱的知识青年。但是随着时光的流逝，在物质和精神的双重重压下，他逐渐向旧的势力低头和妥协了，变成了一个迂缓的教“子日诗云”之类误人子弟、无意中成为封建旧势力帮凶的落荒者。到了中年，曾经受过民主和科学教育的他，为了敷衍母亲，竟不辞辛劳回到故乡给已死多年的小兄弟迁葬，并且在看到旧坟中没有任何遗迹时，还是让工人把原尸体所在处的泥土装到棺材中下葬。他就是这样做些“等于什么事也没有作”的事。吕纬甫的变化除了他本身的原因外，社会客观条件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作品写到吕纬甫虽然消沉，仍然清醒，“深知道自己之讨厌，连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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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讨厌”，这说明他内心的痛苦和矛盾。作者写了他回故乡时做的另一件事，特意买了剪绒花送给过去为想花戴而挨了父亲打骂的顺姑。顺姑已病死了，他只好托人把花送给顺姑的妹妹。过去有的评论者对这一细节持否定态度，把它和迁葬一样看作说明吕纬甫什么事也没有作。其实，透过这一细节可以看到作者对吕纬甫的肯定，即说明他昔日的同情心尚未泯灭，更重要的是暗示读者，知识分子的吕纬甫和贫女顺姑的命运实际上相去无几，不同者是一个被打扫出了这个世界，一个则还在苟延残喘，在这个世界里痛苦地挣扎着活下去。吕纬甫一些看来显得颓唐的话，表现了对现实的不平和不满。“你看我们那时候想的事可有一件如意？”这句话往往被人忽略，其实它不仅是了解吕纬甫思想性格的重要线索，也是作品主题思想的核心——作者是要通过吕纬甫的生活变化，对黑暗社会给予无情的揭露和抨击。
《伤逝》中的涓生和子君都是20年代初期具有某种程度的民主思想的知识青年。他们互相认识后，在时代精神的感召下，大胆地追求自由恋爱、婚姻自主，并且不顾强大的封建势力和世俗偏见，勇敢地冲出封建家庭的樊篱，走到了一起。 女主人公子君原本是一个为了争取婚姻自主而蔑视一切世俗观念的人，但与涓生同居后，她不再读书，不再思考，整日不是沉浸在对两人过去相恋情景的回忆中，就是忙于操持家务，或者为小油鸡而“和小官太太暗斗”，生活使她变得日渐空虚、庸俗。男主人公涓生原本不仅是一个能够追求新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而且还是新思想的传播者，他曾以自己的觉醒唤起了子君的觉醒，并且把纯真热烈的爱情奉献给了子君。但是，在与子君度过了最初的一段“安宁和幸福”的生活后，他不再满足现有的爱情生活。他意识到，他与子君的爱情应“时时更新，生长，创造”，否则，“安宁和幸福是要凝固的”。但是，他们的爱情怎样才能更新、生长、创造？他们新的生活道路到底在哪里？这一切，他自己也并不很清楚。当局长一纸公文断绝了他的生计后，他最初还是做了多种努力，力图通过个人奋斗，改变处境。当这一切努力失败后，他竟错误地把一切责任都归咎于子君，认为：“我一个人，是容易生活的，......现在忍受着这生活压迫的苦痛，大半倒是为了她”，最后终于提出了和子君分手。涓生和子君这对曾经热恋、相爱，并大胆地走到一起的青年男女，最后以悲剧结束了他们的爱情生活。那么，造成涓生和子君爱情悲剧的原因是什么呢？首先，他们的爱情缺乏深厚的基础和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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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标。由于两位主人公的奋斗目标仅仅是“个性解放”、“恋爱自由”，因此，他们一旦走到了一起，也就失去了奋斗的目标。20年代前后曾经召唤过许多青年冲破封建罗网,追求恋爱自由、婚姻自主。鲁迅没有一味地盲目讴歌当时盛行的这些观点，而是让人们从涓生与子君这对恋人的悲剧故事中，去思索当时这些流行的思想的局限性。子君与涓生靠着这些思想的鼓舞，勇敢地抗争封建势力的重压，特别是子君，当她勇于追求自由恋爱时，曾发出：“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的宣言，表达了她为追求个性解放、婚姻自主、人格独立而无所畏惧的精神。然而，正是由于子君把获得爱情、婚姻自主，当作了自己奋斗的终极目标，把与涓生的爱和小家庭的生活，当作了新生活的全部内容，因此，当她婚后实现了这些目标时，她也就无所追求了，人变得空虚、停滞，情趣变得越来越庸俗，视野变得越来越狭小。也正因此，她和涓生之间的裂痕也就越来越大。另外，由于子君还是一个“爱情至上”者，因此，当涓生宣布不爱她的时候，她的精神也就由此完全崩溃了。与子君比，涓生尽管对爱情比较冷静，懂得“爱情必须时时更新”，但由于他最终不知道该怎样更新，因此，在对待爱情、对待生活上，他与子君有着同样的盲目性。正是这种盲目性导致他们失去了奋斗方向，最终使爱情枯萎。作者通过对男女主人公悲剧的再现，揭示出了“个性解放”，“个人奋斗”以及“爱情至上”等当时十分流行的思想的局限性。在作者看来，尽管这些思想在反封建斗争中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它们有可能成为青年反封建的精神支柱，但绝不能引导人们获得长久的幸福，取得真正的解放，这也正是《伤逝》比当时同类题材作品思想深刻的地方。其次，黑暗社会的重压。涓生和子君虽然依靠“个性解放”等思想，一时冲破了封建家庭的樊篱，但由于整个社会并没有因此改变，黑暗的社会是决不允许有这种叛逆者存在的，因此，他们婚后，社会对他们的打击、摧残始终没有停止。从根本上说，子君和涓生的悲剧在于他们不懂得个人的解放必须从属于社会的解放。
无论是吕纬甫、还是涓生和子君，他们都具有现代的意识、进步的思想和改革的要求，也曾有过为自己理想而奋斗的辉煌历史，但他们的反抗几乎都以失败而告终。作者对黑暗的社会、残酷的封建势力摧残青年的罪行予以了猛烈的抨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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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最了解知识分子，既知道他们的长处，也知道他们的短处，既看到他们的不足，又看到他们的苦难。在鲁迅看来，知识分子也和劳动人民一样，不是花鸟，有很多痛苦。从孔乙己到子君，虽然他们的生活经历各不相同，但是他们都逃脱不了悲惨的命运，他们的悲剧是时代的悲剧、社会的悲剧。鲁迅先生通过对这三类知识分子形象的刻画，在表达深切同情的同时，更多的是批判造成他们不幸的病态社会。
参考文献
[1] 《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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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国新文学》主编：傅子玖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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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作家文化场论稿》 冒键 黄毓任 新疆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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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中国现代文学史》主编：吴宏聪、范佰群，武汉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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