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部分：
1.政治关系。即作为政治主体的集团和个人，它们的相互关系及其内部关系。包括阶级、阶层、各政治主体的地位与作用等。
2.政治制度与政治组织，其核心是国家政权。包括国家制度（如国体、政体、国家结构等）、行政体制、司法制度、军事制度、政党制度、选举制度等。
3.政治权力和政治权利。政治权力表现为一种自上而下的支配性力量，即政治上的强制力量或职责范围内的支配能力。而政治权利则是指表现为一种自下而上的力量，它是公民或法人依法行使的权力和利益，与相应的义务不可分割。
4.政治行为。即政治主体的各种政治活动。
5.政治发展。即研究政治改革、革命等政治变化的原因、动力、途径等。 6.政治文化。包括(1)意识形态（即政治、法律、艺术、宗教、哲学、 道德等观念系统）；(2)政治社会化（如政治宣传和政治教育等）；(3)政治心理（如政治感情、政治态度、政治信念等）。
7.政治变革。包括政治发展的价值目标（如民主、人权、平等与效率等）、规律等。 8.政治谋略、政治家、领导艺术等。
3. 列举当代中国政府构架的若干特征，并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转变政府职能发表自己的看法。
一、政治结构的含义
（一）政治结构就是政治主体（也叫政治角色）之间相互关系的固定的组合模式。 （二）政治结构的具体形式包括国家的宪政结构及政府、司法、政党、阶级利益集团等政治主体的结构。
（三）政治结构表现为政治主体在政治活动中的法律地位及权力义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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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政治结构的形成具有自发性的成份，也有自觉性的成份。
1.在长期政治实践中稳定发挥作用并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的政治关系和政治秩序体现了政治结构的自发性。它往往体现着政治文明中的传统智慧。
2.政治主体主动地干预政治系统的运行，自觉地按照自己的需要改造旧的政治结构的过程则充分体现了自觉性的一面。现代政治的发展越来越多地体现了政治结构的自觉性。 二、政治结构的基本特征
（一）政治关系或政治系统的相对稳定性。也就是政治制度的相对稳定性。它是由生产关系的相对稳定性决定的。
（二）政治活动的有序性。指各种政治主体及其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的规范性。各种政治主体政治角色的活动具有一定的因果关系，表现出政治活动特有的规律性。如政治活动的一些特定程序、主动与被动、强制与服从、分权与制衡等，都体现出政治活动的有序性。。 总的来说，共和国的政府初期实行的是委员会制，54年以后，开始国务院总理负责制。到了88年，正式确立国家主席作为虚君国家元首。但事实上，中国的政治决策，还是以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常委们为实权人物，而其中担任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则成为实权领袖。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题的决定》，提出了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一系列新的构想，构想指出，要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关键是要改革行政管理体制，转变政府职能，从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模式向市场主导型的经济模式转变，从优先于经济目标向优先于社会目标转变，从审批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转变，从行政控制型政府模式向依法行政型政府模式转变，建立“有限、有效的服务型政府”。[8]
(一)解放思想，转变观念，这是深化政府经济职能改革的重要前提。任何行为本质上都是在人的观念指导下的产物，因此，观念转变在转轨进程中是根本前提。政府必须从转变行政观念、社会观念入手，推进市场化改革。要在行政管理上引入服务理念，改变过去“官”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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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管”的观念，充分尊重市场主体，向间接宏观管理为主转移，政府应当以服务为宗旨，要改变一方政府只管一方事情的狭隘思想，树立大市场、大流通的观念，从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的高度把握政府经济行为的范围和力度。
(二)正确分清政府与市场的界限，强化政府的服务和宏观调控职能，并按有限政府观念与模式来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政府要从无所不包，无所不容中脱身出来，从“越位、错位、缺位”转向“归位、补位”。那么，政府权力界定的依据是什么？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理性，也就是政府能够正确判断形势，在哪些事情上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以便能够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正确的定位应当是承担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和宏观调控功能，努力营造良好的经济社会发展环境。[3]
因此，政府因加强这些职能而弱化政府的微观经济干预职能。要弱化政府的微观经济干预职能就必须减少行政审批。减少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是否成功，是衡量政府职能转变成效的关键。《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今后，国家只审批关系经济安全、影响环境资源、涉及整体布局的重大项目和政府投资项目及限制类项目，其他项目由审批制改为备案制，由投资主体自行决策，依法办理用地、资源、环境、安全等许可手续，对必须审批的项目，要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权限，扩大企业集团投资决策权，完善咨询论证制度，减少环节，提高效率。”[8]
在经济转型时期，政府一方面在微观经济上“越位”，另一方面，却在公共服务上“缺位”。对此，必须进行“补位”，这主要包括：1.强化公共信息服务。2.强化公共教育和职业培训。3.强化公共转移支付。4.强化公共卫生管理，健全公共卫生安全的预防，监督。5.强化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要向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倾斜，推进城乡统筹发展。[9]
(三)大力发展社会中介组织，转变政府职能。政府不可能是“全能”政府，也会出现“政府失灵”或“非市场失灵”的现象。为了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政府也必须专注于重大的战略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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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和国民经济的关键性问题，这就要求政府将部分职能有效的转化出去。转化的对象就是中介组织，包括各种非政府、非营利性的民间组织、公共组织，也即人们通常所说的介于政府和盈利性的私人企业等机构之间的第三部门。政府职能的不断市场化和社会化，使原来“政府—市场”的二维结构正逐渐被“政府—中介组织—市场”的三维结构所替代，其中社会中介组织作为政府与市场联结的纽带，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服务、沟通、协调、公证、监督的功能。[9]
然而在我国社会中介组织发展滞后，这不仅体现在数量上，而且在起步发展过程中具有某些“先天性”问题：1.带有浓厚的行政化色彩，往往成为“二政府”。2.还不具有广泛的代表性。3.发育层次比较低，作用发挥不明显。4.尽管已经出台了一些相关的行政法规，但是到今天为止，非政府组织的法律地位仍不确定。[10]这些问题致使政府职能的转化流于短期化和形式化，政府机构改革始终没有明显效果。为此，必须大力发展社会中介组织，将原属于政府的一部分职能转移给社会中介组织。
(四)完善政府决策程序的科学化、民主化、规范化。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是政府的一个主要的经济职能，而政府制定的宏观经济政策能否符合并有利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这就涉及到必须完善政府科学、民主、规范决策程序的问题。在制定决策之前，决策制定者必须掌握丰富的知识，而且要深入调查研究，听取各方面意见，以获得大量真实有效的信息。在制定决策时，必须健全重大问题集体决策制度和专家咨询制度，防止“一言堂”。在决策制定之后，要形成一套规范化的制度和程序，防止已制定出的决策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科学规范部门职能、整合组织结构，有效地依法执行决策，建立社会公示制度和社会听证制度，确保政府工作公开、透明。[11]
(五)引入竞争，打破垄断。人们普遍认为公共服务应由政府垄断，然而，由于本身存在着垄断性和其能力的有限，政府并不能通过“有形的手”将资源配置达到最优，往往伴随着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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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物品提供不足或提供过度等问题的出现，导致公共服务低效率。所以，要“以企业精神来改革政府”，把竞争引入到政府的服务工作当中去。政府组织借助市场组织和社会组织的优势与能力，来生产某些公共物品，而且关键是公共服务，三种组织可以凭借各自的优势，通过竞争提供不同的公共服务，这样就打破了政府垄断的局面，将政府的服务置于竞争中，使政府形成竞争压力，迫使服务质量效率的提高
4. 简述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与社会二者间关系的变迁。
每个社会都包括以某种独特的方式互动的四个领域：私人、市场、公共和国家等领域（Janoski ，1998∶12）。在实践中，可以有多种办法组织这四个领域之间的关系，而不同的组织方法就意味着不同的国家治理。在1978年以前的中国，由于国家用计划经济几乎完全取代了市场体系，并施加严密的社会控制，因此，国家不仅完全控制了经济领域和公共领域，而且渗透了私人领域.
因而，改革开放以后的首先也是最大的变革就是社会利益关系的变化。这个变化是从多种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出现开始的：在 农村 联产承包责任制普遍发展起来以后，中央的政策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即允许在公有制之外的多种所有制的存在。这样便造成了利益源泉的多元化，使人们有可能摆脱公有制的束缚而到体制外去追求利益。同时，原有的对个人利益的压抑政策也开始松动了。这样，就在人们的观念上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即人们的利益意识开始觉醒。与此同时，原有的整体性的利益结构便崩解成无数个小碎片，造成了社会利益单元的个体化。也就是说，，社会利益结构从几个板块构成的整体性结构变成了原子结构。从而使个人利益问题被提上日程，使得个人利益的追求变成合理、合法的事情了。 而当长期被压抑的利益意识一旦觉醒，就如洪水决堤一样产生了普遍而强烈的利益饥渴现象。人们开始如饥似渴地追求利益，而且这种追求向各个领域中迅速展开，形成一股巨大的浪潮。正是这股浪潮便给整个经济生活以及整个社会生活注入了巨大的活力和动力。改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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