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纪念馆，游人还可到八大山人衣冠冢和雕像前凭吊。 十七、[梅贻琦](补充百度版）
梅贻琦，（1889（己丑年）-1962（壬寅年）），字月涵，为梅曾臣长子。自1914年由美国伍斯特理工学院学成归国，即到清华担任教学和教务长等多种职务。1931年，梅贻琦出任清华校长，自此后一直到他在台湾去世，一直服务于清华，因此被誉为清华的“终身校长”。在他的领导下，清华才得以在十年之间从一所颇有名气但无学术地位的学校一跃而跻身于国内名牌大学之列。他的一生仅仅做成了一件事，就是成功的出掌清华并奠定了清华的校格。在清华大学任校长时，他为清华做出了不可泯灭的贡献，一是对师资人才进行严格遴选和延聘，二是推行一种集体领导的制度。他与叶企孙、潘光旦、陈寅恪共同被列为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 1生平简介
梅贻琦，天津人，字月涵，为梅曾臣长子，在堂兄弟中排行第五。
梅贻琦，字月涵（1889年12月29日－1962年5月19日），天津市人。毕业于南开中学、清华学校。曾任中华民国教育部部长、中央研究院院士。祖籍江苏武进，祖先于明成祖时由江南迁居北京，后于天津落籍。熟读史书，喜爱科学。初起研究电机工程，后转为专攻物理。
梅贻琦个性沉静，寡言、慎言，他的学生曾作打油诗：“大概或者也许是，不过我们不敢说，可是学校总认为，恐怕仿佛不见得。”叶公超用“慢、稳、刚”三个字形容他。他“身教重于言教”及“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教育名言深为世人推崇。梅校长对清华大学的成长贡献巨大，受到所有清华人的崇敬。
梅贻琦受到清华师生校友很高的评价：“提到梅贻琦就意味着清华”，“梅贻琦是清华永远的校长”[1] 2个人经历
1889年，12月29日，生于天津。 1904年，南开中学第一期学生。 1908年，入保定高等学堂。
1909年，“庚子赔款”首期留美生赴美留学。 1914年，获电机工程学士学位。 1915年，春季，留学归国。
1915年，秋季，担任清华学堂物理教师。 1931年12月起，担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
1955年，在台湾新竹市创办新竹清华，筹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新竹清华大学前身）。 1958年7月，任台湾当局“教育部部长”，兼清华大学校长。 1959年，兼任台湾当局“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联席主席。 1960年5月，患病入台大医院疗养。
1961年2月，奉准辞台湾当局“教育部部长”。 1962年2月，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
1962年5月19日，上午10时50分病逝于台大医院。[2]
1889年12月29日生于天津。1904年南开中学第一期学生。1908年梅贻琦入保定高等学堂，“庚子赔款”留学美国，获电机工程硕士学位，回国后于1916年担任清华大学物理教授，先后任教务长、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1931年—1948年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清华大学历史上任期最长的校长。抗日战争时，清华与北大、南开三校合并为西南联合大学，梅暂时以校务委员会常委兼主席身份主持校务。1937年任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翌年任西南联合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委兼主席。1945年日本投降后，回北平筹备复校。1953年任台湾当局教育部门在美文化事业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1955年奉召返台，在台湾新竹将清华大学复校，并筹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1958年7月任台湾当局“教育部部长”，兼清华大学校长。1959年兼任台湾当局“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副主席。 【个人成就】
梅贻琦晚年居住在美利坚合众国和台湾，并在台湾新竹恢复 “国立”清华大学。其夫人韩咏华，应周恩来之邀，1977年由美国回到北京定居，受到邓颖超的热情接待。宴请时，特意由天津狗不理的名厨师做了一桌天津菜。八年抗战期间，梅贻琦仍是清华大学校长，并主持西南联合大学的校务（任联大常委）。西南联大的存在和发展，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写下了重要篇章。抗战胜利后，清华大学回到北平，梅贻琦继续担任校长，直到1948年12月清华园解放前夕。在他任校长的17年里，清华大学得到长足发展，全校设有文、理、工、法、农等5个学院26个系，在校师生2400多人。梅贻琦于1955年由美去台湾，用清华基金筹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后扩展为新竹清华大学）。1960年5月患病入台大医院疗养。1961年2月奉准辞“教育部长”，仍兼“原子能委员会”主任委员。1962年2月当选“中研院”院士。1962年5月担任“国立中央大学”地球物理研究所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1962年5月19日病逝于台北。 【社会评价】
梅贻琦个性沉静，寡言、慎言，叶公超用“慢、稳、刚”三个字形容他。“身教重于言教”及“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教育名言身为世人推崇。梅校长对清华大学的成长贡献巨大，受到所有清华人的崇敬。 3往事略集 【思乡家书】
1909年，清朝外务部首次利用美国退还的部分庚子 赔款派遣留学生赴美国学习。此后外务部成立了游美肄业馆，在北京西郊的清华园兴建校园，作为预备留美学生的预科学校。校园建成以后，外务部又将游美肄业馆改称为清华学堂，1911年4月29日，清华学堂开学，这就是清华大学建校纪念日的由来。1912年清华学堂改称为清华学校，1925年清华学校设立了大学部，1928年清华学校又改称为国立清华大学。为了便于举办庆祝活动，清华大学将校庆日定为每年4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日。
1909年6月，清朝外务部考试录取了首批赴美留学生47人，其中有后来成为清华大学校长的梅贻琦。梅贻琦于1909年11月到达美国，因错过了大学开学时间，被安排在马萨诸塞州的格罗顿中学插班复读，至1910年才正式进入马萨诸塞州的伍斯特理工学院学习。梅贻琦在格罗顿中学复读期间，于1910年1月26日（星期三）的中午，收到了来自家乡中国天津的第一封家书，4天以后于1月30日（星期日）的中午书写了回信。这封回信由梅贻琦二弟梅贻瑞的后人珍藏至今，已经有101年的历史。
这封家书是用毛笔书写于当时流行的“八行信笺”，共有6页，共计1200余字。 梅贻琦在家书起首处问候了父母康健之后，说到了“金仲藩兄现居义思韩朴顿，距此处约四百里，故不得常相见，惟以信通音问，尚不寂寞。”金仲藩，名邦正，安徽黟县人，少年时在天津严修家塾与梅贻琦同学。严修家塾后改为私立敬业中学堂，又发展为南开中学和南开大学。金仲藩在1909年与梅贻琦一同考取首批赴美留学生，入美国康奈尔大学学习森林学，1914年毕业，获林学硕士和理学士学位，回国后历任安徽省立农业学校校长、北京国立农业学校校长等职务，1920年曾任清华学校校长。金仲藩当时所在的“义思韩朴顿”，今写作“东汉普顿”，与梅贻琦写信时所在的格罗顿中学同属美国马萨诸塞州。 梅贻琦在信中写道：“六弟足下别来四月，思念之情与日俱深。迩来正怀想殷殷，忽于十六午飞来家信，内附吾弟手书，环读三四周，欢喜莫名。凡吾所欲知者，吾弟皆一一告之，可见弟之爱我切，故思有以慰我也。”梅贻琦是长子，共有兄弟姐妹10人，因与叔伯兄弟姐妹排行，故称“五哥”。此处提到的“六弟”是梅贻瑞，实际是梅贻琦的二弟。梅贻瑞生于1893年，京师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师范大学前身）国文系毕业，毕生从事中学语文教学，曾在北师大附中任教20余年，1971年逝世于北京，终年78岁。书写此信时梅贻琦20岁，梅贻瑞16岁。
梅贻琦写道:“运动一节，兄颇著意练习，惟不敢涉险， 望转禀明堂上（指父母）放心可也。”梅贻琦在美国学业繁忙，他深知惟有具备健康的体魄，才能完成学业，才能在将来成为有用之才，所以他提倡体育运动，但是又不赞成有危险性的高难度运动，因为学生毕竟不是专业运动员。后来梅贻琦在1926年出任清华学校教务长时，规定体育课不及格的学生不得毕业，奠定了清华大学重视体育的基础。
梅贻琦1909年赴美留学时是清朝宣统元年，正值辛亥革命前夕，国内政局动荡。梅贻琦关注国内局势，所以他在信中提出：“报纸，此处皆为西文，于吾国事不详，故兄欲家中订阅一份好报，阅毕积数日或十数日邮寄兄处，则所费不多而两有裨益也。”
梅贻琦信中提到，赴美启程之前托人带回家中的茶叶，是同学邢契莘所赠的家乡特产。邢契莘是浙江嵊县人，他的家乡号称“茶叶之乡”。邢契莘于1908年考入保定直隶高等学堂，与梅贻琦同学，1909年与梅贻琦一同留美学习，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造船造舰系学习，1916年获硕士学位。回国后历任大沽造船所工程师、北平航空署机械厅厅长等职务，执教于北平农业专门学校及中国大学。抗战胜利后历任交通部塘沽新港工程局局长、水利部珠江水利工程总局局长等职务。1949年至1950年寓居香港，后去台湾。
梅贻琦在信中念念不忘赴美之前借过三位同学的书籍未及归还，他详细嘱托二弟梅贻瑞设法找到这些书籍代为归还。他写道：“盖兄所欠人，务欲偿还，不然则我以为无心，人疑其有意，苟得之事，兄不屑为。至于人或欠我，不必深追”，所以后来清华大学的师生们一致赞誉梅贻琦校长是品格高尚的谦谦君子。
梅贻琦还在信中答复了二弟梅贻瑞对于“赴美留学生为何有两个人直接进入大学，而其他人被安排在中学，其中是否存在舞弊情事”的询问。他写道:“兄等入学事，殆亦难言。此次同来并无贵族，彼二生者，以能与监督辩难，监督词穷，故不得已许之。他人则或为心愿，或不敢言，皆唯唯听命。”梅贻琦1908年于天津南开中学高中毕业，被保送入保定直隶高等学堂，已经是大学生了。他在1909年11月到达美国，因错过了大学开学时间，被安排先在马萨诸塞州的格罗顿中学插班复读，次年才正式进入伍斯特理工学院学习。所以梅贻琦在信中说：“兄则无所可否，多学一年，即多得一年之益，夫何乐而不为。” 梅贻琦提到的留学生监督是广东新会县人容揆，是中国首位赴美留学生容闳之侄。容揆12岁时作为第二批留美幼童成员赴美国留学，19岁高中毕业时抗拒清朝召回，在美国继续求学，1884年毕业于耶鲁大学，1894年与昔日高中的美国同学玛莉结婚。容揆在清朝驻美国公使馆任职参赞兼留学生监督，负责梅贻琦等47名留学生在美国的接待管理和分配学校事
宜。梅贻琦说容揆“为人颇刚愎，学生多不喜之。至于舞弊情事，名誉攸关，慎勿与外人道也”。
梅贻琦的二弟梅贻瑞自幼喜爱国学，后来一直从事中学语文教学，曾与兼职教学的鲁迅过从甚密。他在来信中劝告梅贻琦在美国不要荒废汉文。对此梅贻琦答复说：“弟劝吾习汉文，吾亦甚喜之。奈何课忙无暇，有愿莫遂，且作文荒弃愈久，愈难下笔，惟得吾弟一二佳作以读之，亦可藉以温习。”
其实梅贻琦家学渊源，自幼又在天津大儒严修家塾读过四书五经，国学功底深厚。他曾对朋友说：“假如我们之中有谁背诵任何中国经典有错漏，我可以接着背诵任何章节。”所以，梅贻琦在1931年12月就任清华大学校长时的演讲中，引经据典地讲道：“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我现在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段话成为至今仍被教育界津津乐道的名言。[3] 【梅的选择】
在清华的校史上，有一位校长与北大校史上“大名鼎鼎”的胡适校长卒于同年，这就是梅贻琦。梅贻琦自1914年由美国伍斯特理工学院(Worcester Polytechnic Institute)学成归国，即到清华担任教学和教务长等多种职务。1931年，梅贻琦出任清华校长，自此后一直到他在台湾去世，一直服务于清华，因此被誉为清华的“终身校长”。不过，不要因此就以为清华的校长是好当的，情形恰恰相反，
梅出任校长的时候，国内情势风雨飘摇，学潮起荡，尤以北大清华为甚。以清华来说，驱逐校长的运动可以说是此起彼伏，但是无论什么时候，清华的学生们的口号都是“反对×××，拥护梅校长”。梅贻琦为人重实干，时人称之为“寡言君子”，有一句话可以作为佐证，他说：为政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在他的领导下，清华才得以在十年之间从一所颇有名气但无学术地位的学校一跃而跻身于国内名牌大学之列。
与胡适相比，梅贻琦显然没有“暴得大名”的胡博士那么风光，他的一生仅仅做成了一件事，那就是成功地出长清华并奠定了清华的校格。据陈岱孙的说法，这主要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师资人才的严格遴选和延聘，这是“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具体表现。这句话也常为时贤所征引；二是推行一种集体领导的民主制度，具体的体现就是成功地建立了由教授会、评议会和校务会议组成的行政体制。不过，历史自有其可玩味之处，“诸君子名满天下，谤亦随之”，独有梅贻琦在身后赢得“翕然称之”、“胥无异词”。清华校史专家黄延复先生在“比较广泛的材料收集和研究的过程中，一直抱着‘苛求’的心理”，搜寻人们对梅的“异词”或“谤语”，但却迄无所获。这也证明了“翕然称之”、“胥无异词”所言不虚。
1948年底，傅作义将军息兵，共产党军政人员开始驻入北平。梅贻琦和当时许多大知识分子一样，面临着走还是留的选择。关于这一点，许多人的记忆并不相同。据梅的学生袁随善回忆，大概是在1955年，梅贻琦和夫人韩咏华路过香港，主动地跟他说起当时离开的情形：“1948年底国民党给我一个极短的通知，什么都来不及就被架上飞机，飞到南京。当时我舍不得也不想离开清华，我想就是共产党来，对我也不会有什么，不料这一晃就是几年，心中总是念念不忘清华。”不过，在别人的笔下，同一情形却有另一番描述，梅贻琦离校那天，当时也在清华任教的吴泽霖教授在学校门口碰见梅，吴问梅是不是要走，梅说：“我一定走，我的走是为了保护清华的基金。假使我不走，这个基金我就没有办法保护起来。”叶公超是清华当时知名的教授，和梅的接触比较多，他对于梅贻琦的评价，大致是可信的。从梅贻琦的为人来推测，他是不大可能“什么也来不及就被架上飞机”的。 梅贻琦的选择，是基于他对共产党的一种判断，梅虽然没有做过不利于共产党的事情，甚至可以说，他为了保护学校而保护过共产党员的学生，从而使学校正常的教学不致受到影响。他不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认同中国共产党。与诸多当时离开大陆的知识分子相
比，梅贻琦的选择更具有代表性，因为他不存在所谓的人身安全的问题，周恩来和吴晗都曾经表示希望梅贻琦留下来，这也代表了当时共产党的态度。但是梅贻琦还是遵从了自己的判断，联想到储安平“自由在国民党统治下是可大可小，而在共产党统治下是可有可无”的话，我们可以说梅的判断和选择代表了当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于时局的看法。 到了1952年，院系调整开始了，昔日的西南联大中的南开由私立改为国立，并且大力扩充，北大所有的院系不但得到了保留，而且还接受了当时颇负盛名的燕京大学，独独清华在这次院系调整中元气大伤，仅仅保留了工科院系。梅贻琦在清华建立起来的“教授治校”的民主制度也荡然无存。此后的第三年，也就是1955年，梅贻琦由美飞台，开始用清华基金会利息筹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这就是台湾新竹清华大学的前身。 【嗜酒君子】
梅贻琦嗜酒，并且在这一点上也堪称“君子”，以至于被酒友们尊称 为“酒圣”。考古学大师李济回忆：\我看见他喝醉过，但我没看见他闹过酒。这一点在我所见过的当代人中，只有梅月涵先生与蔡孑民（蔡元培）先生才有这种‘不及乱’的记录。”
曾有一篇纪念他的文章，标题就叫《清华和酒》。“在清华全校师生员工中，梅先生的酒量可称第一??大家都知道梅先生最使人敬爱的时候，是吃酒的时候，他从来没有拒绝过任何敬酒人的好意，他干杯时那种似苦又似喜的面上表情，看到过的人，终身不会忘记。”
1947年，抗战胜利后清华第一次校庆，在体育馆摆了酒席，由教职员开始，然后1909级，逐级向校长敬酒。梅贻琦总是老老实实的干杯，足足喝了40多杯。 【中西合璧】
1889年，梅贻琦生于天津。其父中过秀才，后沦为盐店职员，甚而失业，家境亦每况愈下，“除去几间旧房庇身以外，够得上是准无产阶级了。”
但梅贻琦的父亲始终没有放弃对子女的教育。梅贻琦自幼熟读经史，且善背诵。他的同仁回忆说，有一次梅贻琦表示，“假如我们之中有谁背诵任何中国古经传有错漏，我可以接背任何章节。”
梅贻琦后来成为天津南开学堂的第一班学生，是张伯苓的得意门生，也是首批清华招考的留美公费生。其同届同学徐君陶回忆，自己在看榜时，见一位不慌不忙、不喜不忧的学生也在那儿看榜。看他那种从容不迫的态度，觉察不出他是否考取。后来在船上碰见了，经彼此介绍，才知道是梅贻琦。
当时人们留美都选的是中国人熟知的学校，比如徐君陶选麻省理工，梅贻琦却单独去到了东部的伍斯特理工学院。徐君陶后来才听说那是一个有名的工业大学，认为梅贻琦的选择确和一般人不同。
梅贻琦曾撰文总结自己的 留学观，他告诫行将赴美的学生，“诸君在美的这几年，亦正是世界上经受巨大变化的时期，将来有许多组织或要沿革，有许多学说或要变更。我们应保持科学家的态度，不存先见，不存意气，安安静静地去研究，才是正当的办法，才可以免除将来冒险的试验，无谓的牺牲。”
留学欧美的经历影响了梅贻琦。他甚至于全盘接纳希腊人崇尚体育的精神。罗家伦出任清华校长，很瞧不起体育，一度把体育课的学时和任课教师砍去一半，把享有声誉的马约翰教授降格为“主任训练员”。梅贻琦到任后，则给予他和其他系科教师同等的职称和待遇。二人相互配合，相得益彰，把清华发展为“体育大校”。这种注重体育的校风一直延续到西南联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