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盛唐大一统的局面为任侠风气的炽盛提供了基础。
盛唐时期经济繁荣、国力强盛、都市兴盛，这些都是产生游侠活动的必要条件，为盛唐文人的任侠提供了现实依据。在唐之前，商品经济发展较为缓慢，由于战乱等原因，商品生产和商业流通受到阻碍；另一方面，工商业的经营权大多为贵族官僚和地方豪强势力所把持，民间小商品生产相当薄弱。唐朝统一之后，农业手工业的发达有利的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从而出现了一批商业都市。长安城里就有东西两市，其中东市“二百二十行，四面立邸，四方珍奇，皆所积集” (宋敏求《长安志》)。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唐王朝的富强，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也为任侠提供了稳定的活动场所和丰富的活动内容，任侠作为逞强势、竞豪奢、享悠闲的理想方式已经成为一种时尚标志。在唐人笔下常有“斗鸡走马家世事，抱来皆佩黄金鱼”（秦韬玉，《贵公子行》）；“玉剑浮云骑，金鞍明月弓”（卢照邻，《结客少年场行》）；“东郊斗鸡罢，南坡射雉归”（李白，《少年子》）地描写。王仁裕的《开元天宝遗事》中曾有这样的记载：“长安侠少，每至春时结党联朋，各置矮马，饰以锦鞯金络，并于花树下往来，使仆人置酒皿而随之，遇好于则住马而饮。”
这些侠少的组成十分复杂，其中最为显赫的是王孙贵族公子。李益在其《汉宫少年行》中的描述：“玉阶霜仗拥未合，少年排入铜龙门??才明走马绝驰道，呼鹰挟弹同缭羹??分曹六博图一掷，迎欢先意笑语喧??晚来香街经柳市，行过倡市宿桃根。相逢酒杯一言失，回朱点白闻至尊。金张许史伺颜色，王侯将相莫敢论。”可谓淋漓尽致的表现了王孙公子们的行为气势。与这些贵族公子们来往密切，关系复杂的还有地方豪强少年等等，这些人的任侠声势也很繁盛。如《新唐书》载：“都市多侠少年，以黛墨肤，夸诡力，剽夺坊里”。《酉阳杂俎》中也说：“上都街肆恶少，率而肤扎，备众物形状，恃诸君，张拳强劫。至有以蛇集酒家，捉羊峡击人者??时大宁坊力者张千，扎左膊曰：‘生不怕京兆尹’，右膊曰：‘死不畏阎罗王’。??又高陵县捉得镂身者宋元义，刺其七十一处??”（前集卷八）
而此时的文人士子也参与斗鸡走马、狎妓优游与侠少无异。《开元天宝遗事》载：“长安在平康房，妓女所居之地，京都侠少萃集于此，兼每年新进士以红笺名只游冶其中，时人谓此风流树泽。”他们与那些恶少一样，也做过很多轻薄侠行。“羞逐长安社中儿，赤鸡白狗赌黎粟” （李白，《行路难》）；“自叹方出身，忽随轻薄伦” （孟郊，《灞上轻薄行》）。其中也不乏幡然悔悟，回归正途的，如李欣的《缓歌行》：
小来托身攀贵游，倾财破产无所忧。 暮拟经过石渠署，朝将出入铜龙楼。 结交杜陵轻薄子，谓言可生复可死。 一沉一浮会有时，弃我翻然如脱屣。 男儿立身须自强，十五闭户颍水阳。 业就功成见明主，击钟鼎食坐华堂。 二八蛾眉梳堕马，美酒清歌曲房下。 文昌宫中赐锦衣，长安陌上退朝归。 五侯宾从莫敢视，三省官僚揖者稀。 早知今日读书是，悔作从来任侠非。”
这些都反映了当时丰富的物质供给给游侠的活动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在玩世不恭、游戏人生之后，一些文人从盲目模仿到自觉选择，从自身的素质性情出发，与当时的时代精神相结合，把侠义精神与爱国主义相结合，形成了任侠的新风尚。
另一方面，唐代大一统的封建王朝的建立，有利于南北文化、中外文化的交流，使北方游牧民族狂放尚武的风气融入到了盛唐社会之中，为任侠注入了新的活力。唐王朝的边境及民族政策促进了各民族地区的文化交流，“胡风”更是深刻的影响着盛唐侠风。“唐人大有胡气”，李唐统治者实际上就是李初古拔的后裔，同时，唐代还多次征发戍边征战。陈鸿的《东城父老传》载：“今北胡与京师杂处，娶妻生子，长安中少年有胡心矣。”大规模的居民迁移和民族融合使得文化有了新的传统和动向，同时也为任侠精神的崛起与传播提供了契机。不仅如此，胡人尚
武的形象与精神也成为盛唐文人诗歌颂咏的重要内容，如“绿眼胡鹰踏锦，五花騣马白貂裘”（薛逢，《侠少年》）；“侠客吸龙间，恶少缦胡衣” （虞世南，《从军行》）等等。由此可见，唐代侠客的衣着行为本身都透出一股胡风胡气。还有许多诗歌中直接出现了胡人侠客的形象，如“紫燕黄金瞳，啾啾摇绿鬃”（李白，《结客少年场行》）。这些都为盛唐的任侠风气提供了新的动力，丰富了咏侠诗的审美内容，使得唐人咏侠呈现出兼容并蓄，异彩纷呈的局面。 1.2时代变革与文学传统为任侠风气提供了动力
唐代作为一个大一统的封建王朝，是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是民族融合、文明开放的时期。但人们往往忽略了唐代还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是古代封建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发生部分质变的时代，也正是基于此，才从根本上区分了唐代社会与其它历史时期。
首先从生产者的身份和地位来看。在唐代以前，虽然已经确立了封建制度，农民和手工业者也代替奴隶成为主要的社会生产者，但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奴隶劳动依然存在，并且扮演着农业和手工业中的重要角色。即使是农民和手工业者也对封建主有着深重的依附性，他们有着很强的人身束缚，世代不能脱离这种关系。唐代以后，农村的契约式租佃关系广泛流行，手工业者受到的除经济控制之外的其他束缚也大大减轻，人们已经摆脱了人身附属的地位。这些变化大大激发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为盛唐的繁荣、强盛奠定了经济基础。
在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化上，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享受着种种特权，排斥和压迫其他阶层士人，使他们宦途艰难，发展很不顺利。南北朝之后，士族势力日渐衰落，隋末农民起义给腐朽的门阀势力以致命的打击。唐代确立科举制度，为广大地主分子提供了进入仕途的途径。原先受到排挤的庶族士人开始投身政坛，成为唐代社会中的重要力量。
唐代社会与阶级关系的变革还表现在商品经济和市民阶级的生成，以及行政、司法、赋税、兵役、科举等制度的调整与变革。这些变革使得唐代以前封建社会中积累起来的矛盾得到了缓解，甚至排除了之前的某些社会危机，使封建制度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并走向全面成熟。在旧的秩序被打破，新秩序正在建立的时候，整个社会都表现出一种动态的趋势，使得人们的精神都呈现出蓬勃昂扬、富于生机的状态。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中，人们的视野是开阔的，体验是充实的，情感是激荡的，想象是活跃的，这就为文学艺术的创作开创了广阔的天地。
唐代文人，尤其是士族文人在这样的历史时期内，其生活方式也必然随之变化。他们以从政作为自己人生奋斗的目标，把科举考试当作通向仕途的重要路径，同时又以漫游的形式为应举和日后的从政作准备。这些经历对于他们的诗歌创作也有着深远的影响，漫游丰富了诗人创作素材，从政治这一人生目标更是时刻激励着诗人，给他们以思想动力，科举考试在促进诗人文化修养方面起着重要作用。这三方面的结合，为包括咏侠诗在内的诗歌创作提供了条件。
“时代变革引起的封建礼教的相对松弛和人的主观精神的昂扬奋发，使得人们偏于高估自身的价值，强调个性自由，蔑视现存秩序和礼法传统的束缚。”①唐代社会在阶级关系等方面的变革，使得唐之前封建社会生活中积累的各种矛盾得以某种缓和，而新的矛盾尚未出现。在这个难得的缝隙中，整个社会呈现出流动、变易的趋势，形成一种蓬勃向上生机勃勃的景象。张扬个性、推崇独立人格的时代精神与盛唐文人追求功业思想相结合，促成了任侠风气的盛行。这就是任侠风气为何在盛唐时达到高潮的本质原因。
另一方面，我国很早就出现了咏侠的文学传统，最早将侠写进文学作品的，可以追溯到盛行于东汉末年的赋。班固的《西川赋》、《东都赋》，张衡的《西京赋》等，都有关于京师豪侠的描写，但主要是对京都绮丽风光的描绘，而描绘侠的章句只是其中的点缀。
咏侠诗真正的奠基者要算建安大诗人曹植，他的名篇《白马篇》中首次将一名“幽并游侠儿”作为诗歌的主要描写对象，不仅描绘了他“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矫捷过猴猿，勇剽若豹螭”的矫健身手，更主要的是抒发了作者“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爱国壮志。在曹植之后，晋代的左思、张华承其源，咏侠诗的写作开始兴起，后代人也随之大量创作，使得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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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伯海，《唐诗学引论》，东方出版中心，1988年版，页60
侠诗作成为我国文学创作中的一道独特的风景。初唐时期的“四杰”、陈子昂、骆宾王等人也写有咏侠诗。这些诗作大都以侠客的形象来抒发寒士积极进取、蓬勃向上的人生理想和人格寄托。盛唐文人有着前人所没有的乐观向上的豪迈精神，同时又有着期待知己、怀才不遇的共同苦闷，因此借助咏侠这一传统进行文学创作成为一种风气。司马迁的《史记》中所表现的游侠精神，六朝文人在咏侠诗中刻画的侠士形象和他们的人格魅力，都为盛唐文人咏侠诗的创作提供了宝贵的传统和素材。
2、盛唐文人任侠风气的表现
任侠的风气影响着整个盛唐社会，首先在社会思想领域，任侠思潮与儒、释、道等思想相结合，多种思想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唐代的政治理想主要以儒家为主，但唐代文人却同时拥有其它的思想，即使对于儒家也显现出不同于其它时代的特异倾向。虽然唐文人也学习儒家经典，但他们对儒生却极为轻视。“宁为百夫长，胜作一儒生”（杨炯，《从军行》）；“岂学书生辈，窗前老一经”（王维，《送赵都督赴代州得青字》）；“儒生不及游侠人，白首下帷复何益”（李白，《行行且游猎篇》）；“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岑参，《送李副使赴碛西官军》），这些都现出这种倾向。其中李白的《嘲鲁儒》最有代表性，诗人对儒生皓首穷经、方行缓步的做派极尽嘲讽，从而突出自己学以致用，兴邦济世的主张。这就说明唐代的儒学是一种与现实紧密相连、带有王霸之略的儒学，其中带有鲜明而强烈的任侠色彩。而在盛唐文人的思想中也不乏佛老思想，如隐逸出世、得道求仙等，但又不同于佛老的虚空无为。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是其在长安失意之后所写的一首诗，诗中记述了诗人骑白鹿、访明山的奇异经历，为我们描绘了一幅绚丽多彩、虚无缥缈的神仙梦幻世界，完全是一个道教信仰者的奇思妙想，而诗作结尾却以“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豪放给人以痛快淋漓之感，这正是张扬个性、纵性呐喊的任侠精神，与道家委曲求全的思想相去甚远。由此可见，任侠风气侵染了其他社会思潮，使他们呈现出不同于以往奇异的色彩来。
在任侠风气的影响下，唐人还常以侠士自诩，这在之前是很难想象的事情。唐朝开国元勋李世勣曾经这样回忆自己的经历：“我年十二三为无赖贼，逢人则杀；十四五为难当贼，有所不快者无不杀之；十七八为好贼，上阵乃杀人；年二十便为天下大将，用兵以救人死”（刘餗《隋唐嘉话》）。李世勣在富贵显达之后，对自己曾经做过的无赖行为，不但不避讳，还引以为荣，认为自己如今之所以能有如此功勋业绩，都要归功于年少时期的无赖行径，这些正是自己豪侠性格的表现。这正说明，在盛唐任侠被大多数人认为是一种英雄气概，而且渲染自己的任侠行为已经成为唐代文人士子的一种习惯，其中尤以李白最为典型。《新唐书 ? 李白传》中说：（李白）“喜纵横术，击剑为任侠，轻财重义”，他本人也在诗文里自称“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 （李白，《与韩荆州书》），还说到自己在南游洞庭湖时为亡友持丧殡葬，在扬州散金三十万周济落魄者，在京都市与武陵恶少发生争斗，以及在幽州纵马射猎，箭穿两虎等事迹，都属于任侠精神的表现。
这些仗义疏财，重义轻财，好勇尚武、任侠使气的心性，唐代文人身上普遍存在。邓绛的《藻川堂谭艺 ? 三代篇》中记载：“唐人之学博而杂，豪侠有气之士，多处于其间，磊落奇伟，尤有西汉之遗风。而见诸言辞者，有陈子昂、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之属，堪与谊、迁、相如、杨雄等相驰骋以上下。”卢藏用《陈子昂别传》中称赞，陈子昂“始以豪家于驰侠使气??尤重交友之分，意气一合，，虽白刃不可夺也。”由此就不难理解他为何能写出《登幽州台》这样气势磅礴，荡气回肠的诗作了。杜甫的《遣怀》中有“白刃仇不义，黄金倾有无。杀人红尘里，报答在斯须。”的诗句，其侠骨铮铮，跃然纸上。而高适、王昌龄、崔颢、李欣、王翰等人也颇具侠士风范。
不仅如此，任侠风气的高涨还大大激发了唐代文人的主动性和进取心，他们抱定建功立业的决心，追求从政之路，以期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把报效国家与成就个人功业的思想紧密地结合了起来。
“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说自己“才足以动俗，智足以济时”（《上绛州上官司马书》），杨炯曾有“丈夫皆有志，会见立功勋”（《出塞》）的诗句，卢照邻因为感觉自己怀才不遇，而写有《五悲文》，陈子昂更是屡次上书议论时事，希望在政治上有所建树，“其立言措意，在王霸大略而已”（卢藏用，《陈氏别传》）。盛唐诗人中，这种精神更是得到了发扬，高适“喜言王霸大略，务功名，尚节义，逢时多难以安危为己任”（《旧唐书 ? 高适传》），岑参“频上封章，指述权佞” （杜甫，《岑嘉州集序》），并以“未能匡吾君，虚作一丈夫” （岑参，《行军二首》）自我激励。李白的“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杜甫的“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治君尧舜上，再使民风淳” (《奉赠韦丞丈二十二韵》)，无不张显出奋发激昂的精神状态，和对施展抱负的热切渴望。
为此他们不仅积极应试科举、广泛寻求政治推荐，甚至还从军出征，在边塞战争中报国立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盛唐时期的高适和岑参。
他们两个人都怀抱理想、积极用世，在仕进道路上虽然经历挫折，但始终没有放弃，更重要的是二人都有边塞立功之志，从军边疆，亲自实践着自己的报国理想。豪壮艰苦的军旅生活丰富了他们的经历，也为他们的诗歌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因此他们的边塞诗无不体现出悲壮豪迈之情。从高适的边塞诗里，我们可以看到诗人坚决抵御侵犯的决心和为国建功的壮志，他反对消极抵抗、苟且偷安，主张选用良将，三军用命，彻底消除外患。“结束浮云骏，翩翩出从戎，且凭天子怒，复倚将军雄。??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画图麒麟阁，入朝光明宫。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 （《塞下曲》）为我们呈现了一位满怀豪情壮志、充满进取精神的将军形象。
岑参曾两度出塞，“万里奉王事，一身无所求，也知塞垣苦，岂为妻子谋”（《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这是诗人第一次出赛时写下的诗句，全诗充满了诗人安定边疆、为国立功的壮志。他的边塞诗有的充满激昂的情绪，歌颂了边塞将士英雄壮烈的战斗生活，如《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胡骑闻之应胆慑，料知短兵不敢接”写将士的威武对敌人的震慑，豪气洋溢，令人振奋。有的写边塞绮丽的自然风光，在写景中寄寓豪情壮志，倾注了诗人热爱边疆的身后感情。“君不见走马川行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 （岑参，《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茫茫沙漠，无边积雪，环境不可谓不艰苦，然而在诗人看来确是如此壮丽，因为这里是诗人实现自己伟大理想的场所，所以写得格外引人入胜。也有反映边地生活和习俗的作品，如《北庭贻宗学士道别》表现从军将士失志的怨恨之情；《玉门关盖将军歌》反映边塞将领的奢华生活；《首秋轮台》表现边地风俗；《田使君美人如莲花舞北旋歌》表现边塞的音乐和舞蹈。
总之，在盛唐任侠风气的影响下，任侠被视为一种英雄气质，成为唐人身上的重要习性和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念。不仅影响着唐代文人士子，使他们充溢着建功立业、追求人格平等和人性自由的人生理想，也使得整个社会都呈现出任侠使气、昂扬向上的时代风尚。武后时下邽人徐元庆为报父冤，杀死仇人，触犯刑律，罪当问斩。当时任谏臣的陈子昂，特地为此事上书《复仇议》，建议按法处死的同时旌表罪犯的闾墓，褒扬其孝亲之义，获得采纳。徐元庆虽称不上侠士，其行为却是不折不扣的侠行，对他的褒奖就是对任侠精神的可定。由此可见，任侠风气的盛行对整个盛唐社会都有着深刻的影响。
3、盛唐文人任侠风气的独特文学表现
如前所述，除了边塞诗和都市诗中对游侠的描写之外，更为直接与强烈的表现盛唐文人任侠风气的便是咏侠诗。咏侠诗的传统在汉魏时期既有之，只是篇目零星，偶有佳作，却气象不张，难成风侯。时至唐代，尤以盛唐为最，其题材之广泛、内容之丰富、思想之深刻已远远超越前代。这些诗既包括拟古或拟意的古体乐府，如《刘生》、《结客少年场行》等，也包括从旧体验编出来的新体乐府，如《壮士吟》、《侠客行》、《少年行》等。
3.1对侠士的赞美
在唐人咏侠诗中，对古代与现实生活中的侠士和侠义行为的歌颂占据较大比重。其中对古代侠士赞美的诗作较多，尤其是一些战国侠士如荆轲、豫让、专诸、高渐离、侯赢、朱亥及四公子更是受到推崇，李白的《侠客行》便是其中的代表，其诗云：
赵客缦胡缨，吴钩霜雪明。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 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 闲过信陵饮，脱剑膝前横。将炙啖朱亥，持觞劝侯嬴。 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眼花而热后，意气素霓生。 救赵挥金槌，邯郸先震惊。千秋二壮士，烜赫大梁城。 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谁能书閤下，白首太玄经？
此诗将游侠作为英雄来歌颂，先写侠士的装束以突出其威武的英姿，进而从动态描写了侠士任侠的特点：“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史料服役去，深藏身与名。”不仅写出了其凶悍干练的身手，同时引出了战国时魏国侠士朱亥、侯赢朱信陵君窃符救赵的典故，突出了二壮士的千秋侠骨，赞扬了其重然诺轻生死，重义守信的豪爽品格。所谓“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诗人如此推崇这种侠义精神，最后说“谁能书閤下，白首太玄经？”更是表现了诗人崇侠轻儒，功成身退的心境。此诗言语中充溢着豪气、侠气，措辞造句颇能体现李白本人的任侠气质。
古代游侠的行为准则中，寻找知己、报答知己，甚至“士为知己者死”，是重要的一条，他们的生存意义和人生价值都体现于此。因此，盛唐文人便把这种知遇报恩的行为看成是古代侠士最重要的侠的意识，并在赞颂的同时借以寄托诗人自己对知己的追求与渴望，所谓“山河不足重，重在遇知己” （鲍溶，《壮士行》）。李白的《结袜子》歌颂了专诸、高渐离：
燕南壮士吴门豪，筑中置铅鱼隐刀。 感君恩重许君命，泰山一掷轻鸿毛。
侠士这种知遇报恩的意识之所以在盛唐文人咏侠诗中如此浓重的表达，正是唐代科举制度下文人心态的一种曲折反映。唐代的科举制度，不仅需要做好考卷，还要事先为自己造声势，使自己的名字能让考官知晓，这样才可能在考试中胜出。还有一些对科举不屑的人期翼直接有人推荐自己做官，如李白。这就使得唐代士子文人对能发现自己，保荐自己的知己充满了渴望之情，一旦蒙知遇之恩，必将感激终生。而以礼贤下士著称的战国四公子就成了诗歌中赞颂的重点，将他们视作是知己的象征，“长揖蒙重国士恩，壮心剖出酬知己” （李白，《走笔赠独孤驸马》）。在这些诗作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诗人积极用世，努力追求明主赏识的情感表达，同时也充斥着知己不遇的失落和英雄无用武之地失落之情，“与君同在少年场，知己萧条壮士伤。可惜报恩无处所，却提孤剑过咸阳”（雍陶，《送客二首》）；“未知肝胆向谁是，今人却忆平原君” （高适，《邯郸少年行》）。这些诗中对知人好客的平原君充满了感怀之情，从深层次上表达了诗人对世事艰难的感叹和对自己怀才不遇的愤懑，即使在唐代这样开明的时代中，也存在如此的苦闷，可以说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3.2对游侠的描写
在盛唐文人的咏侠诗中最具时代特色、最生动鲜活的是对游侠少年的描写，其中贵族侠少和边塞游侠又是主要赞扬对象。
贵族侠少在盛唐咏侠诗中多为任酒使气，走马斗鸡、赌博宿娼、行为轻薄，甚至杀人越货的形象。“花时轻暖酒，春服薄装绵。戏马上林苑，斗鸡寒食天”（王贞白，《少年行》）写他们斗鸡走马；“笑尽一杯酒，杀人都市中” （李白，《少年行》）写他们任酒使气；“少年游侠好经过，浑身装束皆绮罗。兰蕙相随喧妓女，风光去处满笙歌”(李白，《结客少年场行》)写他们出游宿娼；“长安恶少出名字，露下劫商楼上罪。天明直下明光宫，散入五陵松柏中。百回杀人身合死，赦书尚有收城功。九衢一日消息定，乡吏籍中重改名。出来依旧属羽林，立在店前射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