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培根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二〇〇八年十二月十七日
同志们：
上午好！
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集会，纪念华中科技大学改革开放30周年。借此机会，我讲一讲我对改革开放30年来学校发展的一些感受和体会。
我先声明一下：第一，不可能全面回顾。因为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几所学校都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有很多可圈可点的故事可以讲，我不是对这30年历史的全面回顾。第二，提及的人物只是代表中的代表。我在讲话过程中可能会提到某些同志。包括我们谈主要领导，有时候可能提到院长或校长，而书记是联系在一起的，但是不一定都一一说到，这一点要声明一下。第三，不讲学校下一步的发展战略和举措。因为这些在以前很多场合已经讲过。第四，主要讲我们的传统，改革开放给我们的启示，以及我们对未来的展望。第五，不当之处我个人负责。因为我讲的内容没有经过常委会开会讨论。
我主要讲三个问题：一是30年的开放之路，是对历史的简单回顾；二是历史告诉我们什么，就是讲启示；三是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是对我们未来的展望；最后是结语，讲敢于竞争，善于转化。
一、三十年开放之路
华中科技大学是在2000年由三所学校合并而成，并校前三所学校的历史都是华中科技大学的历史。这30年对于华中科技大学（包括并校前的几所学校）而言，是伟大的30年。在这里，我对2000年以前的历史分别作一个简要的回顾。
1、原华中工学院和华中理工大学
1978年我进入华中工学院读研究生，1981年留校任教。这段时间是九思同志主政时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深深感受到了学校改革开放的气息。首先表现在延揽人才上。在这方面，九思同志的气魄是别具一格的。譬如说，当时有一些别的单位认为是麻烦的人，他却作为人才引进来。这在今天看来不是什么问题，但是在那时是不一般的。还有我们1981年留校，九思是怎么对待我们的，也让我至今难忘。我们是第一届硕士生，留校的时候根本不需要我们提出申请，配偶的商调函就直接由人事处发出去了。在那个年月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原华中工学院应该是在工科院校中率先开始综合化的，九思同志很早就认识到综合化的重要性。大家知道，当时的华中工学院主要是一个工科学校，但是，九思在考察了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国的几所学校之后，认识到单一的工科不适合大
学今后的发展，所以他提出要走综合化的道路。显然，他这时就表现出了其开放的视野。随后，华中工学院在发展文科、理科等方面分别有了一些举措。今天看来，他实施的综合化战略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九思还提出，“科研要走在教学的前面”。这在当时也是开一代先河的，因为传统的中国大学，即使是那些一流大学，在此之前基本上也是以教学为主。可见，九思的眼光是很独到、很难得的。
在九思担任院长时期，包括后来黄树槐同志任校长期间，我们在学科整合方面也相继做了一些很好的工作。激光的发展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我们的激光后来能够成为国家重点实验室，能够拿到国家工程中心，这与他们当年的工作是密不可分的，没有他们那时候在学科整合方面的气魄，我们的激光不可能有后来的地位。黄树槐同志还提出“异军突起，出奇制胜”，这个口号直到今天都是非常适用的。今天，我们学校的发展同样需要考虑怎么异军突起，怎么出奇制胜。
在杨叔子先生任校长期间，他率先高举人文素质教育的大旗，在中国高等教育界产生了广泛而又深远的影响。今天，在全中国高校里都形成了广泛的共识。他的一些讲话长久地留在了我们记忆中，他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先进的科学技术，一打就垮；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没有优秀的人文文化，不打自垮。”“我们的教育是育人，而非制器”等等。这些话说得何等深刻！所以，从那以后，历任校长都非常重视人文素质教育，我们很好地传承下来了。
上世纪90年代，尤其是90年代中后期，周济同志担任华中理工大学校长期间，提出并实行“以服务求支持，以贡献求发展”“学研产三足鼎立”等办学方针，又使学校的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2、原同济医科大学
从八十年代开始，原同济医科大学的外事活动非常活跃，特别是与德国的联系。1984年10月12日，联邦德国总理科尔和夫人率德国代表团一行43人到同济参观，这些外事活动的开展，对学校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今天，我们也作过努力，希望德国的总统或者总理能够访问武汉，访问我们学校，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努力还没有成功。
裘法祖院长提出“让医学归于大众”的理念，进一步强调医学高等教育的社会责任。他全面推进全英语、全德语和双语教学，医学教育学分制，以及长学制医学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等教育模式改革；率先在我国发展了从动物试验到临床应用的器官移植技术、“多器官联合移植”等治疗手段，在当时居于亚洲领先乃至世界先进水平。
在吴在德教授任校长期间，1985年下学期，学校根据中央关于教育、科技体制改革的有关精神，结合学校实际提出了一系列改革举措。在管理体制方面：在调查研究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制定并实施了《管理改革的初步方案》《扩大基层自主权实行方案》《基金管理试行条例》《财务管理办法》等。在教学方面：在有条件的系和专业，试行学年学分制；开辟第二课堂，成立课外科研小组，开展科研和学术活动；开展专业目录论证和开办七年制医学教育的准备工作等。在
科研管理方面：设立校科研基金，资助重点项目，举办成果推广学习班和新技术培训班。这些措施的实施整体提升了同济医科大学的形象，奠定了其在全国医学界的地位。
3、原武汉城市建设学院
在白明华、任周宇同志任院长期间，1992年新增研究生教育。随着国家科技、教育体制的改革，科学研究工作在学校工作中也占有了越来越重要的位置，教学、科研、生产的结合更加紧密，以城市规划设计、建筑设计、工业与民用建筑设计、道路桥梁设计、市政工程设计等城市建设“一条龙”服务成为学校履行社会责任的一大特色。1998年，学校顺利通过教育部本科教学质量评估。
在丁烈云同志任院长期间，学校开展了办学思想的大讨论并形成共识，这就是紧跟时代步伐，突出教学的中心地位和教学改革的核心地位，以本科教育为主，立足湖北，面向中南，为区域经济发展和城市基本建设服务。师生员工坚信“小城市能做大文章”。
4、华中科技大学
2000年合校之后的情况大家比较熟悉。在这段时期，樊明武校长提出了“国际化”的办学方略，这也是开放的表现之一。樊明武还提出“凡事有章可循”，希望加强制度和管理规范方面的建设，做了一些很好的探索。这里，我就不详细去讲了。
二、历史告诉我们什么
华中科技大学改革开放30年来的发展历史，到底给我们哪些启示？
1、历史告诉我们，发展需要改革开放。
我们学校的历史应该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这个道理。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我们学校今天这样快、这样好的发展，也不会有华中科技大学今天的地位。
2、历史告诉我们，开放需要党的领导。
就整个国家而言，这毫无疑问的。我们国家的改革开放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扎实推进的，我们学校的改革开放也一样。党指引方向。不管是在哪个校长主政时期，我们的党委都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在党委的领导下，我们有集体的智慧，这是非常重要的。我做校长以来就有充分的体会，尤其是重大的问题，有党委的领导，有常委们的集体智慧，做校长的也会感到更有底气，我相信其他的校长也是这样。所以说我们学校的改革开放永远都不要忘记党的领导。
3、历史告诉我们，开放需要内在理想。
当年，还在我读研究生的时候，九思就为华中工学院树立了明确的发展目标。对外来讲，他把MIT（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作为华中工学院一个标杆；对内来讲，他希望华中工学院能赶上清华。也许同志们会说，直到今天，我们既没有赶上MIT，也没有赶上清华大学。是的，确实如此。但是，我们的心目中有这个标杆和没有这个标杆是不一样的。赶MIT也好，赶清华也好，都需要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不可能在几任校长手上完成这个历史使命。我们心目中有这么一个标杆，就有了一个内在的理想，那么，我们做事情的态度是不一样的，我们的行事方式是不一样的，我们的激情、我们的活力也是不一样的。我在今年的暑期工作会议上也强调这个问题。标杆非常重要，我们的大学应该有什么样的标杆，我们的院系也应该有相应的标杆。
内在理想还表现在其他方面，譬如说，杨叔子先生谈人文素质教育，这也是教育的一种内在理想。周济同志在做大学校长的时候，也有他的内在理想，就是大学怎么服务社会，我们怎么把华中科技大学办成世界知名的高水平大学。所以，我们谈改革开放，不能只追求某些数据。我希望同志们在思考未来的改革开放时，都能考虑到我们的内在理想。
4、历史告诉我们，开放需要执著追求。
要做一件事，追求是不是执著，效果是很不一样的。九思同志当年办文科的例子就能很好地说明这个问题。当时华中工学院申请办中文系，教育部不批准，但九思很执著，他采取迂回前进的方法，先办了一个语言研究所。因为成立研究所不需要招生，所以就不需要教育部批准。于是就招来一批从事文科研究的教授，等到有一定实力后，再申请办中文系就水到渠成了。
还有黄树槐校长当年发展数控的例子。此前，国家在数控研发方面也有过相当的投入，但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果，有人喻之为“三打祝家庄，屡战屡败”，很多人因此灰心丧气，认为数控没有什么搞头。但黄树槐很执著，他认为，发展数控是中国的重大战略需求，我们一定要搞。于是，在他的推动和坚持下，我们建立了数控中心，承接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关于数控的重点课题。即使在数控中心由于种种原因，发展不尽如人意的时候，他依然没有丧失信心。后来在周济同志的带领下，我们的数控逐步发展壮大起来了。
周济与光谷的发展也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周济同志是“武汉?中国光谷”的首倡者之一，也是主要的推进者之一。当初，周济同志和罗清泉同志一起号召推进光谷的建设，湖北省有不少人，包括我们的一些高级领导，斥之为吹牛，很不以为然。但是他们非常执著，认为要搞，后来中国光谷不是起来了吗？今年早些时候，罗清泉书记在一个报告中讲到，“武汉?中国光谷”的产值，就是主要指标，比当初的规划仅仅晚了一年，而晚一年的原因是前几年国际市场的光纤价格出现了大幅度下滑。如果不是这个原因的话，他们当时制定的目标完全可以如期实现。
因此，只要我们的干部有执著的追求，就没有什么干不成的事情。
5、历史告诉我们，开放需要国际视野。
前面我谈到，当年九思同志在访问加拿大、美国、日本的几所学校后，大大拓宽了他的国际视野，以至于他后来有一系列的正确举措。应该说，我前面提到的综合化发展战略也是和他的国际视野有关系的。如果我们大学的领导，院系的领导没有国际视野，若干年以后我们别说建成国际一流，恐怕连做到国际知名都是很困难的。
我们对有些事情的思考是否具有前瞻性，实际上和我们的国际视野有相当大的关系。上世纪90年代后期，当时的华中理工大学把生命和信息作为学校发展的龙头，作为学校的特区，也是很具有国际视野的。当时，我在机械学院担任院长，心里有点不服气，心想，凭什么就把生命和信息作为学校发展的特区和龙头，而不把机械这个学校的强势学科作为特区和龙头？现在看来，那个时候的举措是非常正确的。大家可以看到，今天，在信息领域，我们有了光电国家实验室；在生命科学领域，这些年我们的生命科学院有了蓬勃的发展，连耶鲁大学在中国挑选生命学科的人才也把我们列入挑选的对象。在其选拔人才的5所大学里，我们是其中之一，其他几所分别是北大、清华、复旦和浙大。我们这所学校的生命学科的历史有多长？我们的邻居武大在这方面的基础就比我们要厚得多。可见，我们能有今天这样的地位，是和当年我们学校的领导具有国际视野是分不开的。
6、历史告诉我们，开放需要解放思想。
我认为，解放思想始终是和改革开放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⑴ 解放思想能够使我们与时俱进。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们推行的“学研产三足鼎立”的办学方针就是与时俱进的具体体现。当时的中国社会需要大学的科技创新，因为科技创新能够在国民经济主战场上发挥巨大的作用，我们就是适应了这个需求。同样，90年代后期，我们的后勤社会化改革能够成为中国高校在后勤改革方面的一面旗帜，也是与时俱进的结果。
⑵ 解放思想能够使我们抢抓机遇。机遇无处不在，也稍纵即逝，只有少数人能够抓住机遇，多数人都是在不知不觉中让机遇溜走了。我们有很多同志，包括某些领导干部，只顾埋头“拉车”，不抬头“看天”。埋头“拉车”不是不需要，我们也需要，但是你不抬头“看天”，你就不知道哪里有机遇。光电国家实验室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坦率地讲，前几年，如果在中国大学里对光电学科进行评估排名的话，我不知道我们能不能进前5名。然而，我们却最终争取到了光电国家实验室，这就是我们抢抓到了机遇。一方面，我们看准了国家发展光电产业的机遇，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准了湖北省武汉市对光电产业的兴趣和决心，于是，我们利用方方面面的资源，最终成功地拿到了筹建光电国家实验室的资格，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⑶ 解放思想能够使我们超越现实。前面提到的九思办文科就超越了当时华中工学院的现实，因为当时我们在文科方面根本没有力量。90年代后期，我们把生命科学作为华中理工大学发展的龙头和特区，同样也是超越了当时的现实。所以说，我们做事情真要有超越现实的气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