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拂晓，敌人终因站不住脚，不得不撤出据点，手忙脚乱地向陈家巷方向逃窜。敌人一走，安北大队迅速进入了赵家棚，通知疏散、隐蔽的群众回来，恢复生产，重建家园。这一次，张继生同志的家，因被日寇一颗燃烧弹击中烧光了，他马上搭起了一间草棚，继续以摆摊为掩护，恢复了我方情报传递与通讯联络工作。
同样，我们采用类似的办法，把盘踞在接官厅、陈家店、同兴店、太平镇、寿山新街等据点的敌人，先后赶走了。赵家棚反“扫荡”斗争的胜利，不仅保卫了我军后方机关的安全， 而且保持了与鄂东、襄西连成一片，扩大了我军活动阵地。当时，地委书记文敏生同志亲自写了一篇《赵家棚反“扫荡”》的经验总结，被边区党委转发全区，推动了整个边区的抗日游击战争的顺利发展。 （四）
在日寇“扫荡”，战斗频繁的艰难时刻，工作在赵家棚抗日根据地的党的各级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结下了生死与共的战斗情谊，出现了很多激动人心的模范事迹。
在遇到危险的时候，群众为了掩护我们，往往不顾自己的安危。一次日寇对我赵家棚实行“扫荡”时，疯狂的敌人采取“梳篦”的办法，沿村沿户搜索我方抗日干部。当时，林少斌同志正住在高家独屋杨少斌家中。杨少斌同志是当地农民，也是共产党员，他得知鬼子已到了双鹤桥，离这里只有四、五里路了，为了
林少斌同志的安全，杨少斌立即将他护送到附近的傅家湾前面的庙里。这时，只见一些群众抱着孩子，牵着耕牛，背着粮食，正在纷纷转移。杨少斌一出庙门，庙里的和尚马上就拿出一套法衣给林少斌同志穿上，并吩咐他打扫佛堂。几个鬼子进得庙来，端着刺刀，到处搜查，连大佛象的围帐也要挑开看看。由于老和尚出面应付，鬼子没有搜到什么，扬长而去。但是，杨少斌同志为了护送我们的干部，家中的耕牛、牲猪、粮食、衣物却被敌人一掳而尽。杨少斌同志还险些碰上了鬼子，丢了性命。
人民群众对我们干部，生活上更是关怀备至，体贴入微。一九四二年春，正值青黄不接，会家寨一带的群众纷纷上山挖棉枣充饥，把仅有的一点粮食留给我们干部吃。当时在那里工 作的胡升、林克等同志坚持要与群众同甘共苦，一起吃棉枣。但是群众不忍让她们吃了棉枣发头闷，还是用粮食熬稀饭她们吃。在孙家店工作的陆珍同志，一次病重垂危，奄奄一息。她的房东大妈见此情景，老泪纵横，十分焦急，一面叫她的女儿冒着危险，赶集上店，寻医找药，一面送水、送药、煮面条、冲鸡蛋，日夜护理在身边。由于房东大妈象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地精心调治，陆珍同志终于战胜了疾病，恢复了健康。直到现在，每当陆珍同志回忆起这段情景，都不禁万分激动，热泪盈眶。
赵家棚的人民群众对待我们子弟兵，也是如此。尤其使人难忘的是一九四三年端午节劳军的情景。
这天，天气晴朗，云淡风轻。槎山乡的群众，在农救会干部
的带领下，对驻扎在左家独屋的二军分区和鄂中地委机关，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慰问活动。成群结队的农民，抬着当地群众办喜事才用的、盛满了鱼、肉、鸡蛋、包子和鞋、袜、牙粉、香烟的盒子，每保十架，敲锣打鼓，燃放鞭炮，蜂拥而来。青年妇女们在日寇“扫荡”的年月，不敢外出，更不敢打扮，而这天却穿上了节日的服装，抹着绣花围裙，兴高采烈地参加了慰问的行列。劳军大队在红旗前导下，摆成了十里长阵。
人民群众的热烈慰劳对部队是一个很大的鼓舞。二军分区领导同志肖远久、蔡松荣、文敏生、黄德钦等同志，都远远地前来迎接慰问的人群。顿时，人民群众和全体指战员欢聚山 冲。
在劳军大会上，县农救会筹备会负责人熊子万同志和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文敏生同志，分别致慰问词和答谢词，畅叙了军爱民、民拥军的鱼水深情。最后，劳军群众和部队拉起歌来，欢乐的歌声响彻了田野山岗，充分显示了我抗日军民是不可战胜的。
从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三年的三年艰苦时期，以赵家棚为中心的安应人民，不仅顶住了日寇的疯狂“扫荡”，而且保护了干部，支援了部队，建设了巩固的根据地，这不论是在鄂中还是在予鄂边区，都是很了不起的。 （五）
一九四四年，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节节胜利，我国的抗
日战争也由相持进入了反攻。是时，日寇孤注一掷，发动了河南战役。五师则遵照党中央指示，肩负着发展河南，绾毂中 原的重任，准备向口寇发起新的进攻。
为了把安应建设成为我军反攻的可靠后方，县委根据鄂予皖湘赣边区党委的有关指示，开展以发展生产，减租减息为中心内容的组织人民大多数的运动，从思想上、组织上、物质上做好我军反攻日寇的准备。
运动决定首先在基础较好的槎山乡试点。边区行署主席许子威同志，地委书记文敏生同志和我们县委的许多同志，先后来到这里，指导和开展工作。地、县委还抽调了一批干部，组成工作队，先后由王良、我和易齐荇三人带领，深入各村发动群众，为了把运动开展起来，我们首先整顿和建立了各种群众团体。当时，这个乡在区委书记欧阳辉、副书记肖启明和区长袁庸等同志的积极工作下，群众团体，如农救会。妇救会、儿童团等，都已建立起来。其他各乡群众团体也很快建立。到这年十月，在全县基层群众团体普遍建立的基础上，在唐氏祠堂成立了安应县农民救国会，由县委群运部长吕震兼任农救会主席，农救会骨干熊子万、邓明金、左德祥、唐存友任农救会副主席。工作队和农救会办有《槎山通讯》和《安应农民报》，先后由闵云程、张毅、何俊、左垒等同志负责编辑，不断反映运动开展情况，指导各乡运动。 随着群众抗日团体的建立，大生产运动与减租减息运动也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大生产运动，主要是组织农业互助，成立换工组、变工队，以调剂农民中耕牛、农具、劳力的余缺，便于抢住季节；同时有利于给军工烈属代耕代种，鼓舞士气。这种互助组织，以村为单位，大约十户左右为一组．较大的村有二个至三个小组；每组成员，大多数是贫苦农民，小组长是农救会里面的积极分子。办得最好的，要算区委书记欧阳辉同志办起来的务丰店附近陈家桥湾的胡农先小组，他们换工做活，在劳力、工具等方面相互调剂，群众养成了集体生产的习惯，田里禾苗普遍长得很好，产量超过了当地富农的水平。群众高兴地唱道： 独木不能长成林， 蓬柴火焰放光明，
蓬来呀，快来参加变工队， 团结起来一条心。
由于大生产运动的开展，加上前几年兴修了千塘百坝，生产条件有了改善，一九四四年，安应农业获得从来未有过的好收成。 减租减息，我们根据当地当时的实际，抓住两个环节。一是改地主看租为农救干部与地主登田看课。过去地主看租，一般估产过高，农民负担过重；改为农救干部与地主协商议租，估产合埋，互不吃亏。二是改麦租为谷租。过去地主收麦租，农民交租后，生活无保障，生产无资金；改为谷租后，农民一般没有麦荒之苦，生产也能得到部分资金。为了团结抗日、保证抗日税收，与此同时，我们也动员农民，按照减租减息的规定，交租交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