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编（1945—1960年代后期）
一位日本学者曾这样描述二次大战结束后的体验：“??一切都被斩断，在此之前的历史全都消失了，将要开始一个
[1]完全不同于战前的新故事。”这种体验至少说明了战后开始
了一种新的历史进程。这种新的历史进程表现在东亚地区，其核心问题是民族的意识形态构建和民族国家的建设。围绕这一核心问题，在二次大战中复杂纠结的各种力量（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民族主义等）重新组合，并被置于东西方冷战格局中，东亚现代性的展开出现新的曲折。这种局势极大影响，甚至根本制约着战后的中国文学。
以往的文学史将1945年至1949年的文学与抗战时期的文学统称为“四十年代文学”，事实上，1945至1949年的文学跟战时8年的文学有很大差异，它更多地联系着1950年代的文学，甚至在许多方面构成着1950年代文学的先声。毛泽东在二次大战结束前四个月作出的“两种中国之命运”决战的预见开始了1945年后的历史新进程，二次大战的结束使中国现代文学的生存空间演变为解放区、国统区和英殖香港地区，到1949年，解放区占据了整个中国大陆，国统区则“萎缩”为台湾地区。中国大陆、台湾地区、香港地区的文学各自开始了其有着内在相通性的战后历史进程，逐步形成了中国文学分合有致的多元格局，所提供的文学范式，包
含着民族新文学面临政治困境、经济转型冲击、社会动荡压力时作出各种应对的历史经验。而有意味的是，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地区文学，到60年代中后期都告一段落，从而呈现出战后20年中国文学的整体性。
第十 章 中国大陆文学 第一节 文学思潮和文学运动
○东亚现代性曲折展开背景下的中国大陆大学 ○文学体制的建立 ○从批判胡风文艺思想到胡风“反革命集团”案 ○从批判电影《武训传》开始的社会批判运动程式 ○“双百方针”和知识分子政策 ○文学政治化的日益狭窄 ○新民歌运动呈现的“民间”
○理论批评和创作的“突围”
1945年后的中国大陆文学，尽管在一段时期里还存在着国统区文学和解放区文学之分，但解放区文学无疑占着主导地区，并在不断扩展中演变为共和国文学（开始了目前学术界所指“中国当代文学”的发生和形成）。它起于抗战后期的延安文学，并开始了原旨意义上的延安文学理想和激进实践的延安文学理想之间的复杂纠结。由《讲话》确立的延安文学理想在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的特殊环境中，围绕“两种中国之命运”的根本课题，得到了系统的理论阐释和规模不断扩大的实践。原旨意义上的延安文学理想是从党的政治目
标出发，持久地建设一种服务于人民大众，首先是服务于工农兵的新文学，而当这种文学理想被驱遣于非常现实的政治斗争时，它往往转化成一种破坏性的激进实践。这种复杂纠结构成了中国大陆文学战后20年的基本进程。
中国大陆文学的战后进程是受到战后东亚地区，乃至世界冷战格局的巨大压力的。日本战后脱殖民的被施与性，韩战使美军重返朝鲜并在南部取得立足点，西方殖民当局战后从东南亚国家撤退时所作有利于西方意识形态及其利益的安排，这些都使得从东北亚到东南亚，逐步形成了一种中国周边的压力圈，这种压力圈使得毛泽东提出的“两种中国之命运”的前景更为清晰。战后东亚各国知识分子都面临着两种互有关联的根本性选择：一是意识形态上的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之分，二是国家制度上的“民族性”和“公民性”之选择。从解放区到共和国的历史进程，延续了延安理想，在战后东亚的“包围圈”中，强化了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民族性”的国家制度，这两者的合力推动着整个国家、整个民族对外发出统一的声音。这种统一性必然要求在国家、民族内部消泯异质性。随着中共领导的人民民主政权在中国大陆的建立而逐步开展的思想改造运动和创作、出版机制的体制化，都是在这种统一性要求下进行的。民族的、国家的意志，通过强化统一的行政力量，推进着延安文学理想的实践，在民族解放战争时期建立起来的革命文化规范在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后得以继续强化。而这种强化中，毛泽东的个人因素起了重要作用。毛泽东在战时延安建立的巨大威望随着中共在中国大陆全面取得了政权而推向了全国，毛泽东在东亚压力圈中表现出来的政治警觉性也必然极大影响着中国大陆的整个历史进程，战后中国大陆的文学思潮和文学运动几乎都是在毛泽东决策影响和亲自参与下发生的。这构成了战后中国大陆文学思潮和文学运动的鲜明特征。
解放战争中，《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等小说的出版，已经表明了“一种新的文学作品的产生、流通方式的产生”，即“文学艺术的生产与传播从此纳入党所领导的国家计划轨道，也即纳入体制化的秩序之中”，作家“不再是以‘写作’换取生活资料的自由职业者，而都成了‘公家人’，即国家干部，直接隶属于一个国家部门，一方面得到全面的保障，另一面则对所在单位形成了某种依附关系”。[2]这种彻底改变了五四新文学建制的文学体制在1949年7月2日至19日于北平召开的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得到了完成。第一次文代会明确规定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新中国的文艺的方向”，“除此之外再没有第二个方向了，如果有，那就是错误的方向”，成立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及其所属文学、戏剧、音乐、电影等文艺团体。这些团体名义上是“群众团体”，但实际上却跟“国家政府机构中的文艺部门”一样来进行文艺工作
[3]
，而文联、作协等的机构设置和管理，也的确跟政权机构
部门一样。第一次文代会所明确的文艺政策和所建立的文学体制，开始了中国大陆大学体制秩序化的运作。
战后中国大陆的文学思潮和文学运动再次凸显了文学和政治的紧张关系。而这方面的思潮、运动又主要是围绕《讲话》精神而展开的。其中延续时间长、波及影响大的是对胡风文艺思潮的批判。
1945年1月，胡风主编的《希望》在重庆创刊，创刊号发表了胡风《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和舒芜《论主观》两文，倡导强调作家“主观战斗精神”的现实主义，并且提出应该坚持“五四”文学改造国民性的传统，因为人民群众的“精神要求虽然伸向着解放，但随时随地都潜伏着或扩展着几千年的精神奴役底创伤”。
这显然有悖于《讲话》精神，于是遭到了中共南方局、中共华南局香港文委组织的批判。批判反而促使了胡风对相关问题的思考。1948年9日，胡风出版了《论现实主义的路》一书，除了继续阐释坚持能动的“反映论”的“主观战斗精神”说外，还明确提出了“知识分子也是人民”，“革命知识分子是人民底先进”部分的命题；而在《给为人民而歌的歌手们》一文中，他又提出了“哪里有人民，哪里就有历史。哪里有生活，哪里就有斗争。有生活有斗争的地方，就应该也能够有诗”的“到处都有生活”说。这些思考，跟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