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张生的名字。
如果说我强调了唐代的爱情传奇，那是因为男女间的传奇故事是唐代对小说的主要贡献，而不是因为当时没有其它故事。当时有许多充满幽默和讽刺的小说，有一种奇怪的故事描写斗鸡——当时一种重要的娱乐活动，在宫廷尤其流行。这些故事中最好的之一是陈鸿所写的《东城老父传》，它讲的是有名的斗鸡手贾昌怎样名噪一时，博得皇帝和其他斗鸡者的宠爱。但时间如水，不断推移。到了宋代，小说的形式真正开始明确起来，而到了元朝，它便成熟繁荣，达到了顶点，此后再没有超越，实际上只有一部小说可以与之相提并论，这就是清朝时的《红楼梦》。仿佛长达好几个世纪，小说一直都在发展却未被注意，它扎根于平民当中，逐渐长成参天大树，在元朝开放出鲜花。元朝时，年轻的蒙古人把他们旺盛、饥渴、粗犷单纯的思想带到了这个被他们征服了的古老国家，要求得到精神上的营养。这种思想不可能接受旧的古典文学的躯壳，因此他们就更急切地转向了戏剧和小说，在这种新的生活当中，在皇帝也赞同的有利形势之下，虽然仍得不到文人的赞许，却出现了中国三部伟大小 说中的两部一一《水浒传》和《三国》，第三部是后来的《红楼梦》。我希望我能向你们说明这三部小说过去和现在对中国人的“意义。但我想不出西方文学中有任何作品可以与它们相媲美。在我们的小说史上，我们找不出一个明确的时期，说“小说在那个时期达到了顶点” 。这三部小说是那种平民文学——中国小说的明证。它们可以说是大众文学完美的纪念碑——即使不能说是整个文学的纪念碑。它们也曾受到文人们的轻视，遭到监察官的禁止，而且连续几个朝代被指责是危险的、惑乱的、腐朽的。但它们生存了下来，因为人民大众阅读它们，把它们编成故事讲，编成歌谣来唱，还编成戏上演，最后甚至那些文人也被迫勉强对它们注意，开始说它们不是小说而是寓言，因为如果它们是寓言，最终就可能被作为文学对待。然而人民大众对这种理论毫不在意，而且根本不去读文人们写的那些证实这种理论的长篇文章。他们对自己作为小说而创作的小说感到高兴，不为任何目的，只为在故事中得到快乐， 而且通过故事他们还可以表现自己。确实是人民大众创造了这些小说。《水浒传》的现代版本虽然把施耐庵的名字作为作者，但它并不是由一个人写的。这部结构严密的伟大小说是由宋代许多写一群强盗的故事发展而成的。它的起源在历史上也有记载。这些强盗原来占据的水泊仍在山东，或者说一直到最近都还存在。按照我们公历十三世纪的时候，中国处在一个很不正常的悲惨时代。微宗王朝日益腐败混乱，富的越来越富，穷的越来越穷，当没有人出来扭转局势时，便出现了这些正义的强盗。这里我不可能详述这部小说漫长的发展过程，也不可能讲它在许多不同作者手上的变化。据说施耐庵在一家旧书店发现了这部书的粗劣的版本。便把它带回家去重写出来。在他之后这个故事还是讲来讲去。今天有五、六种重要的版本，一种一百回，题名《忠义水浒》，另一种一百二十七回，还有一种也是一百回。最初认为是施耐庵所写的版本有一百二十回，但现在最常用的一种版本只有七十回。这个版本是在明朝由著名的金圣叹修改的，他说禁止他儿子读这本书是没有用的，因此便给他的孩子提供了一个由他自己修改过的本子，他知道没有一个孩子能抑制自己不去读它。还有一个版本是秉承官方的意志写的， 因为当时官方发现什么都无法阻止人们去阅读《水浒》。这个官定的版本题名《荡寇志》，讲的是这些强盗最后被官军打败，彻底瓦解。但是，中国老百姓若没有独立性就无足轻重了。他们从未接受官定的版本，他们自己的小说形式依然存在。他们完全知道这是一种斗争，是平民反对腐败官府的斗争。另外，这部小说已经有一部分译成了法文，题为《中国骑士》；我自己已经将七十回的版本全部译成了英文，书名用的是《四海之内皆兄弟》。原来的名字《水浒传》在英文中毫无意义，只是指著名的沼泽湖水泊是那些强盗的老窝。对中国人这些字立刻会引起几百年的回忆，但对我们却不会如此。.这部小说经历了各种事件一直延续了下来，而且在中国今天这个新的时期增知了新的意义。中国共产党已经印刷了自己的版本，由一位著名的共产主义者写了前言，作为第一批中国共产主义文学重新发行。这种不受时间限制的永恒性证明了部小说的伟大。这在今天和过去的王朝时期同
样真实。中国人仍然都在读这部小说，和尚和妓女，商人和学者，好女人和坏女人，老年人和青年人，甚至顽皮的儿童，无一不读这部小说。唯一不读的人是在西方受过教育手持博士文凭的现代学者。但可以肯定，如果他最后把手中的笔放在那本书上时活在中国，他也会对自己的新知识无限伤感和不安，因为它们常是那样无用和不适用，就像在一件旧的长袍上补上一块过小的补丁。
中国人说“少不看《水浒》，老不看《三国》”。就是因为少年可能受诱惑变成强盗，老年人可能被导致做些不符合他们年龄的过火行为。如果《水浒传》是中国生活伟大的社会文献，那么《三国》就是关于战争和政治家治国的记录，而《红楼梦》则是关于家庭生活和人类爱情的真实写照。《三国》形成的历史表明了它在总体结构和无确定作者方面和《水浒》完全一样。故事开始于汉朝，三个朋友发誓结拜为生死兄弟，而结束则是九十七年以后接着出现的六朝时期。这部小说最后的形式是由一个名叫罗贯中的人写的，他被认为是施耐庵的学生，而且甚至有可能与施耐庵合写了《水浒传》。但这是一种类中国的培根和莎士比亚的争论，不会有什么结果。罗贯中生于元末，一直活到明代。他写了许多杂剧，但以小说更为著名，其中《三国》毫无疑问是最好的一部。现在这部小说在中国最常用的版本是康熙时期由毛宗岗修改过的一种，他不仅修改而又还对这本书作了批评。他修改、补充并删去了一些素材，例如他补充了孙夫人的故事——孙夫人是其中一个主要人物
的妻子。他甚至改变了作品的风格。如果说《水浒传》今天作为一部人民的小说在他们争取自由的斗争中具有重要意义，那么《三国》的重要性则因为它详细地描写了战争的科学和艺术；虽然这种看法与我们自己的看法大不相同，但中国人却这样认为。今天中国抗日最有效的战斗单位是游击队，游击队员都是些熟知《三国》的农民，如果说他们不是靠自己阅读知道的，至少冬闲或夏夜乘凉时听说书人讲过三国的武将怎样打仗。正是这些古老的战术得到了今天游击队的信赖。一个勇士必须是什么样子，为什么一定要既有进攻又有退却，如何敌进我退，如何敌退我进一一这一切都源出这部小说，而这部小说在中国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红楼梦》是中国三部伟大小说中的最后一部，也是最现代的一部，它原是曹雪芹写的一部自传性的小说。曹雪芹是满清时期颇为受宠的官员，实际上被满人认为是自己人。那时满人军队中有八旗，而曹雪芹属于八旗的成员。他末写完他的小说，后四十回是另一个人补写的。这人很可能名叫高鹗。关于曹雪芹是在讲自己生活的故事这种论点，在现代时期受到胡适的赞扬，而且在早期还受到袁枚的赞扬。这也许是对，但这部书的原名却是《石头记》，它大约于公历1765年在北京出现，五、六年之后——这在中国是个相当短的时间——便到处流传。它刚出现时印刷费仍然很贵，因此这部书的出名靠的是中国人所说的“你借我我借你”的方法。虽然这个故事的主题简单，但它的内涵、它对人物的研究以及它对人的感情的描写却错综复杂。它几乎是
一种感情心理学的研究。故事写一个大家庭，极其富有，倍受皇帝赏识，事实上其家庭成员之一就是皇帝的一个妃子。但小说开始时这个家庭的鼎盛时期已过，已经开始衰落。它的财富已经消散，最后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儿子贾宝玉因为家庭内部腐败的影响也变得堕落，虽然他一生下来就因嘴里含着一块具有象征意义的玉石而确立了他的特殊地位。前言一开始写道： “却说那女娲氏炼石补天之时??那娲皇只用了三万六千五百块，单单剩下一块未用。弃在青埂峰下。”这就变成了贾宝玉那块著名的玉了。因此这种对超自然的神奇事物的兴趣仍然在中国人中间存在；甚至今天它还是中国生活的一个部分。这部小说之所以吸引人，主要因为它描写了人们家庭制度中的一些问题，女人在家里的绝对权力，母权制的过于强大的力量，不仅祖母和母亲，甚至贴身丫环都有很大的力量，这些丫环经常常是年轻漂亮、根本不能自立的女子，她们经常变成家庭中儿子们的玩物，毁了他们也被他们毁掉。在中国人的家里，女人居支配地位，而且因为她们整天呆在家里又常常末受过教育，所以她们的家庭统治使每个人都感到痛苦。她们把男人看成孩子，保护他们，不让他们受苦受累但他们并不需
要这种保护。贾宝玉就是这样，在《红楼梦》里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悲剧的结局。 当文人们发现这部作品在民众中影响如此巨大，甚至皇帝也读它的时候，我无法说明他们为什么竭力把这部小说解释成寓言。我毫不怀疑他们自己很可能也偷偷地阅读。中国有许多流行的笑话都讲到文人们偷偷地阅读小说，而在公开场合却装作从未听说过它们。不管怎样，文人们都写文章证明《红梦楼》不是小说，而是一部政治寓言，描写中国在满洲外族的统治下走向衰落，书名中的“红”字表示满族，命中注定与宝玉结婚但却死了的年轻姑娘林黛玉指的是中国，而把玉弄到自己手上获得成功的竞争者宝钗象征着外族人，等等。他们还说“贾”这个姓氏本身就是“假”的意思。但这是牵强的解释，因为这是一部作为小说来写的作品，而且确实也是一部小说，它以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混合在一起的典型中国方式，非常有力地描绘了一个高贵有势的家庭的衰落。小说充满了按中国习惯住在一起的好几代的男女人物，这本身就是对那种生活的真实描写。我如此强调这三部小说只不过是做了中国人自己做的事情。当你说“小说”时，一般中国人都会回答“《水浒》、《三国》、《红楼梦》”；然而这并不是说那里就没有几百部其他的小说，因为实际上是有的。我一定要提《西游记》，它几乎和这三部小说一样流行。我可以提到《封神演义》，它写一个神化了的武士的故事，作者不详，但据说是一位明代作家写的。我还一定会提到《儒林外史》，它是一部讽刺清朝弊病、尤其是科举弊病的小说，充满了意义双关但并无恶意的对话，情节丰富，既楚楚动人又非常幽默。这部书嘲笑的是那些文人学士，他们不会做任何实际事情，对日常生活中的事物一无所能，完全拘泥于传统，没有任何独创性的见解。这部书虽然很长，但却没有中心人物。每一个人物都通过事件的线索与另一个人物相连，人物和事件一起发展变化，就像著名的现代中国作家鲁迅所说的那样：它们像缝在一起的一块块闪闪发光的锦缎。另外还有《野叟曝言》，是由一位在官场失意的名人写的。再就是那本怪书《镜花缘》，写的是女人们的一种幻想，她们的统治者是个女皇，所有的文人也部是女的。这本书是想表明女人的智慧一点不亚于男人，但我必须说明，在这本书结尾所写的一场男人和女人的战争中，男人获得胜利，女皇被一位皇帝取而代之。我只能列举普通中国人喜欢的几百部小说中的一小部分。但如果那些中国人知道我今天对你们讲些什么，他们总归会说：“讲那最有名的三部，不论好歹要讲《水浒》、《三国》、《红楼梦》。”在这三部小说中，有中
国人长期以来所过的生活，有他们唱的歌，笑的事，也有他们喜欢做的是什么。他们曾把几代的发展注入这些小说，而为了进一步发展，他们又一遍又一遍地回到这些小说，从这些小说中他们写出了新的歌、新的戏，而且也写出了新的小说。有些新作差不多变得和这些伟大的原作一样著名，例知那部写荒唐肉爱的名作《金瓶梅》，就取材于《水浒传》中外一个独特事件。但我觉得今天重要的不是列举一些小说，我想强调的是，一个伟大民族的这种深远而确实令人崇敬的想象力的发展，在它自己的时代和它自己的国家竟然不被称作文学。“小说”这个名称本身指的是小的和没有价值的东西，而“长篇小说”仍然不过是篇幅长的小而无用的东西。这是错误的。中国人民在文人文学之外创造了他们自己的文学。今天。这种文学依然存在——且不说会有新的出现——而那种称作艺术的正规文学却已经死亡。这些小说的情节常常是不完整的，爱情关系常常得不到解决，女主人公常常长得漂亮，而男主人公又常常不够勇敢。而且，故事并不总是都有个结局；有时它仅仅像实际生活那样，在不该结束的时候突然中止。我就是在这样一种小说传统中出生并被培养成作家的。因此，我受到的教育使我立志不去写那种漂亮的文字或高雅的艺术。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教育，而么正如我说过的，它对西方小说也有启发意义。这是中国小说家的基本态度——也许是那些自称艺术大师的人对他们歧视的结果。我这样讲是我自己的看法，因为他们当中并没人这样说过。 创造这种艺术的本能与生产艺术的本能是不一样的。用简单的话说，创造的本能归根到底是一种巨大的、额外的生命力，一种超级的能量，一种莫名其妙地生来就有的能力，这种生命力超出了他自己生存的需要——一种个人生活无法用尽的力量。因此这种能力在创造更多的
生活中消耗自己，或者以音乐、绘画和写作的形式，或者以任何一种最自然的表现媒介。同样个人也不能回避这个过程，因为只有通过这个过程充
分发生作用，他才能解脱这种额外的、奇特的能量负担。这种能量既是肉体上的也是精神上的，因此他的一切感觉都比别人的更活跃更深刻，他的整个大脑更敏感更机灵，他的感觉对他的大脑所提示的现实过于丰富，于是过剩的现实变成了想象。这是一个由内部开始的过程。 这是他生命的每一个细胞加强了的活动，不仅他本人被卷进这种活动的范围之内，而且他周围所有人的生活，包括他想到的梦到的，也都被卷进这种活动的范围。从这种活动的结果当中，艺术被演绎出来——但不是由他本人做的。进行创造的过程不是演绎艺术形态的过程。因此对艺术的限定是一种次要的过程，而不是主要的过程。如果一个人生来是进行创造过程的，例如像小说家那样，那么他若去关心次要的过程，他的话动就毫无意义。当他开始确定形式、风格、技巧和新学派的时候，他就像一只触礁搁浅的船一样，尽管它会疯狂地转来转去，但它的推进器却无法使船继续前进。只有等到船回到自己的环境时，它才能恢复航程。 对于小说家来说，唯一的要素是他在自身之内或自身之外所发现的人类的生活。检验他工作的唯一标准就是看他的能量是不是创造出更多的那种生活。他创造的东西有没有生命力?这是最主要的问题。但谁来告诉他呢?只能是人民，是那些活着的人。这些人并不怎么关心什么是艺术或艺术怎样创造出来——实际上，他们对任何非常高深的东西都不关心，不管那些东西多好。真的，他们只关心自己，关心他们自己的饥饿、失望和欢乐，而最重要的也许是关心他们的理想。这些是真正能判断小说家作品的人，因为他们通过对现实的独特检验来进行判断。而且检验的标准并不靠艺术的方法来决定，而是靠把他们读到的现实与他们自己的现实进行简单的比较。因此，我所受的教育是，虽然小说家可以把艺术看成冷酷而完美的形式，但他对艺术的赞赏却只能像赞赏一些矗立在寂静偏僻的画廊上的大理石雕像；因为他和他们所处的位置不同。他的位置在街上。他在街上会非常快乐。街上充满了喧闹，男人和女人表现自己的技巧也不像雕像那样完美。他们难看而有缺陷，至于作为人也不够完美，而且他们从何处来到何处去也无从知道。但他们是人，因此远比那些站在艺术台座上的雕像更让人喜欢。像中国小说家那样，我受的教育就是要为这些人写作。如果他们有一百万人读他们的杂志，我愿意我的小说在他们的杂志上发表，而不想在只有少数人读的杂志上发表。他们是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清醒的法官，因为他们的感官未受破坏，他们的感情是自由的。不，一个小说家决不能把纯文学作为他的目的。他甚至不能对纯文学了解得太多，因为他的素材——人民——并不在那里。他是在村屋里说书的人，他要用他的故事把人们吸引到那里。文人经过时他无需抬高他的嗓子。但若一群上山求神朝圣的穷人路过时，他一定要使劲把他的鼓敲响。他必须对他们大声说：“喂，我也讲神的故事!”对于农夫，他一定要讲到他们的土地； 对于老头儿，他一定讲到和平；对老太太，他必须讲到她们的孩子；而对年轻的男男女女，他一定要讲他们之间的关系。只要这些平民高兴听他讲，他就会感到满意。至少我在中国学到的就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