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定子女的多少,最后一个即填“满”了,是没有余地的一个。以此类推出各种带“满”的称呼。如：“吵架的是桂二婆婆和他的满崽李国启。”（《湘江文汇》1979.1.2） 旧时称最小的子女为“满子”。如：何光远《鉴诫录·攻杂咏》载陈裕诗：“满子面甜糖脆饼，萧娘身瘦鬼嫦娥。”
更特殊的是，在耒阳亲属称谓中用“满满”来称呼父亲的弟弟妹妹，只要比父亲小的，不分男女，也不大小，统称为“满满”。这说明，耒阳称谓语系统越来越简化，也体现了男女平等的思想。
5.称媳妇为“新妇”。很明显，新妇就是指“（家里）新来的妇人。”这与女方出嫁到男方家的婚姻制度是吻合的。《后汉书·周郁妻传》记载：“郁骄淫轻躁，多行无礼。郁父伟谓阿（赵阿，即周郁妻）曰：新妇贤者女，当以道匡‘夫’。”周郁的父亲在这里便称儿媳妇为“新妇”，说明妻子出嫁丈夫家的婚姻制度古已有之。再如：锡剧《救风尘》：“今日里去到周家作新妇，从此不再落风尘。”（见于《湖南省耒阳方言记略》）
6．“丈”表示妾子的父亲和母亲,如“丈老子”“丈母娘”。“丈人”原来是对老年人的普遏性尊称,以后逐渐为对“妻之父”的专称。“丈母”最早的称谓含义是对父辈亲属的妻子的尊称。《古代汉语大字典》对“丈母”有两种解释岳母。《尔雅妾之父为外舅,母为外姑。今无此称,皆日丈人、丈母。古代薄称长一辈的妇人,犹今称伯母。北齐·颇之推《献氏家训·风操》“中外丈人之妇,狠俗呼为丈母。”耒阳方言中,多以“丈母”和“娘”构成合成词。
综上所述,方言的特征不应该只限于语音,它还会在词汇上体现出来。尽管词汇在各方言点之间的交叉相当普遍而混杂,但由于词汇是一个表意系统,与人们的认知紧密联系在一起,这都使得方言词汇具有自己独特的个性。⑧现有的许多方言知识主要是依据对方言语音特征的认识而形成的。语音只是语言几大要家中的一个, 只有当人们全面认识了语音、词汇、语法的所有规律后,才能对一种语言或方言形成完整的认识。
耒阳方言称谓的特点
称谓是一种语言现象, 也是一种文化现象。亲属称谓是一种语言现象, 同时也是历史文化的化石。不同民族的亲属称谓系统往往折射出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思维模式。汉语的亲属称谓系统纷繁复杂, 其特点是从不同的角度将称谓对象加以细致的区别和分类, 层级分明, 系支清楚。具体来说, 汉语亲属称谓系统具有以下一些主要的区别特征[1] 。 1、体现辈分关系。不同辈的人用不同的称谓词。长辈、平辈、晚辈之间关系清楚。如: 曾祖父) 祖父( 爷爷) ) 父亲( 爸爸) ) 儿子) 孙子。
2、体现同辈之间的长幼关系。如: 伯伯) 叔叔/ 伯母) 婶母/ 哥哥) 弟弟/ 表哥) 表弟/ 姐姐) 妹妹。
3、体现性别差异。如: 祖父) 祖母/ 伯伯) 姑姑/ 舅舅)姨姨/ 侄儿) 侄女/ 孙儿) 孙女。 4、体现父系和母系的差异。如: 祖父( 爷爷) ) 外祖父( 外公) / 姑姑) 姨姨/ 伯伯) 舅舅/ 孙儿) 外孙/ 侄儿) 外甥。
5、体现血亲关系和姻亲关系。如: 伯伯、叔叔、姑姑) ) )血亲关系; 伯母、叔母、姑父) ) ) 姻亲关系。
6、体现宗亲与外亲的差异。如: 叔父、伯父之子女谓之堂兄、堂弟、堂姐、堂妹) ) ) 宗亲关系; 姑母、姨母、舅父之子女谓之表兄、表弟、表姐、表妹) ) ) 外亲关系。宗亲以男性为核心,排斥女性。如/ 姑姑0虽与/ 叔叔0、/ 伯伯0 有血亲关系, 但她从属于她丈夫所在的宗族, 属于外亲。
可以看出, 汉民族的亲属称谓具有六大区别要素: 辈分/长幼/ 性别/ 父系、母系/ 血亲、姻亲/ 宗亲、外亲。其中/ 辈分0和/ 性别0 一般是人类称谓系统共有的, 其余的区别要素许多民族在称谓上予以忽略。汉民族称谓系统的复杂性还表现在不同地区、不同方言
有不同的称谓系统。首先, 同样的对象不同的方言里用不同的词称谓。; 其次, 同样的词在不同的方言里称呼不同的对象, 如/ 伯伯0 有的方言用来称呼父亲。 一、 反映社会家庭结构与亲属称谓的关系
亲属称谓语是具有血统和婚姻关系的亲属之间的称谓,它伴随人类亲属群体的出现而出现, 并随着社会发展及其相应的亲属制度的变化而变化, 是人类社会语言文化的一种普遍现象, 家庭结构与亲属称谓语的关系密切。美国著名民族学家摩尔根曾注意到现实亲属关系与亲属制度相矛盾的问题, 某些家庭形态已经绝迹, 但亲属制度和亲属称谓还存在的现象, 他认为家庭形态的发展步骤必然要速于亲属制度,亲属制度是跟随在后面来记录家庭亲属关系的。而且恩格斯也在 家庭, 私有制和国际的起源!中讲到我们可以根据历史上所流传下来的亲属制度来断定, 曾经存在过与这个制度相适应的业已绝迹的家庭形式。可见, 在任何语言中, 现行的亲属称谓与家庭形式, 随着人类历史的前进已历经变化,当家庭发生变化时, 亲属称谓或是僵硬起来, 以习惯的发式继续存在, 或是缓慢发展。总之, 家庭结构的变化影响亲属称谓的发展变化, 从侧面反映了社会的发展和家庭的变化。
传统的中国是一个重血统、伦理、宗法、礼教和等级的社会, 父子序、君臣有义、夫妻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等便是最好的例证, 汉语亲属称谓特别强调长幼有别, 尊卑有分,宗族有别, 血缘有别, 因而导致汉语亲属称谓系统特别繁杂,亲属称谓语非常丰富、非常完整, 可以说社会的亲属关系, 无论关系亲疏、辈分大小、年龄长幼在其家族中都有一个不同于其他称谓的明确称呼。这与西方社会的亲属称谓有显著的区别。传统中国是以农业自然经济为基础, 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下, 整个社会的生产主要以手工劳动为主, 以家庭为生产和经营单位的社会重视人口的生育, 人们的家庭观念都是凭家庭人口的多少来判断家庭的兴旺与否,在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独生子女政策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多重指标下, 家庭结构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 家庭规模在缩小, 日趋小型化, 包括独生子女家庭在内的核心家庭成为家庭结构模式主流,
(一) 亲属称谓变化的形式
随着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在我国的推进和完善, 人们的综合素质的进一步提高尤其是对生育观念的改变, 中国现在的家庭称谓正逐渐发生变化,可见, 独生子女家庭日益增多, 家庭结构和亲属关系日趋简单化。正因为家庭结构的小型化而使得亲属称谓语也跟着发生变化, 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某些亲属称谓语的使用频率越来越低。由于从多个子女家庭形态发展到独生子女家庭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尽管堂# 表#关系如 堂哥# 表弟#在现在的亲属关系中还存在, 但人们在心理上和习惯上在称呼上省略。“堂、表”等区别性成分, 堂姐、堂哥、表弟、表妹#等常直接称呼为“ 姐姐、哥哥、弟弟、妹妹”。耒阳方言的亲属称谓语在面称时也都是直接叫“哥哥、姐姐”的，只有在背称或特别强调时才加上“堂”或“表”字。
2. 亲属称谓语的使用对象发生可转移, 由亲属称谓语转向非亲属称谓语即社交称谓语。“ 伯伯”原来只用来表示爸爸的哥哥, “ 阿姨”表示与母亲有血缘关系的姊妹, 但在现实生活中, 我们可以发现 “伯伯”包括与父亲同辈, 年龄比父亲大的所有男性, 在使用上还可以敬称与父母同辈, 年长父母的女性。在耒阳方言中，年长父亲的女性已经固定称为“伯伯”，只是在强调区别时才加上一个“娘”字，称为“伯伯娘”。 “ 阿姨”也用来称呼彼此没有家庭关系或血缘关系,与父母同辈且比父母小的女性, 所以”伯伯、叔叔、阿姨”的运用逐渐从亲属称谓语范畴向社交称谓语发展。
总的来说, 当前的亲属称谓语最引人注目的变化就是它同时向两个方向发展: 一方面系统内部称谓语逐渐减少, 关系日趋简化; 另一方面, 某些亲属称谓语向系统外扩张, 泛化为社会称谓语。
(二)亲属称谓变化的原因
出现以上这种情况, 笔者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1. 家庭结构趋向小型。由于我国从70年代开始实行了计划生育政策, 我国多数家庭成为独生子女家庭, 耒阳也不例外,头胎为女儿的家庭一般有两个孩子, 家庭成员相对稀少了, 而且四世同堂的现象也正在消失。“由于家庭结构的小型化, 致使家庭结构关系大为简化, 许多亲属称谓语渐渐失去了用武之地,逐渐成为历史语言”③。于是亲属称谓也就相应地变得简单了。
2. 生活方式的改变。随着社会的发展, 社会分工日益明显, 家庭职能逐渐转移到一些社会专门机构中去, 如子女教育、老人赡养, 乃至某些家庭服务等。家庭不再是共同劳动的单位, 家庭成员各自在社会中从事某项专业劳动。人员流动性大, 亲戚分散广, 往来不再像以前那么密切。过去人们多选择家庭聚会、走亲戚的方式来打发空闲时光。现在工作之余人们会选择多种休闲方式, 更多地与朋友交往, 如朋友相约出门旅游、聚会、品茶、聊天、体育活动等。
3.传统观念受到挑战。解放前, 夫妻的结亲方式大体遵循着“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的模式, 结亲的男女本人一般都没有选择对象的权力, 也没有婚前的恋爱过程, 在婚前, 双方基本上是陌生人。解放后, 婚姻模式有了很大的改变, 起先是由媒人牵线的“半包办”模式, 后来又发展为由自由恋爱而组成家庭的婚姻模式。不管是由媒人介绍还是自由恋爱, 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男女双方在婚前已认识, 已很自然地用姓名来称呼对方了, 所以这个称呼也一直延续到了婚后。“在中国传统的社会里, 家庭不仅是一个生产和经营单位, 而且是整个社会结构的基础, 在个人和社会之间是发达的家庭群体, 极其缺乏以生产发展及职业分工为基础的社会化组织。在这种社会结构中, 个人直接赖以生存的群体是家庭而不是社会, 其个人的生产、生活、交际等活动都受制于家庭, 因而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就成了人们一切社会行为的伦理规范。汉语传统亲属称谓系统亲疏分明、关系繁复、注重系别区分等就是汉民族这种传统社会结构、社会生活特点及人们强烈的家庭观念、等级观念等在语言中的反映”②。随着社会的发展, 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 人们的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 受平等思想的影响, 人们不再严格地区分长幼, 而以模糊、简单的称谓来称呼对方。如:无论堂兄表兄堂姐表姐都一律称为“哥哥姐姐”等。在很多地方人们对与自己年龄相仿的却不同辈的人就直呼其名, 不再据守辈分。笔者认为, 这反映了”家族本位”思想已逐步被”人本位”思想所代替。冲破家庭的束缚, 把自己融入社会, 使自己成为社会人, 这是现代人的意识。
4.普通话得到了普及。随着经济的发展, 耒阳肥田乡村民的生活也越来越富裕, 教育得到了普及。再加之电影、电视、图书等的影响, 使普通话在青少年儿童中得到普及, 亲属称谓也就采用了普通话中的称谓语, 如“爸爸”“妈妈”“哥哥”“姐姐”等, 而具有地方特色的称谓或传统的称谓已渐渐消失
亲属称谓反映一个民族的文化习惯和社会心理发展状况, 其简化、合流的变化有着广泛的社会历史背景, 决不会孤立的发生在某个地方, 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们对几千年的封建宗法制度的批判, 反映了人们意识形态向平等文明的现代社会的转化。家庭结构的小型化使得与之相适应的亲属称谓语不再是使用范围大小、使用场合发生变化, 因为这些亲属关系在现实生活中已不再存在, 那么反映这些事物的词语也将会在词汇中消失。人们将不再有表亲, 不再有姑叔姨舅, 只有极少数人才有兄弟姐妹, 传统家庭关系将被颠覆, 家庭细胞、家庭功能和社会传统结构解随之解体, 中国延续数千年的亲族网络及其社会伦理观念危险重重, 未来中国的家庭词典上, 将逐步消失包括兄弟姐妹, 堂兄弟姐妹和七大姑八大姨等直旁系亲属概念, 一些辈分称呼将会消亡, 许多姓氏将要成为历史。与此同时, 一些新的关系会凸显出来, 如有些称谓语在亲属称谓词汇中消失,
（一） 泛化
1． 女性称谓男性化。
主要表现为女性原有的称谓词常常弃置不用, 却女从男称, 用男性称谓词来称呼女性。“伯伯”“满满” 可称呼女性。“ 姑姑( 姑母, 比父亲大)” 可称为“ 伯伯”，姑姑（比父亲小）可称为“满满” 等。男女共同一个称谓词的情况在耒阳方言里很常见。目前, “伯伯”已成为耒阳方言里男女的通称, 不仅可用作亲属称谓, 还可用作社交称谓。女性称谓的男性化, 模糊了传统称谓中的性别差异, 这是耒阳方言称谓系统的特色。
几千年传统的伦理道德、宗法观念、汉民族特有的思维模式是男性亲属称谓对象泛化的深层原因。男性亲属词称谓对象出现女性化的特征是男尊女卑观念在称谓上的折射。耒阳方言里男性亲属称谓词用来称呼女性, 首先是从亲属开始的, 表现为女从夫称。女从夫称, 古已有之。封建社会里, 妇女地位低下, 有姓无名, 而且姓也是承受丈夫的, 如张氏、李氏。有些女性本有名有姓, 但由于常常不登大雅之堂, 久而久之人们反而不知其名。人们认为女
性有没有姓名无关紧要, 其地位低下可见一斑。女从夫称的现象今天在耒阳方言里仍然存在, 如本姓李, 却随夫称为张家妈、张师母、张师妈等。女性称谓的卑贱是女性地位低下的直接反映。随着社会的发展, 文明程度的提高, 女性的地位已今非昔比, 女性称谓上也必然会出现一些变化。这种变化与汉民族抬高对方、贬低自己的称谓习惯不无关系。人们在称呼女性时, 为了抬高对方的身份, 表示一种尊重, 直接用男性称谓词来称呼女性。其思维方式是: 男性称谓是尊称, 女性称谓是一种贱称, 用男性称谓词称呼女性, 是用尊称代替贱称, 这是对女性的/ 抬举0 和尊重。由此看来, 今天的女从男称与古代的女从男称其出发点是不一样的。如果说古代的女从男称是妇女地位低下的表现, 今天的女从男称则是为了表示对女性的尊重, 但其实质都是男尊女卑观念的反映。不同的是前者是直接反映, 后者是曲折反映。在普通话和其他方言里也有女从男称的现象, 如将女性称为/ 先生0 意味着一种极大的尊重。
耒阳方言里, 部分男性亲属称谓词的称谓对象出现泛化的趋势, 从而使耒阳方言的整个称谓系统发生重要变化, 呈现出新特点。这一泛化趋势出现的背后蕴含着丰厚的文化内涵。泛化的过程是一个渐变的过程。目前, 这种泛化在耒阳方言里还未最后完成. 耒阳方言部分男性亲属称谓词称谓对象的泛化使耒阳方言的整个称谓系统发生重大变化。这种泛化蕴含着丰厚的文化内涵, 同时也是语言本身自我调节的结果
2．社交称谓亲属化,
主要表现为用亲属称谓去称呼非亲属关系的对象。“伯伯、满满” 用于社交称谓已十分普遍, 尤其是“伯伯” 一词称谓对象广泛, 许多比父亲年长近二十岁的男性或女性也可称为“ 伯伯” , 出现频率极高。实际上, 社交称谓的亲属化在耒阳方言里并不限于男性称谓词, 而且这一现象在普通话和其他方言里也十分普遍, 为整个汉语称谓系统共有的特征[ 2]
汉族人重亲缘、重宗族、重人际关系, 认为人与人之间用亲属称谓来称呼, 意味着没有把对方当作外人, 彼此容易产生一种亲近感。因此, 把亲属称谓用作社交称谓, 成为汉语称谓系统的一个突出特征。普通话里,/ 爷爷、奶奶、叔叔、伯伯、阿姨、姐姐、哥哥、嫂嫂、妹妹0 等均可以用于社交称谓, 而且/ 爷、奶、姐、哥、嫂、妹、婆0 等还可以与其他语素构成复合称谓, 如/ 倒爷、款爷/ 二奶/ 空姐、师姐/ 的哥/ 空嫂、军嫂/ 打工妹、外来妹/ 富婆0等[4] 。这种社交称谓的家族化、亲属化在西方的称谓系统里是很少见的。
现代社会的发展, 人们价值观念、思维模式和心理需求的变化是男性称谓词称谓对
象泛化的重要条件。耒阳方言里部分男性亲属称谓对象的泛化, 从结果上看是对传统的称谓 系统的一种反叛。这一反叛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 是与社会的变化、人们观念的更新分不开的。现代社会的迅猛发展打破了传统的家庭模式。首先, 女从男居的状况已经发生变化, 男从女居, 岳父、岳母随女儿、女婿居住已习以为常。其次, 四世同堂的大家庭已经不多见, 尤其是在城市里已极为少见, 代之而起的是独生子女家庭模式。家庭模式的变化使亲属关系 呈现出较为松散的状态, 也引起了人们观念上的更新。人们不再关心内亲外戚, 父系母系的差异, 传统的宗族观念在人们的头脑里逐渐淡化。正因为如此, 耒阳方言里父系与母系称 谓混用, 直系与旁系称谓界限模糊, 都能被人接受。伴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 人们价值观念也发生了深刻的变革, 逐步用情感、平等的原则取代等级森严、亲疏分明的传统称谓观念。另外, 现代生活节奏加快, 人们普遍有求简求快的心理, 纷繁复杂的传统称谓与日 益加快的生活节奏和求简心理格格不入, 人们感到没有必要将称谓对象分得那样细致, 于是/ 伯伯0 一词既可以称呼男性,也可以称呼女性, 既可以称呼亲属, 也可以称呼非亲属, 简单方便, 人们非常乐于接受。这是/ 伯伯0 一词在耒阳方言里/ 走红0 的原因之一。 女性称谓男性化其出发点都是为了提升对方的地位和身份, 表示一种尊重, 本是传统的伦理道德和封建宗法观念在称谓上的残存, 但它带来的结果是称谓系统的简化和泛化, 而这正好与现代社会人们的价值观念和心理需求相吻合, 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在这里寻求到了一个结合点, 这是耒阳方言里男性亲属称谓词称谓对象泛化的文化内涵。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 文化也必然对语言产生一定的影响和制约。但这种影响和制约往
往必须通过语言内部机制的自我调节才能最后实现。汉民族亲属称谓区分细致、系统严密, 但社交称谓相对较为粗疏, 存在大量的空环, 在语言上表现为空符号, 这种现象已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 5]。耒阳方言里,“伯伯、满满” 等亲属称谓向社交称谓延伸, 与耒阳方言社交称谓存在空环有直接关系。耒阳方言里, 与祖父同辈或年龄相仿的非亲属关系的老年人, 不论男性女性, 常用“ 你儿、你这个老人家”( 词组形式)作为面称、尊称, 用“ 老娘婆( 女性) 、老家伙( 男性)” 作为背称、贬称, 一般的中性称谓则无相应的称谓词, 于是“家家、奶奶”乘虚而入, 填补了这一空缺。耒阳方言里, 与父亲年龄相仿但长于父亲的非亲属关 系的男性或女性在称谓上出现空缺, 人们常常面临不知该怎么称呼的尴尬。于是“ 伯伯”一词承担了这一职责。“ 伯伯”用于社交称谓, 既表示比父亲稍长, 同时也表示一种尊重, 而且不用区分性别, 称呼十分方便。
综上所述, 耒阳方言里“伯伯、满满” 称谓对象的泛化主要表现在: 可称呼女性; 可
用于社交称谓( 主要是、伯伯、满满) 。这种泛化使耒阳方言的称谓系统发生一系列变化, 呈现出新的特点。这种泛化趋势的出现, 既是传统的历史文化的沉淀和现代文明冲击的结果, 同时也与称谓系统本身的内部机制相关。必须指出的是, 这种泛化是一个渐变的过程, 目前这些称谓词在常德方言里可以泛化, 也可以不泛化, 人们使用时具有很大的随意性, 还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另外, 泛化的程度也不平衡。从总体上说, 城市居民、年轻人、文化水平较高的群体中泛化程度相对较高; 乡村居民、老年人、文化水平较低的群体中泛化程度相对较低。这种不稳定、不平衡说明部分男性亲属称谓词出现泛化的时间并不长, 这种泛化在耒阳方言里还没有最后完成。
（二） 简化
亲属称谓系统出现简化的趋势, 这是整个汉语称谓系统发展的总趋势。但常德方言称谓系统的简化有自己独特的表现。一是趋同。由于部分男性称谓词在性别、父系与母系、宗亲与外亲、血亲与姻亲关系上出现混同, 抹平了一些方言称谓词之间的差异, 称谓上由分到合, 由异到同。如: “伯伯娘、伯伯爷” 可用“ 伯伯” 一个词称谓。二是称谓词减少,耒阳亲属称谓中不分大小，同辈同类亲属用一个称谓。 称谓词的减少,也与普通话的影响和渗透不无关系。一些方言色彩浓的古老的称谓词年轻人常常会弃置不用, 久而久之也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