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专题
课 程 论 文
题目成语和历史典故中的中国文化意蕴序号 53
学院与专业外国语学院日语1301 成绩 姓名许志武学号 1311030129
成语与历史典故中的中国文化意蕴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上下五千年的文化积淀构成了四大文明古国的中国。中国文化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得到了丰富和发展，内容庞杂而又包容的中国连绵不断的历史和文化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民的精神和灵魂。在庞杂而又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中，成语和历史典故无疑是其中的璀璨的明珠。中国社会长达五千年，连续不断的纷繁多彩的历史故事或奇人异事或历史经验教训多以成语典故的形式在民间流传至今。譬如，韩愈的“醉翁之意不在酒”、“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沉鱼落雁”、“刻舟求剑”、“掩耳盗铃”、“揠苗助长”、“引狼入室”。
中国文化繁杂，包容性极强。关于中国人的一些根深蒂固的一些文化遗风势必要在中国文化中找到答案。关于中国的成语与历史典故必然离不开中国古代经典的“信、忠、孝、志、德、谋、义”。“一诺千金”的季布、“千里走单骑”的关羽、“破釜沉舟”的项羽，“兔死狗烹”的韩信、“闻鸡起舞、凿壁借光、甚至是头悬梁锥刺股的苏秦。“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张良、“七擒孟获“的诸葛亮。还有“孟母三迁”、“相濡以沫”、“同室操戈”、“黄粱一梦”、“鲤跃龙门”、“点石成金”、“舍生取义”、“士为知己者死”、“知耻而后勇”、“刎颈之交”、“自强不息”等等成语典故及其代表中国的文化意蕴。聂政、豫让、专诸、孟子、季布、关羽、苏秦、吕蒙、张良都是中国文化中的优秀人物。
对于中国的文化典故本文探讨中国的“义”、“忠”、“信”、“志”。 “义”是中国古代文人、哲人机器追求并且实践的一个及其志高的人生目标。“义”在古代是一个哲人喜欢讨论的范畴。在对待生于死、利与义的问题上，两千多年前的大思想家孟子曾说：“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从此，舍生取义成为古往今来千千万万中国人奋发向上、百折不挠的精神支柱；作为一种进步的人生观被一代代仁人志士当作评估人生价值的标准。这种民族精神具有巨大的历史震撼力和时空穿透力，一直闪耀着人文精神的光辉。侠胆的荆轲，高吟：“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终于血洒秦宫，慷慨就义，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绝唱留于后世的状元郎文天祥，用自己的生命为舍生取义作了最好的注解；直至近代，“一腔碧血勤珍重”的秋瑾女侠、“我以我血荐轩辕”的鲁迅先生，无不是舍生取义的楷模。人的生命是非常宝贵的，但是有比人的生命还宝贵的东西，就是“舍生取义”。
“忠”是中国封建王朝及其推崇的一种品质。忠诚和信义为中心的文化，是儒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历朝历代关于被供奉由人成为“神”就是一个列子。忠诚和信义为中心的文化，是儒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历代王朝把关羽当做“忠义”的化身，关羽的地位被抬得越来越高，“由侯而王”，“旋而进帝”，最后被尊为“武圣人”。陈隋间，佛都徒假托关羽显灵，在当阳首建关庙。唐建中三年(782年)，关羽被列为古今六十四名将之一，放进武庙，配享姜太公。宋代以后，关羽便被带上“武圣”的桂冠。默默无闻了800年的关羽，被宋徽宗连升三级：先封“忠惠公”，再封“崇宁真君”，又封“昭烈武安王”和“义勇武安王”。元文宗封关羽为“壮缪义勇武安显灵英济王”，明神宗封之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震天尊关圣帝君”，又把关羽庙长格为“武庙”，与文庙—孔庙并列。在中国戏剧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曾经出现过“三国戏”热，许多著名的剧种都有相当数量的“三国戏”和“关公戏”。“忠”与“义”在先秦之前，是两个相对独立
的概念。在儒家的经典思想里，“忠”指的是尽心竭力为人办事，当时并不分对上与对下。正如孔子所说，“为人谋而不忠乎”（《论语?学而》）。而“义”则是指“事之宜”，指思想行为符合一定标准。《礼记?中庸》指出：“义者宜也。”韩愈在《原道》中也说得很明确：“行而宜之之谓义”。先秦以后，随着封建君主制意识形态的确立，“忠”的概念逐步转化为下对上、特别是臣对君的道德观念；而“义”的概念，则逐步转化为同类人之间互相对待的道德观念。汉代以后，随着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忠义”开始连缀出现。人们用“忠义”来称赞一个人的道德品质，说明他既能对上讲忠，也能对同类人讲义。后来随着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巩固与发展，“忠”的含义越来越固定，直至被完全局限于君臣之间的个人单向度关系中。而“义”的含义却在表现同类人的关系这个大范围内越来内涵越丰富，甚至成为地方武装联合，民间组织结盟的一种精神纽带。这种臣民之间结义行为，显然对巩固封建皇权统治地位不利。于是，为了防止这种“义”的观念越出“普天之下莫非王臣”之“轨”，朝廷的谋臣策士们便有意在“忠义”二字连缀上下功夫，努力把臣民之间的结义，控制在为朝廷尽忠的政治框架内，努力用“忠”来诱导“义”效力朝廷。这也是中国统治者推崇“忠”的真正动机所在。忠君报国，受到历代褒扬；忠君招安，则遭到无情鞭笞。远的且不说，同样发生在大宋王朝的几桩与“忠义”有关的传奇故事，就显得泾渭分明：“满门忠烈”的杨家将，保的是大宋江山；铁面执法的包拯，为的是宋王爷的社稷；“精忠报国”的岳飞，也是为的南宋朝廷。他们都被历代推崇备至、褒扬有加。提到“忠心报答赵官家”替天行道的宋江，人们就谈《浒》色变了，这无疑反映了统治者的真实想法。
“信”是中国文化里面独特的，也是极其重要的一部分。古代有“一诺千金”、“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史记·季布栾布列传》：“得黄金百，不如得季布诺。”宋词人晏殊，素以诚实著称。在他十四岁时，有人把他作为神童举荐给皇帝。皇帝召见了他，并要他与一千多名进士同时参加考试。结果晏殊发现考试是自己十天前刚练习过的，就如实向真宗报告，并请求改换其他题目。宋真宗非常赞赏晏殊的诚实品质，便赐给他“同进士出身”。晏殊当职时，正值天下太平。于是，京城的大小官员便经常到郊外游玩或在城内的酒楼茶馆举行各种宴会。晏殊家贫，无钱出去吃喝玩乐，只好在家里和兄弟们读写文章。有一天，真宗提升晏殊为辅佐太子读书的东宫官。大臣们惊讶异常，不明白真宗为何做出这样的决定。真宗说：“近来群臣经常游玩饮宴，只有晏殊闭门读书，如此自重谨慎，正是东宫官合适的人选。”晏殊谢恩后说：“我其实也是个喜欢游玩饮宴的人，只是家贫而已。若我有钱，也早就参与宴游了。”这两件事，使晏殊在群臣面前树立起了信誉，而宋真宗也更加信任他了。子杀猪在中国可谓脍炙人口，曾子与其妻将要去市场，年幼的的孩子想要跟随父母一同前去，一边走，一边哭，曾妻不愿让其跟随，于是就哄骗孩子说：“你回去，等我们回来给你杀猪吃。”孩子就同意了。不久，曾子与其妻归来，曾子提刀捉猪便杀，其妻连忙阻拦，说：“哄孩子的不可当真，”然曾子却反驳妻子的的观点，说：“千万不能骗孩子，孩子小，不懂事，作为父母如果今日失信于孩子，如果孩子将来跟我们学骗人，我们将来还如何教孩子为人立身。”最后，曾子不顾妻子的反对毅然杀猪，不肯失信。商鞅立木为信民无信不立、季布一诺诚信能赢得人心赢得帮助、杨震“不受四知金”不自欺才是真正的诚信。
“志”可谓是中国的历史一大亮点。不论是陈胜的鸿鹄之志，还是项羽的破釜沉舟，或者战国“头悬梁锥刺股”的苏秦，都是后世推崇的楷模。西汉有投笔
从戎的班固，近代又弃医从文的鲁迅，弃医从文的孙中三。东汉末年，有一个人名叫董遇，他从小喜欢学习。不管走到哪里，他身上总是带着书，一有时间就坐下来学习。后来，董遇成了大学者。有人问董遇：“你是怎么读书的？”董遇回答：“我遇到读不懂的书，就反复地看，反复地读。”这个人反问：“反复读一本书，哪有那么多时间呢？”董遇说：“那就利用‘三余’的时间。”这个人好奇地问：“什么是‘三余’的时间？”董遇说：“冬天是一年的剩余，夜晚是白天的剩余，下雨天是晴天的剩余。只要用好了这‘三余’时间，就有时间读书了。”，孔子“三十而立”，春秋时期，大教育家孔子的父亲死得早，家里很穷困。孔子的母亲带着他，靠给人洗衣服、做针线维持生活。而孔子从小就勤奋好学，
他一边干活，一边学习，读了很多诗书，并学会了各个国家的礼仪。随着孔子的学问越来越深，他的名声也越来越大，慢慢地有许多人来向他求教学习。在孔子30岁那年，他创办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所私塾。只要是诚心来学习的人，不分贵贱，孔子都用心教导。由于孔子知识渊博，而且课也讲得好，所以他的弟子越来越多，他的私塾最终得到了社会的承认和支持。战国苏秦也是古代学人之楷模，苏秦从鬼谷子学成之后，出游数载，一无所成，搞得“妻不下纴，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苏秦感叹说：“妻不以我为夫，嫂不以我为叔，父母不以我为子，是皆秦之罪也！”乃闭室不出，出其书遍观之。苏秦苦读太公《阴符》之时，每逢困乏欲睡，便用锥自刺其股。一年后游说列国，被燕文公赏识，出使赵国。苏秦到赵国后，提出合纵六国以抗秦的战略思想，并最终组建合纵联盟，任\从约长\，兼佩六国相印，使秦十五年不敢出函谷关。在历史上留下自己光辉的一笔，中国文化中，“志”更多的和自己的出路仕途联系在一起，无论是班超、还是苏秦奋发图强的直接目的就是实现自己的价值。 “忠”、“信”、“志”、“义”为核心的中国成语或者历史典故，构成了中华文化中最璀璨的明珠，也正是由于有了“忠义文化”和“诚信、义理文化”中国的优秀文化才得以发扬光大。拾取传统文化的合理内核并加以吸收创新，这或许就是我们新一代年轻人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