翩，景未移，行数千”①；曹植《仙人篇》：“韩终与王乔，要我于天衢，万里不足步，轻举凌太虚，飞腾踰景云，高风吹我躯，廻驾观紫薇，与帝合灵符，阊阖正嵯峨，双阙万丈馀，玉树扶道生，白虎夹门枢，驱风游四海”。又如傅玄《云中白子高行》：“陵阳子，来明意，欲作天与仙人游，超登元气攀日月，遂造天门将上谒，阊阖闢，见紫微绛阙，紫宫崔嵬，高殿嵯峨，双阙万丈玉树罗”，“齐驾飞龙骖赤螭，逍遥五岳间”；陆机《前缓声歌》：“游仙聚灵族，高会层城阿，长风万里举，庆云郁嵯峨”，“肃肃霄驾动，翩翩翠盖罗，羽旗棲琼鸾，玉衡吐鸣和，太容挥高弦，洪崖发清歌”。又如何承天《临高台篇》：“临高台，望天衢，兰飘然轻举陵太虚，携列子，超帝乡，云衣雨带乘风翔”，“倾霄盖，靡电旌，降彼天途颓窈冥”；沈约《前缓声歌》：“羽人广宵宴，帐集瑶池东”，“九疑轥烟雨，三山驭螭鸿，玉銮乃排月，瑶軷信凌空，神行烛玄漠，帝旆委曾虹，箫歌美嬴女，笙吹悦姬童，琼浆且未洽”。诸如此类，种种描写和想象，无不眩人眼目，令人心醉神迷，大大丰富了两汉神仙境界，拓展了道教文学视野。
与各种描写和想象相关，六朝文人乐府抑且紧密结合成仙典故，在吸收和继承两汉乐府叙事经验的基础上，不同程度地展现了中古时代的叙事诗成果。据笔者研究，昭示神仙意趣的六朝乐府拟作，就其叙事程度高低而言，大体分为三类诗歌：
（一）注重于描述、说理或者吟咏，几乎不存在叙事特质者
譬如曹操《精列》、《秋胡行》第二首，曹植《桂之树行》、《陌上桑》，刘孝胜《升天行》，陶弘景《告游篇》，谢灵运《缓声歌》，萧衍《上云乐》，沈约《前缓声歌》，谢燮《方诸曲》，王褒《轻举篇》，张华《萧史曲》，高允《王子乔》，张正见、鲁范同题《神仙篇》等。
（二）偏重描述、说理或者吟咏抑且存在隐性叙事者
譬如曹操《气出倡》、《陌上桑》，曹植《升天行》、《远游篇》、《仙人篇》、《平东陵行》、《苦思行》，傅玄《云中白子高行》，陆机、孔宁子同题《前缓声歌》，何承天《临高台篇》，鲍照《代升天行》，萧绎《飞来双白鹤》，戴暠《神仙篇》，高允生《王子乔行》，陆瑜《仙人揽六著篇》等，此类诗歌数量最多，其中蕴含的故事情节及其先后次序安排，实际上服务于歌者的性情和创作主旨。
（三）呈现出明显叙事特征者
譬如曹操的《秋胡行》第一首，透过丰富的民歌艺术技巧，读者倘若联结“晨上散关山，此道当何难，牛顿不起，车堕谷间，坐盘石之上，弹五弦之琴，作清角韵，意中迷烦”、“有何三老公，卒来在我傍，负揜被裘，似非恒人，谓卿云何，困苦以自怨，徨徨所欲，来到此间”、“我居昆仑山，所谓者真人，道深有可得，名山历观，遨游八极，枕石潄流，饮泉沉吟不決，遂上升天”、“去去不可追，长恨相牵攀，夜夜安得寐，惆怅以自怜”诸句，就不难发现遇仙事件之前后因果。而诗末所谓“正而不谲，乃赋依因，经传所过，西来所传”，亦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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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了这种叙事体制。至于曹丕《折杨柳行》前段曰：“西山一何高，高高殊无极。上有两仙僮，不饮亦不食。与我一丸药，光耀有五色。服药四五日，身体生羽翼。轻举乘浮云，倏忽行万亿。流览观四海，茫茫非所识。”曹植《飞龙篇》言：“晨游泰山，云雾窈窕。忽逢二童，颜色鲜好。乘彼白鹿，手翳芝草。我知真人，长跪问道。西登玉台，金楼复道。授我仙药，神皇所造。教我服食，还精补脑。寿同金石，永世难老。”鲍照《代淮南王》云：“淮南王，好长生，服食錬气读仙经。琉璃药椀牙作盘，金鼎玉匕合神丹。合神丹，戏紫房，紫房綵女弄明珰，鸾歌凤舞断君肠。”种种叙述，虽属撰者构想人仙遇合之事，却有如仙传小说、道教仙话之情节以及程式，不失为六朝文人乐府的重要叙事成果。
文学史家普遍认为，两汉乐府因其注重选取生活镜头，故事情节完整曲折、跌宕起伏，人物形象各具特色、绝无雷同，叙事详略得当、繁简有法，以及寓言诗的成就，被视为中国古代叙事诗成熟的标志。事实是，以反映神仙思潮为题材特色，汉代舞曲歌辞《淮南王》，杂曲歌辞《艳歌》，相和歌辞《王子乔》、《长歌行》、《董逃行》等，虽然难以代表这个时代叙事诗的最高成就，但是在人物情节、过程感亦即前后因果和叙述次序方面，依然较为明显地传达出了某种角度、某种层面的故事性。而从总体上看，蕴含神仙意趣的六朝文人乐府，其叙事成就其实不亚于两汉相关的民歌。
值得指出的是，与各种描写、想象以及叙事直接相关，六朝文人乐府还很大程度上结合了道教学理和修行法门，从另一种角度昭示出了神仙意趣。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认为：“追求长生、思慕西方昆仑山、东方蓬莱山这些仙人的世界，也是乐府还是作为市民之歌而存在的时代所反复歌唱的主题。曹操的诗歌也多次继承了这一主题。”[15]事实上确是如此。曹魏乐府一方面传达出羡仙、求仙、游仙等时代意识，另一方面亦不时关注道教学理和修行法门。曹操《气出倡》曰：“解愁腹饮玉浆，奉持行”，“百道至，传告无穷，闭其口但当爱气”，“神仙之道，出窈入冥，常当专之，心恬憺无所愒欲，闭门坐自守，天与期气，愿得神之人，乘驾云车，骖驾白鹿，上到天之门，来赐神之药，跪受之敬神齐，当如此道自来”，其《陌上桑》亦言：“受要秘道爱精神，食芝英，饮醴泉，拄杖桂枝佩秋兰，绝人事”。与此类似，曹植《远游篇》曰：“琼蕋可疗饥，仰首吸朝霞”，其《桂之树行》亦言：“教尔服食日精，要道甚省不烦，淡泊无为自然”。又，傅玄《云中白子高行》有：“龙仙神仙，教我灵秘”，鲍照《代升天行》有：“五图发金记，九籥隐丹经”，萧衍《上云乐》有：“碧简吐玄门，至道虚凝，冥然共所遵”，戴暠《神仙篇》有：“安平醖仙酒，渤海转神丹，初飞喜退凤，新学法乘鸾，十芒生月脑，六焰起星肝”，卢思道《升天行》有：“煎为返魂药，刻作长生文”，诸家拟作实与曹魏乐府一道，共同彰显出了唐前道教文化的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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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六朝文人乐府的时代文学特征
客观而言，因为帝王对神仙信仰的倡导，两汉乐府通过对神仙形象的刻画、对人仙同游场景的描摹、对神仙生活的艳羡等，表现出了真正意义上的列仙之趣；而结合中古时代不同形态的诗歌作品，六朝文人拟作对神仙意趣的抒写，已然形成了一种承前启后的时代风尚。更为重要的是，六朝文人乐府还在人文思想、审美风尚、文化效应等方面，具体呈现出了某种时代文学特征。
第一，六朝乐府歌者求仙、慕仙、游仙之意与其咏怀之旨，与其深究物理之理性认识以及对宗教信仰的清醒态度并存不悖。
类似于中古人文思想之基本特征，六朝文人乐府亦曾客观展现出诗人乐生恶死、追逐神仙的主题，继而试图超越个体生命的有限性。但是阅读作品，我们可见曹操《精列》所言“愿螭龙之驾，思想昆仑居”，其思想基础在于：“厥初生，造化之陶物，莫不有终期，莫不有终期，圣贤不能免”，“周孔圣徂落，会稽以坟丘”，“陶陶谁能度，君子以弗忧”；其《秋胡行》则言：“壮盛智惠，殊不再来，爱时进趣，将以惠谁，汎汎放逸，亦同何为”。鲍照《代升天行》亦曰：“倦见物兴衰，骤睹俗屯平，翩翻若回掌，恍惚似朝荣，穷途悔短计，晚志重长生”。结合对自由长生的咏叹和期盼，这种对忧生、忧世以及惧死的嗟伤，不失为魏晋南北朝士人面对时代的普遍思考。不仅如此，曹操《精列》又言：“思想昆仑居，见欺於迂怪”，其《善哉行》直言：“痛哉世人，见欺神仙”，其《秋胡行》则云：“二仪合圣化，贵者独人不，万国率土，莫非王臣，仁义为名，礼乐为荣，歌以言志”，曹丕《折杨柳行》末言：“王乔假虚辞，赤松垂空言，达人识真伪，愚夫好妄传，追念往古事，愦愦千万端，百家多迂怪，圣道我所观”，何承天《临高台篇》末言：“辞仙族，归人群，怀忠抱义奉明君，任穷达，随所遭，何为远想令心劳”，等等。这里，从最初的因为忧惧而向往长生久视，到透视神仙虚妄以至回归儒家之道，六朝诗人较为复杂的心路历程及其沉重和无奈，于此得以淋漓尽致地呈现出来。
第二，六朝乐府歌者抑或惯于咏唱成仙典故，抑或乐于在诗歌中堆砌典故、驰骋词藻以及表现骈词俪句，客观印证了文人乐府受到同时代文风的浸润。
关于前者，譬如张华、江总的同题诗作《萧史曲》，亦即围绕着萧史弄玉的传说予以展开，又如高允生《王子乔行》、高允《王子乔》同咏仙人王子乔故事，又如鲍照《代淮南王》吟咏淮南王白日升天之事，又如萧绎《飞来双白鹤》咏唱辽东丁令威学道成仙之事。这些诗作大多模拟两汉民歌中的相关主题叙事，并且依据作品的本事渊源来进行文学演绎，可与同时代仙话、仙传叙事和志怪小说相互发明。关于后者，譬如刘孝胜《升天行》：“尧攀已徒说，汤扪亦妄陈。欲访青云侣，正遇丹丘人。少翁俱仕汉，韩终苦入秦。汾阴观化鼎，瀛洲宴羽人。广成参日月，方朔问星辰。惊祠伐楚树，射药战江神。阊阖皆曾倚，太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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岂难亲。赵简犹闻乐，周储固上宾。秦皇多忌害，元朔少宽仁。终无良有以，非关德不邻”；又如陆机《前缓声歌》：“宓妃兴洛浦，王韩起太华。北徵瑶台女，南要湘川娥”；尤其是张正见《神仙篇》：“玄都府内驾青牛，紫盖山中乘白鹤。浔阳杏花终难朽，武陵桃花未曾落。已见玉女笑投壶，复睹仙童欣六博”；以及卢思道、鲁范同题之作《神仙篇》；等等。由于连篇累牍地使用对偶和典故，以至每句必有出处，风格典雅而又绮丽，由此得见六朝诗歌的审美风尚。
第三，六朝文人乐府客观昭示的神仙意趣及其文化效应，实可与同时代其它诗歌作品、辞赋文学以及小说叙事等种种文学形态相互参证乃至交互影响。
六朝彰显神仙道教的文学作品，实际上程度不等地表现为各种文学体裁抑或文本形态。前述志怪小说存诗、道教典籍存诗、游仙诗、步虚词，以及其它文人诗对神仙意趣的昭示，以至游仙诗与步虚词、文人乐府交相辉映，即为明证。而考察六朝辞赋，从挚虞《思游赋》到郭璞的《江赋》、木华的《海赋》、孙绰的《游天台山赋》、吴均的《八公山赋》，从曹植《洛神赋》到张敏的《神女赋》、谢灵运的《江妃赋》、江淹的《水上神女赋》、陶弘景的《水仙赋》，从桓谭《仙赋》到胡综的《凌仙赋》、陆机的《列仙赋》与《凌宵赋》、陶弘景的《云上之仙风赋》，可见以游历、写景、咏物、神女、列仙等为主题倾向的辞赋作品，因其或多或少关联道教以及神仙文化，足以与同时代不同类型的诗歌和叙事文学互为参照。
毋庸置疑，诗歌、辞赋、小说等不同文学体裁，往往因为受到道教文化的深入影响，抑或幻构同一意象，描绘同一情景，抑或陈述同一情节，吟咏同一典故，从而综合展示出宗教思潮及其文化效应的普遍意义。这里，且不说曹丕的《折杨柳行》甚而被后人称作《游仙诗》、《长歌行》，《搜神记》、《拾遗记》等志怪小说，《神仙传》、《真诰》、《周氏冥通记》等道教典籍以及其它多种仙传叙事，它们往往针对同一本事而进行各具特色的文学演绎，彰显出浓郁的道教氛围。最为典型的例证是，仙传小说、道教典籍往往与神仙诗、文人乐府关联颇深，前者构成后者的本事背景。譬如萧绎《飞来双白鹤》吟咏的丁令威得道成仙之事，同时出现于《搜神后记》以及后来的道经和仙传之中，有关淮南王刘安、王子乔等人的成仙细节，亦成为不少诗歌咏唱的话题。值得一提的是，六朝各种文学习惯于在描述、说理或者吟咏之中涉及神仙、仙境以及人仙遇合情节，其中的“游仙”意识非常强烈。因为受到道教文化的影响，同一作家往往创作出不同形态的文学作品，共同彰显出这个时代的神仙意趣。譬如三曹以“仙诗”题名的徒诗，往往与其文人乐府拟作异曲同工；又如道士陶弘景的游仙诗、道教典籍存诗、仙传叙事甚至辞赋文学，亦往往与文人乐府拟作契合无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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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本文征引文人乐府，参考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8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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