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迁都”,有多少种选择
中国迁都之说始于1980年，此后30年，每一次环境事件都会引发民间对于迁都的争论与猜想。
2010年年末的“迁都”之议，“导火索”竟然是北京的“惊天大堵”。央视著名主持人白岩松以“令人崩溃”、“惨不忍睹”的字眼来形容，称其可以在北京堵车史上记下一笔。全国工商联房地产商会理事陈宝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北京“首堵”已成常态，不“迁都”很难改变城市的路况。2010年12月13日，上海学者沈晗耀也提出，要想解决北京近期集中爆发的城市病，“迁都”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迁都”之议不绝如缕
最早提出“迁都”的人，是学者汪平先生。
1980年初，首都经贸大学教授汪平上书，提出了将首都迁出北京的问题，从此提议北京迁都的序幕拉开，呼声不绝于耳。
1986年，又有学者又提出北京面临迁都的威胁，一度引起极大震动。
2006年，凶猛来袭的沙尘暴，将“迁都”的提议推向高
潮。当年3月，参加全国人大会议的479名全国人大代表，联名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议案，要求将首都迁出北京。此后，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发出酝酿已久的迁都建议书：“中国北方的生态环境已经濒临崩溃。我们呼吁：把政治首都迁出北京，迁到中原或南方。”随后他上书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建议分都、迁都和修改宪法。
2007年11月，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在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文，认为中国应认真考虑迁都。梅新育说，如果北京继续充当首都，不仅对整个国家的发展构成了额外的负担，城市自身也走入了死胡同。 2008年2月，民间学者秦法展和胡星斗合作撰写长文《中国迁都动议》，提出“一国三都”构想，即择地建立一个全新的国家行政首都，而上海作为国家经济首都，北京则只留文化职能，作为文化、科技首都。
高昂的运转成本难以支撑
在我国各大中心城市的发展过程中，北京从中央得到的各种支持最多，但巨大的投入并未产生相应的效应，反而面临多重危机的冲击，原因何在？原因是这座文化古都既是全国政治、文化、军事和经济管理中心，又是北方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事实上还有全国交通、金融、信息、教育、科研
等中心的职能。
20世纪80年代初，中央就对北京的城市性质、功能明确了方向：“北京是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首都，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90年代初，国务院专门就首都的城市性质定位问题下发了正式决定，明确了首都北京应按“全国政治、文化中心”的城市定位进行建设。但多年来的实际情况是：北京经济、政治、文化“三驾马车”一齐奔驰，结果导致城市过度臃肿，人口过度密集，资源、交通、住房不堪重负，使市政府解决这些问题显得力不从心，而旧城的改造又在不断蚕食文化遗产。另外，脆弱的生态系统更是令人担忧，因为北京是一座位于沙漠边缘的城市。当年听说北京附近的沙漠以每年3.5公里的速度向南推进，35年后中国政治中心所在地的北京将是荒漠一片时，朱?F基总理非常震惊，说如果不能遏止沙漠化，首都最终可能要迁出北京。 以中国之大，由北京一市兼顾经济中心、文化中心、政治中心之职，对有3000年历史的古都来说，确实不堪重负，城市规模不得不无限制扩大，城市的有限空间受到多种功能的挤压，脆弱的资源与生态系统无法承受。一言以蔽之，城市功能的过分集中，带来了普遍的生态环境和人口膨胀的压力；丰富的文化资源优势远远未发挥出来，甚至不断遭到破坏。随着城市规模和人口的超常规发展，这一趋势有日益恶化的趋势，高昂的运转成本是北京难以支撑的。
首都为国家中枢之地，一般不轻言迁离，但随着国家整体战略的转换，迁都或许可以成为调整国民收入分配、保持国家活力的重要手段。有观点认为，如同经济中心可能有多个一样，政治中心也可能分散。这种政治中心的分散，可能是横切的，例如南非有三个首都，分别代表行政、立法、司法三个权力。
几乎每个历史稍长的国家，都有迁都的经历。纽约、费城曾是美国首都，开封、洛阳、长安、南京曾是中国首都，波昂曾是联邦德国首都，里约热内卢曾是巴西首都，圣彼得堡曾是俄罗斯首都。日本、韩国由于首都人口过密，如今也都在讨论迁都。日韩迁都的理由是人口急剧膨胀、交通堵塞、大气污染、住宅拥挤、财富过分集中、战略安全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北京也都不同程度存在着。
迁都有利于经济重心的转移？
新世纪以来，在开发西部的热潮中，也有人提出迁都西安，以实现国家发展战略的真正转型。2010年12月13日，上海华顿经济研究院院长沈晗耀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的一番言论，把“迁都”之争再次推向高潮。
这是沈晗耀第一次公开谈论“迁都”话题，他认为要想解决北京近期集中爆发的城市病，迁都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沈晗耀说，他所认为的新都选址，不应该是一个已经成型的大中型城市，而是再造一个新城。与大多数建议者一样，沈晗耀将“新都”的选址定在中原地区或长江流域，较佳的两个地址：一是湖南岳阳，一是河南信阳，而距离武汉二三百公里的地方都是最佳的选择。他的理由是，这些地方水资源充沛、交通便利、地势平坦。更重要的是，迁都能够带动中西部的发展，有利于经济重心的转移。
但即使在民间，30年来各种“迁都”建议也并非得到一边倒的支持，有许多人提出了反对意见。谨慎派比较认同的理由是：“迁都”是一项重大决策，应该慎之又慎，否则会影响国家的政治基础，也影响社会稳定。反对派则直言，从国家发展和军事战略来看，北京背依大山，前控平原、海洋，符合定都的规律，虽然北京现在遇到一些发展难题，但这些问题总能找到解决方案。对于目前北京承载过重的职能，对策应是分散北京的城市功能，而不是简单的“迁都”。“迁都”并非当务之急，也没有必要。 为北京“减压”的4种设想
概括起来，30年来关于北京迁都的建议，人们有4种设想：
一是维持北京的首都地位不变，只对城市结构和职能稍作调整。对于北京发展中遇到的障碍，应该采用严格控制人
口增长、建设卫星城、增加基础设施投入、改变部分土地使用功能等办法加以解决。
二是建设“副都”。主要是分担城市中心区过于庞杂的部分功能，在中心区和周围地区的分中心区之间起桥梁作用。总规模以80万――100万人口为宜，地点在北京近郊的顺义、昌平一线，或河北的涿州、廊坊等地。
三是实行“双都”或“陪都”制度。“双都”一般是指一个政治首都，一个经济首都。世界上有几个国家实行这种制度，如荷兰、南非等。具体实施方面，有人提出以北京为政治首都，上海为经济首都；有人提出可考虑在西安、武汉、成都、兰州等城市中选择一到两个作为“陪都”，以解决中国实际存在的东西和南北巨大的不平衡问题。
四是“迁都”。选择一个佳地建立新都，一来为北京“减压”，二来改变目前区域发展严重失衡的局面，树立21世纪中国的新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