域,确实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乐园。那里占统治地位的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5] 但这一切都发生在流通或交换领域,一旦进入生产领域,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过程的背后,在深处,进行的完全是不同的另一些过程,在这些过程中个人之间表面上的平等和自由消失了。马克思精辟地分析道:“表现为最初行为的等价物交换,已经变得仅仅在表面上是交换,因为,第一,用来交换劳动力那部分资本本身只是不付等价物而占有的别人劳动产品的一部分,第二,这部分资本不仅必须由它的生产者即个人来补偿,而且在补偿时还要加上新的剩余额。这样一来,资本家和个人之间的交换关系,仅仅属于流通过程的一种表面现象,成为一种与内容本身无关的只能使它神秘化的形式。劳动力的不断买卖是形式。其内容则是,资本家用他总是不付等价物而占有的别人的已经物化的劳动的一部分,来不断再换取更大量的别人的活劳动。”[6]因此,雇佣关系如果说是“平等”和“公正”的话,那只是表面现象,在这种表面现象，形式正义之下掩盖着实质上的不平等和不公正。
另外，马克思是从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正义性来否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正义性的。诚如马克思所说，“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奴隶制是非正义的”。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非正义的。马克思基于对资本主义固有的基本矛盾――
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不可调和的冲突――的历史分析,确证了资本主义制度已日益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和社会历史进步的障碍从而必然灭亡的命运。马克思指出：“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7]而后资本主义社会产品或收入分配的正义原则就是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的两个正义原则：“依据劳动贡献分配”和“依据需要分配”。在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社会）的分配原则，每个人依据其劳动贡献进行分配；在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则将是一个生产力高度发展,消灭了私有制、阶级、剥削和压迫,人与人之间平等合作,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实行按需分配的社会。他是这样来具体描述这个目标的:到那时“,把生产发展到能够满足所有人需要的规模;结束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情况;彻底消灭阶级和阶级对立;通过消除旧的分工,进行产业教育,变换工种,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通过城乡的融合,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的发展。”[8]马克思还认为,正义是人类社会
的崇高境界, “真正的自由和真正的平等只有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才可能实现；而这样的制度是正义所要求的。”[9] 三
2006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一决定专门论述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问题，并明确提出“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这在我们党建国以后的全会决定中尚属首创。在这一重大历史转变时期，学习和研究马克思的经济正义思想显然是非常必要的。
依据马克思的经济正义思想，我们评价当今中国社会的公平正义，也必须与当代中国的社会生产方式相适应、相一致。
目前，我国社会的生产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首先是公有制经济的比重逐步下降，各种形式的非公有制经济的比重上升。据原国家统计局长李成瑞在《关于我国目前公私经济比重的初步测算》一文中的分析，2005年我国公有制经济与私有制经济在三大指标中所占的比重大体如下：1、资本：公私经济(二、三产业)所占比重分别为：53%与47%；2、就业人员：公私经济(二、三产业)所占比重分别为：39%与61%；
3、国内生产总值：公私经济所占比重分别为：39%与61%。还有研究指出，目前，国民生产总值中公有制经济比重已经不到40%，工业生产总值中国有工业比重已下降到20%左右。其次，非公有制经济还在以比公有制经济更快的速度递增，而公有制经济继续缩减的趋势非常明显。据研究，1986年至2005年，全国社会总资产年递增17%，其中公有制经济（包括国有经济、集体经济以及混合所有制企业中的公有份额，下同）年递增13%，低于平均增长幅度；非公有制经济（包括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以及混合所有制企业中的私有份额，下同）年递增30%，远高于平均增长幅度。值得注意的是，2001年至2005年，非公有制经济资产的增长呈越来越快的趋势，五年增长1.5倍，其中私营经济增长2.1倍，外资经济增长1.3倍；而公有制经济资产的增长呈越来越慢的趋势，五年增长38%，其中国有经济增长47%，集体经济增长18%。这样，公有制经济资产所占比重从1985年的94.1%下降到2005年的48.8％；相应地非公有制经济资产所占比重从1985年的5.9%上升到2005年的50.9％。[10]根据上述材料以及国内更多的相关研究可以看出，我国社会目前实际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多种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当代中国的社会生产方式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混合生产方式（或者可称为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既然当代中国的社会生产方式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
的混合生产方式，且这种生产方式将长期存在下去，我们就不能从抽象的意义上，而应该从这种生产方式自身的尺度去评判和构建正义。首先，我们现在还不能轻易地用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正义性来否定现有生产方式的正义性。实际上，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回答“能不能一下子就把私有制废除”的问题时早就指出：“不，不能，正象不能一下子就把现有的生产力扩大到为建立公有经济所必要的程度一样。因此，征象显著即将来临的无产阶级革命，只能逐步改造现社会，并且只有在废除私有制所必需的大量生产资料创造出来之后才能废除私有制。”[11]尽管我们坚信，无产阶级及其代言人运用自己的正义标准去批评资本主义分配是有理有据的，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不正义的。但因为我们不能一下子就把现有的生产力扩大到为建立公有经济所必要的程度，我们还只能采用这种生产方式。在不否定这种生产方式的存在价值的前提下，我们应该积极地完善它，尽量减轻它的非正义性，增进和扩大它的正义性。如前所述，马克思所肯定的只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交易正义，并未肯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生产正义和分配正义。恰恰相反，马克思激烈批判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生产非正义和分配非正义。马克思还认为，是生产决定分配，是生产正义决定了分配正义。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不对生产方式进行彻底的革命，就不能对社会分配方